张忌《南货店》:我终于写出了自己想写的东西
来源:澎湃新闻 | 时间:2020年07月16日

  记者罗昕 实习生周心怡

  紫檀的算盘,象牙的秤。热腾腾的豆浆,喷喷香的油豆腐……张忌新作《南货店》的开篇便是烟火气十足。

  在这部长篇小说里,已然淹没在岁月长河中的供销系统南货店再度焕发光彩:店里伙计会“玻璃瓶里抓小糖”,一把抓下去,想抓几粒便是几粒,还会包三角包、斧头包,捆酒瓶,头顶盲打算盘,快速卷布匹。就连“打酒”这么个小事,张忌也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百多字:

  “酒提要轻轻放入酒缸,不能直直往下压,酒提一压,酒水翻动,缸底的东西浮上来,酒就混了,吃酒的人就不欢喜了。酒提要慢,小心斜着,让酒自然灌到里头。酒有粘性,出酒埕时要稳,要戴一顶酒帽儿,显得这一提酒满满当当,都要漫出来了,顾客看了高兴,以为占了便宜,以后就欢喜到你这里来。”

  回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南货店,人们打酒论提,买烟按支,取饼称重。张忌不厌其烦地细写每一件“物”的数量、成色、质地以及它们与人的关系。在一页有关村里办酒的描写里,光是香烟就有“上游牌、新安江牌、一桌两包、一人四支、嘴里叼着、耳边夹着”等等数十种描述。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我要特别强调的是,那时候的香烟,那时候的物资,是人们生活里特别重要的一个事情。”

  故事便以南货店为背景展开:1970年代末,秋林被分配到一个偏远的南货店当售货员,在人来人往中见识了各种人情世故。80年代末,供销社来了一个新主任,将他调到县供销社当秘书股股长。随着时代变革,后来的秋林迎来了一个个人生高峰,曾经的价值观也受到了一次次剧烈冲击。

张忌收藏的小插人将近一千个。

  “对于《南货店》,我的感觉是我一直从事的写作,或者说我选择的这门手艺,我心里最初的东西,到现在终于实现了。”张忌坦言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在自己的小说里感到困惑与迷茫。但从五年前的《出家》到现在的《南货店》,他越写越舒服,他相信自己写出了自己最想写的东西。

  《南货店》首发于《收获》长篇专号2020年春卷,近日由中信·大方推出单行本。6月,张忌受朋友之邀来上海进行剧本创作,期间就新作《南货店》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

《南货店》首发于《收获》长篇专号2020年春卷。
今年7月,《南货店》由中信·大方推出单行本。

  在现实生活中,张忌同样对瓷器石雕坛坛罐罐等小物、旧物充满了兴趣。刚到上海不久,他就兴冲冲地跑去虹桥古玩城转了一圈。

  “你这个笔很复古啊。”

  在采访间隙,最抓他眼球的居然是记者手中的一支按动多色笔,就是那种一支笔杆里有四根笔芯,按一个颜色就出一个颜色的圆珠笔。

  张忌饶有兴致地说:“这种笔我们小时候也有,不过是只有两种颜色的。”

  【对话】

  “想用我的方式,把一些东西留下来”

  澎湃新闻:你写小说总是从对一个人的疑问开始的。上次的《出家》缘于你遇到了一个去做和尚的同学,你会想:“他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想做和尚”。这次写《南货店》的缘起是什么?

  张忌:2016年我爷爷去世,我跟我父亲聊到了我爷爷的父亲。我父亲说,好像是一个下雨天,我爷爷的父亲穿着蓑衣去余姚打官司,却一直没有回来。后来的故事,我父亲也不是很清楚了。

  但就这么寥寥几句,画面感特别强,让我有了一种特别奇妙的感觉。我在想,他前后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没有回来?一个人的一生,怎么就只留下一幅画面了?

  再后来我想到,从某种程度上说,哪怕面对的是父母亲人,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往往只局限于一个很单一的身份。但父辈那代也经历过青年,他们是怎么过来的?有些东西为什么后来没有留下来?我就想用我的方式,把一些东西留下来。在这个意义上,我想这篇小说还有一点平民史料方面的价值。

  澎湃新闻:你对“父辈那一代是怎么过来的”心生好奇。那在写这篇小说时,在具体的切入点上,为什么选择了“在供销系统工作的人”?

