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严肃阅读绝不仅仅是私人的偏好
来源:解放日报 | 时间:2020年06月15日

在年轻的历史学家、华东师大历史系副教授唐小兵的书架上安静站立着的图书,共同构成了一个环绕着他的文化世界。

确乎如此,他觉得是阅读与写作让凡俗的人生有了一种仰望星空的精神动力和自由渴望,将生活在别处与生活在此岸实现能动而优雅的结合。

因而,他对通俗化、娱乐性阅读的崛起与严肃阅读的式微不无忧虑,他在新书《书架上的近代中国:一个人的阅读史》中分享了自己的严肃阅读史,在他看来,“严肃阅读绝不仅仅是私人的偏好,而关涉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公共生活的构建、历史记忆的形塑和心灵生命的滋养”。

阅读成了“文化竞赛”

读书周刊: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阅读变成完全个人化的私事,包括阅读的文本、阅读的方式乃至阅读的目标,都是由个人的偏好与习惯所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您为什么在《书架上的近代中国:一个人的阅读史》中分享了一份希望读者能跟随阅读的书单?

唐小兵:如果仔细考察当今中国的阅读生态,会发现存在两种极端相反的趋向,一种是追求严肃、倡导回归经典性和思想性的阅读,强调阅读不是一种消遣,而是一种艰难却值得为之努力的精神长成,阅读是通往心智成熟的有效方式。

另外一种趋向,伴随新媒体的崛起,中国人的阅读发生巨大却未必深刻的转向。阅读往往更追求一种即时的、显著的效果,就像注射肾上腺激素一样需要立竿见影的结果。而生活的高度浓缩化和快节奏化,压力的爆棚式增长,以及娱乐生活的多样化,都在引发一种“系统性的焦虑”,依赖于网络资讯与文本的“悦读”就承载了排解焦虑感和无聊感的心灵功能。

互联网阅读与传统文本阅读的最大区别就是前者往往对严肃阅读具有一种“天然的敌意”,阅读成了一种“文化竞赛”,展示谁能够第一时间在朋友圈转发资讯和文章,以及转发的数量与流量,这是被一种炫耀心和攀比心所左右。而我之所以想告诉人们我喜欢的书,其实就想告诉人们,阅读可以让人回归一种自然的灵性与深度的潜沉,那些带有强烈消费主义性质的阅读,似乎在将阅读者推向其追求目标的反面。

读书周刊:您反复提到严肃阅读,何为严肃阅读?

唐小兵:我想这“严肃”是指阅读选取的文本是严肃而真诚的,不是恶搞的,也不是戏说的,更不是在一种商业利益的精致计算下对受众心灵的拿捏,是寻找一种有抵抗感的阅读,同时“严肃”也指阅读的方式是极为严肃的。

读书周刊:阅读方式怎样才算严肃?

唐小兵:严肃的阅读方式意味着你不总停留在阅读的同温层或舒适区,你会有意地开掘陌生的知识领域,用更开放的胸怀去拥抱那些很可能跟你的思维方式、心智结构或者语言风格不一样的文本或著作,抵抗感就意味着内容对读者会构成一种历史经验或人文理解上的挑战,但如果我们坚持了下来,养成一种严肃的阅读品位和趣味,就不太容易被过度流行、其实也是精准商业化的读物“诱拐”或“算计”。真正好的作品能够养成趣味和眼光,培养独立思考的心智,而不是将一些先入为主的价值和观点通过迎合读者的认知习惯暗度陈仓或明目张胆地灌输。

非严肃的阅读自然也有愉悦感,可这是一种类似于口腹之欲的暂时性的愉悦,来去皆匆匆,而需要严肃思考的阅读,尽管艰辛、漫长,却可能带来一种长久的智性上的欢愉,比如同样是关心明清知识分子,王汎森、赵园、杨国强、卜正民、孔飞力等学者的著作就显然是必须严肃对待的对象,这些一流学者的作品所带来的“洞见”与“史识”远非时下书市流行读物可比拟的。

关涉一个民族的构建

读书周刊:曾经,一份“中美大学生阅读榜单”经各大媒体公布,在坊间不胫而走。美国十所顶尖高校排名前十的图书榜单包括,《理想国》《利维坦》《君主论》《文明的冲突》等。而多家媒体罗列了中国的一流大学的部分大学生书单。文学类的第一名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人文社科类的头把交椅则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另有《牛奶可乐经济学》和《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同时出现在两份榜单中。两份书单相比,能否反映中外阅读习惯的问题?

