畀愚:在繁荣的背后
来源:浙江文学院 | 时间:2020年06月23日

  文/郭春林

  好作家的素质当然有很多,譬如想象力、艺术感受力、语言表达力、形式感,等等。然而,在如今急剧变动的时代,一个好作家恐怕还必须具备较普通人更出色、更敏锐的现实感。

  “现实感”当然是一个并不新鲜的概念。但我并不想稽考其源头,甚至也不想为其下一个中规中矩的定义。虽然就文艺理论史或批评史的角度而言,源头的稽考和使用情况的梳理无疑是学术史乃至思想史的重要组成,但毕竟,就“现实感”一词来说,它似乎并不是一个像模像样的概念,我们多半可以从词面把握其大致的意涵。我理解,现实感的核心就是基于现实判断之上的基本感觉。现实感其实人人皆有。但是,实在地说,正确的现实感并不易得。因为所有人对现实的感觉千差万别,更要紧的是,绝大多数人的现实感或多或少地受制于意识形态化的观念,也可以说,是建立在意识形态之上的,即使我们不在卡尔·曼海姆所谓意识形态即是虚假观念的意义上来理解。意识形态对历史和现实中人的强大影响力、建构力已是不争的事实,更兼如今高度发达的技术支撑和各种资本力量渗透的传播媒介,以及文化霸权直接或间接垄断的各种媒体,已经使我们目迷五色,诸臭莫辨。连基本的身体感觉都遭遇被塑造的命运,而要在纷乱杂陈的现实中发现并确立自己真实的感觉,更是谈何容易。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特别看重来自发达的浙江小镇的畀愚为我们奉献的这些作品。

  一、以繁荣的小镇为切入口

  畀愚自1999年开始小说写作,在近十年的创作过程中已发表百万字作品。就我目前所读到的畀愚作品来看,绝大多数均以浙江东部某小镇为故事的发生地。自然,这与创作学的理论完全相符,作家既出生在这里,也在这里生活、工作,作品以此为主要的空间概念似乎在情理之中。但问题的复杂性显然不是创作理论就可以阐明的。畀愚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批判倾向一方面体现在时间上,即所谓传统与现代;一方面体现在空间上,而在空间上所体现的不只是我们已经从中国近现代文学传统,乃至当代文学写作中总结出来的乡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南与北也成为一个解释性的构架。而这其中也就包含着畀愚对当代中国的理解。

  南方的小镇是他的故乡,也是他此时此刻的家乡。但畀愚的出发点却不是这里,而是遥远的北方乡村,即《寻夫记》中女主角李龙香的故乡。李龙香从遥远的北方出发,去南方的小镇寻找在此打工的丈夫。就小说而言,李龙香所遭遇到的冷漠是畀愚要表现的一方面,当然还有她为儿子读书的理想和寻找的坚忍;而另一方面极有可能被读者,甚至也被作者忽略,即这一空间顺序所反映的现实。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开始的新一轮现代化之路乃是从南方启动的,南方之得风气之先并迅速发展也是有目共睹的;而北方,尤其是广大的北方内陆地区,其发展的速度和程度,即便在三十年后的今天来看,也还不能相提并论。但要紧的是南北间互相错位的想象耐人寻味。已经发达了的南方却有人羡慕起贫困的北方所有的朴素、节俭,特别是其依然存留的传统的民风民俗以及伦理道德;而尚未发达的北方却丝毫体会不到这些,一心渴望着摆脱贫困。其中最根本的问题显然就是现代化至今仍无法彻底解决的物质的丰裕与精神的贫困间的矛盾。所以,即使《寻夫记》在艺术上尚不够成熟,我依然要将它看成畀愚迄今为止的小说写作的一个出发点,而我们则可以在这里看到畀愚直觉式的敏锐洞察力和现实感。