  张忌:在我的判断里,他们是最能代表一个时代——计划经济时代的人。在生活物资紧缺的时候,供销系统从业者是掌握日常物资的人,是很红的。你可以想象,这在当时是一份特别好的行业。

  但是到今天,这么一个在我们的生活里曾经举足轻重的行业,很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了。为什么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知道?当然,这也没有答案,可能其他行业也就这样消失了。但作为一个作家,我看到了这点,我就有写下来的冲动。

  另一方面,我一向特别迷恋旧物和老手艺,供销社这行正好提供了这么一个窗口。因为迷恋,我也乐得为此做案头,找一些资料,采访一些人,专门去看现场演示。这部分讲述大多放在《南货店》的开头,我相信它会对读者进入小说有一种吸引力。不过还是有点遗憾的,因为有些具体的动词用我们当地方言讲特别生动,但它没办法转化到书面语。

  澎湃新闻:家里有人之前在供销系统工作吗?

  张忌:我父亲曾在一个供销社有过短暂的经历,也是售货员这样一个角色,很短,可能就一年。后来他就做警察去了。在供销社鼎盛时期,有的人宁愿舍弃副乡长这样的行政职务,所谓的“公务员编制”,而选择去供销社工作。但是进入九十年代,供销社作为计划经济的一个产业,在商品自由流通中失去了原来的优势,下岗潮也随之而来。我父亲现在就常说一句话:“幸亏做警察了,否则就下岗了。”

  澎湃新闻:在我看来,《南货店》在“父子关系”这块也有很重的笔墨,包括秋林和他的父亲,卫国和他的父亲,齐师傅和他的儿子,吴师傅和他的儿子,马师傅和私生子等等。

  张忌:对,我想《南货店》可能是我写父子关系最极致的一次。比如齐师傅和齐海生,那种纠葛,那种内心想拥抱对方但又顶着劲儿想让对方先服软,真的特别集中体现了我理解中的父子关系。

  澎湃新闻:你一开始写这部小说是因为你和父亲的一次对话,然后想写父辈的经历,然后小说里还写到了这么多父子关系。那么,这部小说是否承载了你自己对父亲的一些情感?

  张忌:那倒没有。但对于中国式的父子关系,我是深有体会的。我和我父亲的交流一向也不多。他是警察,他被调到哪里,我们全家就到哪里,这个状态一直到我念高中才结束。我和我母亲就话很多,什么都愿意讲。但面对我父亲,其实我很想讲,我都想好了怎么讲,但一站在他面前就觉得好尴尬,就是这样。

  张忌

  “在小说里,每一个个体都是有价值的”

  澎湃新闻:如果简单地从故事内容说,小说可以分为秋林在南货店、秋林离开南货店这两个部分。小说的时间线也因此被拉长,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写到90年代。在创作开始你就想到写秋林离开南货店后的故事吗,还是说写着写着就写下去了?

  张忌:开始写这篇小说时我就有一个判断,要从封闭的计划经济时代写到改革开放,当然没有写到后来中国加入WTO,我写的是中间这么一个过程。

  现在人回想起80年代有一些集体记忆,觉得特别浪漫、美好,但是记忆和情绪不会只是单一的。那些从一个经济时代走进另一个经济时代的老商人,他们在80年代经历过什么,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澎湃新闻:小说在故事推动时并没有给出具体又明显的时间点,但读者还是能从故事情节、人物对话、人物变化中感知到时间的变化。比如老干部老戴“下海”,轰轰烈烈,不想伤了老本,默默收场。鲍主任就说:“我们这一代,都是从计划经济时代一脚迈进商业社会,但什么是计划,什么是商业,到现在许多人还是搞不清楚。特别是我们这样吃公家饭的,更是糊里糊涂一本账。莫看我们表面上都是威风八面,要是哪天被扔到社会上,肯定比老戴还不如。”

  张忌:市场经济即将到来时,很多人其实是心慌的。个人在时代变化面前,实在是很渺小。

  比如杜家姆妈的大女儿,就是一个特别好的缩影。她母亲为了她好,从小送去裁缝铺,她自己也特争气,肯吃苦,把这门手艺练好。她最风光的时候,人家找她做件衣服,排队要等几个月。不料后来出现了很廉价的成衣批发,裁缝这行就被淹没掉了。但对于一个人来说,一直的坚持甚至是信仰突然就崩溃了,她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就像是孤魂野鬼一样。这样一个人,其实是好多人的缩影。