唐小兵:我不愿意从两份书单的对比就下一个简单的中西大学生阅读文化优劣的结论,但从每一年纸质书的销售、阅读的调查报告,甚至我们自己从日常生活可以观察到的阅读习惯,确实可以看出严肃阅读文化以及与此相关的公共文化在急剧衰落。自然有人会对此不以为然,会觉得这种跟人文经典高度相关的严肃文化的实质意义是被那些从事人文学术研究的学者高估了。

但如果仔细回想个体的生命体验就会发现,每当一个时代面临巨大危机或个体生命遭逢巨变时,真正能够支撑精神生命的肯定不是平时当作娱乐休闲的通俗文化作品。这就像齐邦媛教授的《巨流河》所彰显的那样,在一个充斥战争与苦难的世界里,能够为操劳悲苦的心灵提供一点慰藉暖色的往往是经典的作品。而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不是因为它可以包治百病,而在于它所蕴藏的人类历史演变结晶的智慧,可以让遭逢困顿的个体生命得以安顿,同时它所包含的深邃而广博的知识,也可以滋养我们的批判性思考能力。这一点我最近在阅读周志文教授的新书《论语讲析》时就深有体会。

大学生群体对于一个民族的心智成熟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们若在青年时代能够接触到人类历史上卓越的精神作品,并在开放而多元的知识空间里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讨论,这样所形成的精神底色往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理性、独立与平等的品质只能从严肃阅读和经典阅读中凝聚而成,也只有这种文化逐渐扩展和辐射,那些极端狭隘、暴力和非理性的言论才会丧失其市场,不然我们的世界就会陷溺在缺乏相互理解和沟通可能的崩溃状态。

读书周刊:不同的阅读方式会如何影响人生的走向?

唐小兵:从晚清或者五四以后的20世纪,我们其实一直处在传统回不去、世界融不入的状态,旧的房子拆掉了而新的房子迟迟没有建好。整个20世纪的反传统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将传统文化做了替罪羔羊,但我也不同意一味将传统高度美化甚至乌托邦主义化的态度。面对现代与世界,是我们的宿命,中国人不能靠一厢情愿的对传统文化的乡愁支撑生命。

阅读方式决定了汲取的是有意义的精神养分还是无意义的毒垃圾或心灵鸡汤,这也就影响着人们在面对如今这样一个新冠肺炎病毒肆虐世界的不安和焦虑弥漫时代的取舍。丰子恺说过:不困于心,不乱于情,不念过往,不惧将来。这是一种我们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理想境界。

读书周刊:再从全社会的角度来说,严肃阅读的消解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唐小兵:其实,我是一个价值观念上的多元主义者,我并非刻意否定通俗或者休闲阅读的意义,后者对于很多人来说自然也有其意义。但我希望的是这个社会至少有一部分人能够坚持严肃阅读的趣味与标准,并通过阅读、思考、讨论、读书会或书评等,不断提升中国社会观念的水位,而如今所看见的是流行读物或者通俗读物占据压倒性的位置,许多人的认知水准仍旧在一个较低的层次。

正如我在本书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严肃阅读绝不仅仅是私人的偏好,它其实也关涉一个民族公共生活的构建、历史记忆的形塑和心灵生命的滋养,而对于严肃阅读的抵制和消解,往往就是在导向一种温吞吞、懒洋洋的公共文化的形成”。

折射一个人的精神成长史

读书周刊:阅读的首要目标究竟是追寻当下的快乐甚至快感,还是丰富我们对历史与世界的整体认知,以及进一步滋养自我的心灵,锤炼思想的能力?