  从遥远的北方出发是为了回到故乡,然而,故乡早已今非昔比。故乡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乡村的典型,乡镇企业、个体经营、政府倡导等早就使这些江南小镇呈现出一派繁荣的大好景象,百强县、百强镇、百强乡镇企业等名目繁多、名列前茅的先进单位也早就传遍大江南北,在国外闻名遐迩,甚至走向了世界。按一般的逻辑,生于斯长于斯的畀愚理应有一种强烈的自豪感和由衷的认同感,然而,畀愚偏偏看见了繁荣背后的不太被注意,也不应被“过多”关注、“过度”夸大,也不足为外人道的那一道不雅的风景,风景中的主体从未成为发达经济潮流中的主体,他们甚至连客体都不是,只是一群或一个个被抛出了现代化轨道的“障碍物”。

  在《我们的生活多美好》中,性欲亢奋的方喜华被迫离了婚(他亢奋的性欲虽然受到了嘲笑,可如此公开地谈论性和欲无疑是一个现代性事件的表征,也许方喜华是先天的病态,病态的亢奋在现实愈益强劲的刺激下只能走向更激烈的状态),搬回到集体宿舍,也有了新欢。可工厂的宿舍和食堂很快被关闭了(这显然是对社会主义大锅饭的撤销,想一想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国有企业改革,也多半是从这些日常生活的方面下手的,随之而来的就是市场经济和生存竞争),接下来是裁员,工人下岗,买断工龄,自谋生路,工厂不久之后便倒闭,再被承包。死了丈夫的陈玲妹正是他最好的去处,既可以满足性的需要,也为他解决了无地可栖的困难,待真的要结婚的时候,女人却罹疾而去。而在这之前他们商定的结婚协议(其实就是财产公证)同样透露了现代性的消息。他不得不回到那个已经被承包了的工厂,看大门,住传达室,偷情,成为发廊的常客,继而丢掉工作。尔后他成了歌舞厅的保安,最后跟随一个跳艳舞的歌舞团跑江湖去了,用他自己的说法是,“我的好日子开始了,我就要活到花堆里去了”。在他看来,欲望的满足就是美好生活的全部。

  在小说中,畀愚以一种略带嘲讽的语言进行叙述,而主人公方喜华的语言则是另一副玩世不恭、冷嘲热讽的幽默风格。玩世不恭其实是失败者的方式,是看破世事的结果,于是方喜华只要属于他的那一份快乐;而冷嘲热讽则是无力者的反应,是无可奈何的化解,是挣扎却也是一种自娱自乐的方式,所以,方喜华用嘲讽化解了来自生存的压力,他并不去想小镇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工厂为什么会倒闭,他的生活又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副模样,就像畀愚笔下的其他人物一样。他们从来不去想这样的问题,他们只有最基本的“船到桥头自然直”的生活态度。但并不是他们不愿意想,更不是畀愚不让他们想,实际上是他们根本没有这样的思考能力,他们只能被迫地接受。他们如果不愿意接受,他们就只能挣扎,在挣扎中慢慢地变得麻木起来。

  畀愚作品中的人物或是主动应对,或是被迫接受,方式各不一样,源于个体的差异,也源于生活智慧和生存能力的不同。《站在到处是人的地方》的女主人公李明珠是餐饮业市场化后被淘汰的中年妇女,就因为年龄大了,不再有年轻时的容颜,也就不再能胜任竞争激烈的工作(这就是市场的逻辑,也是如今随处可见的美女经济学的反例),她下岗了。普通工人家庭的生存压力使她无法从四十多岁就开始安度晚年,她竟无师自通地做起了导游。繁荣繁荣,再繁荣。小镇开发了旅游业,旅游业的繁荣继而带来了餐饮业的激烈竞争和市场对导游数量的增加。一个无证无照的个体导游除了回扣没有其他收入,而导游们的回扣,无论是国营还是民营,都早就是这个市场无须置喙的潜规则。然而,李明珠即使回扣拿得比别人少,她依然不能自由地做她的个体导游,工商局、城管局乃至警察局等政府机构,加上旅游公司为了保证市容市貌和市场的规范自然要介入。最后,李明珠不得不手里拿一块“为人民服务”的牌子,要做免费导游了。虽然畀愚没有告诉我们后来的事,但可以肯定的是,李明珠绝对不可能继续做下去。因为这实在与小镇繁荣的面貌很不协调。李明珠同样不知道为什么她就不能做个体导游,更不知道她沦落到这个地步的真正原因,她只知道“坐吃山空”“待在家里就等于是在等死”这样浅显的道理。