  我想说的是,在时代的洪流中,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应付自如,肯定有一批人是被淘汰的。很多地方都有县志、市志,但这些“志”里没有普通人的影子。从某种程度来说,小说可能是要为这些人来立传。在小说里,每一个个体都是有价值的。

  澎湃新闻:这也是文学最有温度的地方。秋林有一个心理活动我挺有印象,是他说在南货店时饿得眼冒金星也不敢偷吃半块饼干,但是现在很轻易就拿着别人送的两箱罐头回家了。这里似乎有一种和过去对话的情结。

  张忌:在小说里,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在怀念过去,哪怕过去很穷,日子紧巴巴的。要说过去都是美好的回忆吗,当然也不是,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家总念着过去的好。这很奇怪。

  当供销系统里这群人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走出来,融入社会,他肯定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就是看影响到什么程度。我想秋林还是守住了自己的底线。

  奇妙的是,《南货店》写的是父辈,但是在好多人看来,我还是在写自己。我想到自己进入工作时也有过特别敏感的时候。因为一些看上去再正常不过的事,你会突然跟自己有个小对话:我以前会这样吗?当然,也有人,比如小说里的许主任就变化极大,到后来完全是两个面貌了。

  应该说,当所谓的改革浪潮打过来了,每个人的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变化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我想展现的是,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变化。不可能说进入一个时间点了,大家全变成坏人了,或者全变成好人了,不可能的。群体是群体,但我还是要把个人的东西一个个拎出来。

  澎湃新闻:我很喜欢《南货店》的结尾。秋林给齐师傅写悼词,他突然发现,天下人活得各不相同,但写在悼词上又没有多少差别。这个结尾,和“一个人的一生,怎么就只留下一幅画面了”有了很奇妙的呼应。你是在今年2月写完这个故事的,还记得结束这个故事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吗?

  张忌:确实非常奇怪,对吗?所有人的一生都在悼词上如出一辙。但是,如果写得与众不同,又不是别人想要的悼词。

  《南货店》的结尾我其实写了三遍,最后才确定下来。因为最后那段是在疫情期间写完的,那个时候的文字也有一种特别的反映。当然,大致的东西我是之前就想好了,有关一篇悼词,但具体如何去表现它,和当时的氛围和想法是离不开的。那时的你不可能完全独立于大氛围之外,那太直接了。

  “《出家》是写我自己,《南货店》写的也还是我自己”

  澎湃新闻:从上一部长篇(《出家》)到这一部有五年了,你的文学观有没有变化?

  张忌:没有。我反而觉得越写越清晰了,越写越坚定了,真的知道自己最想写什么。对于《南货店》,我的感觉是我一直从事的写作行业,或者说我选择的这门手艺,我心里最初的东西,到现在终于实现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生活的理解在小说里是找不到的,就是虽然也在写东西,但感觉怎么写都不是自己真正想写的。等到写完《南货店》那一刻,我会觉得不管是语言还是人物刻画,我真的写得很舒服,我终于写出了自己想写的东西。

  一直以来,我想我的作品不大受现代文学的青睐。我的文学观或者说写作观比较老套,语言是偏《儒林外史》等古典小说那类的。我写的情节往往不像人家写的那么好看,如果我觉得这个情节不符合人物设定,哪怕很精彩,我也不要。在我看来,小说人物是优先于故事情节的。我对我笔下的人物充满了情感。有一个词叫“设身处地”,我写人物就真的是“设身处地”地替他去想。可以说,我的写作观是挺陈旧的,我对写作的理解就是把每一个小的东西解决好。

  最早的时候还有编辑告诉我这个写法是很难有出路的。那当时还年轻,特别容易被其他东西左右,会想最近某种写法挺受欢迎,我是不是也要这样学。应该说,《出家》是我的一个分水岭吧,就是已经在写自己最想写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收获》杂志对我是挺重要的。

  澎湃新闻:你说你内心有真正想写的东西,你慢慢地抓住它了,那么这个“它”究竟是什么?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来看,《南货店》和《出家》确实有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东西,比如人的欲望,人的选择,人怎么面对自己的精神困境。

  张忌:我之前做了一个误判,我说写《出家》是写我自己,写《南货店》是写别人,写众生,我后来意识到其实《南货店》写的也还是我自己。

  我真正想写的东西,是在技术、语言之外,我能把自己也放进这个小说里。我不知道这种话说出来是不是有点拔高自己,但从我的角度来说,我就是这么一个感觉,我写出了我自己的小说。不管在《出家》还是《南货店》,小说人物的困惑也是我自己的困惑。很多困惑在现实中我没法儿回答,那就只能用小说这种方式。这可能也是作家的一个私心吧。

  澎湃新闻:在你看来,比起《出家》,《南货店》是不是更具挑战?人物多了,时间跨度长了,能不能说这是一部“更具野心”的作品?