唐小兵:法国作家圣·埃克絮佩里在《人类的大地》中写道:“在这茫茫的夜海之中,每一处灯光都显示出一种心灵的奇迹。在这户人家,人们在看书,思索,推心置腹地交谈。在另一户人家,人们可能在努力探究宇宙和秘密,在辛劳地计算北半球上空的仙女星座上的旋涡星云。在那一处灯光下,人们正在恋爱。然而,在这些闪耀的灯光中,好多窗户都是关闭的,好多灯火熄灭了,好多人入睡了……必须努力重新会合,必须争取和田野里那些疏落火光下的某些人取得联系。”在我看来,阅读、思考和交谈就是与 “疏落火光下的某些人取得联系”的心灵通道,而好的书籍往往就成为“重新会合”的街头暗号。

在这个世界上,对于一个纯粹的读书人而言,没有比自由自在地读书、思考和写作更愉快的事情了。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里的这段话,我想可能是绝大多数读书人的共同心声吧:“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好是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在别人看来,游山玩水跑了一天,什么价值都没有,但对我来说,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那是不能用功利标准来衡量的。”我在想,一个人的阅读史所折射的往往就是他的精神成长史和心智生命的尺度。阅读对我而言,其意义就在于扮演这种角色。

读书周刊:您觉得是网络化阅读的发展造成兴趣型或是娱乐型阅读的增加、严肃阅读的减少吗?

唐小兵:正如历史的演化从来不是单因单果一样,我也不愿意用这种简化的方式来看待网络阅读与严肃阅读的关系,认定两者是一种黑白对立、彼此取代的状态。其实在网络的一些知识社群同样存在极为严肃的讨论与反思,也有很多朋友在网络上进行极为严肃的阅读,但国人对于电子产品的过度依赖,又确实是一种不容否认的事实。

万事皆有因缘,此时此刻与其主张严肃阅读的人抱团取暖或抱头痛哭哀悼一种精英文化的失落,不如用自己的严肃写作和透彻思考彰显人文主义的力量,让有心的读者历经千沟万壑之后回头是岸彼此相遇。在严肃阅读如何扩展的问题上,与其金刚怒目,不如菩萨低眉。

读书周刊:今后,传统文本阅读包括严肃阅读是否也应该开始数字化的进程?

唐小兵:这很可能是大势所趋,但作为一个纸质书爱好者,我希望不管文本阅读的形式与媒介如何变幻,但在一个社会里总会有一群人能够通过严肃阅读、思考与写作,实现心灵的相遇。

我记得2017年秋天在哈佛大学访学期间曾经一个学期去旁听大学教授安·布莱尔关于书籍史的课程,也讨论到从纸质书到电子书的转变是一种无法避免的历史趋势,但当我们坐在存在上百年的教室里,摩挲着来自16、17世纪的纸质书,讨论书籍的版式、纸张、插图、字体等时,那种感觉真的很不一样,这构成了我难忘的访学记忆。就个人而言,我希望纸质书阅读最终不会从人类生活中消亡,纸质书阅读是我的文化乡愁。

找到一张交谈的圆桌

读书周刊:您书中所列的大部分书都和历史观有关系,如今很多大的争论都是由观念不同而引发的,书写历史的基本立场、观察角度、选择史料、书写技巧,甚至在生活中看待问题的方式,都与史观密不可分。阅读如何影响历史观?