  这样的人在畀愚的小说还有不少,可是他们似乎只能生活在畀愚的小说里,在现实的世界中就愣是没有他们的立锥之地。他们的存在就像繁花锦簇的绸缎上的污渍,有碍观瞻;但他们更像历史的包袱,当现实如奔驰的列车向前飞跑的时候,他们就是负担,就是阻碍,就是必须被抛弃的牺牲品。可是,重要的是有多少人看到了他们的存在?难道他们就只能这样被遗弃?又为什么是他们被遗弃?被遗弃的他们又将怎样生活?同时,我们还要追问,难道繁荣就一定得付出这样的代价?如果这样的代价堪称巨大,那么我们又为什么一定要追求这种繁荣?进而言之,既然如此,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现代化观念为什么如此深入人心,或者从现代媒介的角度说,为什么主流媒体在有意无意地将他们置于阴影之中,他们似乎很难成为聚光灯下的对象?畀愚没有回答这些问题,但他将这些问题以故事的形式呈现给了我们。回答问题原本就不是小说家的任务,那么这些问题该由谁来回答呢?

  二、以反讽为基调和手段

  畀愚似乎有一种特别出色的反讽能力,也可以说,他对反讽有一种特别的偏爱。在诸如《荒日》《通往天堂的路》等篇中,这样的反讽俯拾皆是,可在我看来,那些夹杂在叙述、对话中的反讽,更像是80年代中后期红极一时的王朔的遗风。畀愚最出色的是题目与文本之间构成的反讽,这样的反讽不只是为了增强阅读的快感,一方面,它给我们读后思索的空间;而另一方面,它将作者的倾向明确地表达了出来。《我们的生活多美好》《罗曼史》《欢乐颂》《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等篇,均可以使人在读完后体味到,这些篇名与作品中所叙述的故事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反讽意味,或者也可以称为“张力”。

  但是,真正的张力是内在的,而不是刻意制造出来的。实际上,它来自小说家对文本中所叙述的人物及其生活的态度,来自现实本身所昭示的状态与我们对它的体认和想象之间的距离。

  在我看来,《通往天堂的路》是畀愚非常出色的短篇佳作之一。火化场迁到了孙家浜,无论如何,即使没有被骗,村民们也不会轻易同意。领导安抚,并且指示“要因地制宜地搞经济,还要换个脑袋来看问题”。于是,就在这个相信“人民币最有说服力”的小镇开始了他们最为独特的“经济发展”之路:用钱铺就通往天堂的路。孙一定正是在这场最为独特,也最为荒唐的“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领头羊”,他凭借敏锐的嗅觉,率先打破了传统销售商品的经营模式,将“服务”的概念引入丧葬,不仅如此,他还极富超前意识地将“文化”的概念引到殡葬中来。而他的儿子更是青出于蓝,要将资本主义最为成功的经验之一——垄断作为自己的目标。然而,只上过一年半小学的孙一定没有采纳儿子的建议,而权力与资本的结合使村长的小舅子很快抢走了原本属于他的“市场份额”,并迅速垄断了该“行业”。初生牛犊不怕虎,儿子还崇尚资本主义的另一个东西——竞争,他要以此激活整个“市场”,在“竞争”中占领“市场”,最终形成垄断。就在儿子为他的“宏图大业”奔波的时候,意外发生了,儿子车祸夭亡。从此,孙一定一家灾祸连连,妻子一悲成疯,最后失踪,冻死在遥远的喀什,铺子的生意难以为继,失去所有亲人的孙一定只能相信巫婆这个似乎能在生死之间建立联系的唯一的人,于是,为儿子促成一门冥亲成了他全部的生活。终于,他在医院里找到了一个连父母也不要的病危临死的女孩,女孩成了他的儿媳妇。而这恰恰正是儿子在生前早就设计好的:“将来的服务不光要有灵车接送,还要说阴媒、办阴亲、拜阴寿,这是一驾‘三套马车’。”结尾依然是畀愚擅长的方式,他又给了我们一个看似开放的结局:女孩并没有如医院推断的那样死去,虽然孙一定一定会继续等待下去,但他要等的是女孩的死!究竟会有怎样的结果呢?如果奇迹发生,女孩从死亡的边缘回来了,孙一定会照料她么?也许他们会相依为命,因为他们都是被亲人抛弃的人?然而,相信读过小说的人都不会有这样一厢情愿的想象,毕竟这只是我们的美好愿望,就像我们总是将天堂想象成无与伦比、美轮美奂的所在一样。