  张忌:我原先的“野心”是把《南货店》写到三十万字,写出一百个人,最后写了二十多万字,没有一百人也有几十个人。其实这篇小说还可以继续写下去,比如马师傅的小女儿,比如卫国,他们的故事我感觉还能写。

  挑战是一定的,人物多出了很多,也不可能每个人都面面俱到,像托尔斯泰到后面都觉得写人是最难的。而且我对人有一个判断,人是特别复杂的,没有一个人是绝对的好或者绝对的坏。在这两部作品之间,我觉得自己更坚定了写作的方向。我的小说,包括风格之类,不会再去改变。

  澎湃新闻:“定型”的话,是不是也是一种危险?

  张忌:到了我这个年龄段,我觉得挺好的。这个“定”不是一个简单的拍板,不是说仅仅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出来,而是有写作基础、经验、综合能力的共同辅助。

  我写小说差不多快二十年了,现在是我写作以来最美好的年纪。我觉得我对小说的理解不会再有特别大的改变。比如年轻的时候,我对文学,对社会,对世界的判断是不确定的,现在是越来越清晰。

  当然,未来我可能还想追求一些新的东西。但我的小说观可能基本就是这样了,像一个人,它已经成年了。成年以后就不会再长高,只不过有时候可能会变成一个胖子,也可能会让自己身材特别好,但它不会有本质上的变化。

  “对小说和剧本能分得清,所以才开始写剧本”

  澎湃新闻:你现在也做编剧,之前参与了《春天的马拉松》的编剧工作。在你看来,写剧本和写小说有什么不同?

  张忌:我原来的判断是写剧本和写小说差别不大,有文字基础的人都能写剧本,但真的接触了这行后,我发现剧本写作是有很多局限性的。它有很多命题,必须要去遵守。小说可以点到为止,剧本不行,一定要一层层地说明清楚。小说里若总是一来一往的对话,挺low的对吧,但是在剧本里就要这样。总体而言,影视是一个商业行为,剧本是其中工业化的一部分,你要为它服务。小说就不一样了,你真的是一个人说了算,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澎湃新闻:所以,比起写剧本,你还是更喜欢写小说的?

  张忌:小说创作最好的状态是在似是而非之间,就是你好像想清楚了它要怎么走,但是你又不是非常确定。如果像架着台摄像机,那写作的乐趣就没有了,它的乐趣就在于一种未知的状态。我写小说时也不喜欢列提纲,因为如果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在具体完成的过程中就少了很多惊喜。

  有时我写小说,快感来自于闲笔,这部分内容好像可有可无,但确实是你整篇小说里文学质感特别强的地方。但在剧本化的小说里,读者往往是看不到这些东西的。有些小说虽然也在大刊物发表,但一看就是奔着剧本去的,甚至你能感受到这就是电视剧的东西。这类东西你读了以后会觉得功利性非常强,目的性很明确,但小说其实不能那么功利的。

  澎湃新闻:你认为剧本创作对小说创作会有影响吗?

  张忌:就我目前的情况来说,写剧本还是相对被动的,都是别人找来的。但坦白说,写剧本其实也能给写作带来营养。写作有各种各样的状态,有时候需要你非常清晰,这时写剧本的经验就特别有用。打个比方,一集四场戏,每一场戏都是有功能的,剧本创作就要求你对每一场戏的表达都非常清楚。这种自律,对于点的把握,对于节奏的把握,我觉得对写小说也有帮助。

  澎湃新闻:你会警惕自己的小说有剧本的味道吗?

  张忌:我对自己的小说是充满爱惜的,因为它是我感觉最有价值,最有乐趣的事情。否则我可能二三十岁时就去写剧本了。到我现在这个年纪,很多东西已经固定了,我能分得清楚,所以我才有胆量开始写剧本。在技术上,不管是小说改编成剧本还是剧本改写成小说,和原来的文本差异都非常大,或者说,它是两个东西,我不会把它混为一谈,小说是小说,剧本是剧本,对我来说,保持这份警惕性,就是最好的爱惜小说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