  畀愚以“通往天堂的路”唤起我们对于阅读如同想象天堂般的美好期待,在最后彻底落空、破灭,留给我们的只有这一条现在普遍被人们所接受的“真理”:通往天堂的路是钱铺就的。这正是90年代以来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背景下迅速形成的意识形态,其核心就是经济至上,说白了,一切为了钱,由此形成钱可以解决一切的结论。正是在这样的意识的形态影响下,社会开始转型,日常人伦随之发生变形,整个社会心理几乎完全被此垄断,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乃至家庭生活迅速地被其左右、操纵。“每天要过的日子”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均为畀愚小说的篇名),金子诱人的成色又怎么能不被当作天堂灿烂的阳光呢?

  然而,绝不是人人都能看见金子诱人的光芒,或者说,那光芒绝不可能照到每一个人的身上,就如同世界上总有阳光照不到的角落一样。可是,我们要问,阳光为什么就照不到他们的身上,在没有阳光的日子里他们将怎样生活?在畀愚的写作中,他以一种反讽的方式呈现了出来,可这样的反讽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或者哲学,他们无可奈何地在生活之流中沉沉浮浮,对那只操纵着他们的看不见的手似乎也并无多少怨言。同时,也正是这样一种对反讽手法的运用,使我们这些读者——旁观者在心底生出一种痛切,以及对这种艰辛的体认。

  三、以现实感为立场

  就叙述的方法而言,畀愚迄今为止的小说写作似乎也只为我们提供了不多的尝试。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其归纳为反讽和直叙两种;就语言来说,畀愚的小说语言似乎也已经有风格化的趋向,即将嘲讽、谐谑、幽默、反讽的语言融入相对较为平直、朴素而客观的叙述中;就叙事视角看,也似乎多为第三人称;其所展示的多半是浙江小镇的生活图景,其中又可以分为现实和历史两个方向,尤以现实为主。但是,就已有的写作而言,作为一位70年代出生的小说家,畀愚却在这似乎还不够丰富的小镇上捕捉到了一种内在的丰富性,并在其中通过自己的尝试,寻找着更多的可能性空间。这一内在的丰富性恰恰就是小镇人相同而又有不同的生活状态。

  除了《胭脂》和长篇小说《荒日》等篇外,畀愚的绝大多数作品属于现实题材,而在对现实的关注中,他又对被主流话语忽略或遮蔽的那一群人投注了特别的关怀,他们或者是下了岗的工人,或者是离了婚、丧了偶的鳏寡之人,或者是努力想着发达却苦无门路的乡人,或者是来自外地的怀揣城市梦、发达梦的男女青年等,这一部分人正是小镇的主体,但他们是被意识形态遮蔽的现实主体,是被繁荣掩盖的处于艰难中的人群。同时,他们的生活状况、情感方式又正是小镇作为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在当下的象征。

  是畀愚的写作使他们呈现在我们面前,使昨日的小镇和今非昔比的小镇并陈在我们的视野中,呈现了发达小镇不为人知的内在的尴尬、紧张乃至不堪的一面。这样的现实逼使我们面对这样的问题:经济的发达需要社会为之承担怎样的后果?而在这个后果中,为什么是这一群人来承担?传统的伦理道德、情感方式等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为什么会被抛弃?是它们确实不好,还是新意识形态太过强大,太具侵蚀力?而失去了这样的价值观的社会又将靠什么来维系?……虽然畀愚没有为我们提供答案,但这样的呈现却为我们提供了思想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