唐小兵:浅层次、同质化的阅读只会不断强化一种格式化的史观,甚至不会形成能够逻辑自洽的史观,而仅仅是一堆偏执的热情与情绪而已。只有当阅读者超越了路径依赖而有意开拓阅读的多重维度,挺进阅读的深水区,就像日本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学者沟口雄三所言,扔掉执念,放弃伪装,两手空空地进入历史世界的海洋,通过碰触和理解史料,逐渐形成对于历史的内在化理解,而不是按照自以为是的后见之明来臧否历史。这正如我在书中引述著名历史学家卜正民教授的话所言,“历史研究者不能塑造道德准则,也不能制造道德知识。历史研究者的任务不是提出错误的观点来抨击过去的历史参与者或现在的读者,而是调查在某时某地产生道德准则的标准和条件以便进行研究。”

一方面,要强调价值中立地面对历史世界;另一方面,我也特别强调让阅读多元化,比如对于历史中处于对立位置的多重立场的言说都能够阅读,进入那样一个众声喧哗的场景,就可以让自己获得一份超然入理的言说位置。

读书周刊:中国近现代史学家的研究水位已到了一个厚积薄发、史观争鸣的阶段,在公共领域发表以及展开对等讨论,将令世人眼界大开。在您看来,专业史家应该拥有怎样的公共关怀?

唐小兵:请允许我借用《史学、史家与时代》一文中的一句话回答这个问题:“学历史的人,至少应该有严肃感、尊严感,对生命有严肃感的人,才能真正懂得历史;有严肃感的人,对他的时代,必须密切地注意,决不能将自己关在书房里,只管自己书桌上的事情,好像世上其他一切皆与我不相干一样。”

读书周刊:英国著名史学家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提到,可以恰当地称之为历史的只能是在历史自身中找到一种方向感并接受这种方向感的人写就的。我们自何处来的信念与我们正向何处去的信念紧密相连。我们的历史观如何反映我们的社会观?如何推动社会的发展?

唐小兵:托克维尔的一句话与卡尔的看法可以互相呼应:“当过去不再照耀未来的时候,人类的心灵就会在茫然中游荡。”我们对于历史的认知毫无疑问影响着对于当下社会的认识,或许正因为此,对于历史世界中的人物与事件的争议,往往成了我们的公共生活尤其是网络生活中的导火线,每个人和群体都如人类学家王明珂所言,争着将自己的历史观与社会观一般化和普遍化,假定自己的认知是具有真理性的并且可以预知未来的发展。

但深刻的历史学者往往是具有文化悲观论倾向的人文主义者,他们在历史进展中不仅仅看到高歌凯旋,更注意到历史的每一个所谓进步所付出的那些生活在暗处的弱者、无告者、无权无势者、被侮辱被损害者所支付的代价。如果这一人道主义的史观能够被纳入对于一个理想社会的设计之中,这样的社会才能相对避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才能让每个层级的人都能够保持某种希望感,也让每个普通人守护着最朴素的正义感。而且从根本意义上讲,好的历史学作品就是要破除发展的执念和历史目的论的单向度论述,它充分地展现人类社会和人心本身的复杂多元,呈现出这个世界如阿伦特所言的“复数性”,这就要求我们要学会承认彼此的差异,学会理解和包容分歧,学会找到一张能够坐在一起交谈的圆桌。

读书周刊:多年历史的研究,给您的思想与生活带来了什么?

唐小兵:我主要研究的是有关20世纪中国的历史,包括知识分子史、公共舆论、历史记忆、左翼文化与中国革命等,这些历史阅读与研究,其实就是不断地在构筑一种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话,尤其是在阅读20世纪中国人留下的回忆录、口述史时,更会觉得历史作品具有了某种温度,不再是冷冰冰的文字,而是有血有肉的具有生命体温的存在,历史作品中所彰显的理性或包孕的情感,其实是可以超越简单的“以史为鉴”的功能主义目标的,它让我们的思想获得了一种来自过去的历史维度,也即是获得了某种相对的确定感和方向感,经由这种记忆之路,个体性的生命存在才会达到精神的纵深,20世纪中国历史成了个体生命的“内在的他者”。

而我个人的日常生活与公共生活,也因为这种历史学人的身份,具有了一种内在的确定与多元,尤其是在专业研究与公共写作之间保持一种审慎的平衡。这正如我尊敬的晚清史名家杨国强教授所言,历史研究到了最后都有对于过去的世界与人物的一种苍凉之感,也即是不得不如此的“同情之理解”,哈佛大学史华慈教授也说过,历史研究就是对于人的未能全部破解的复杂性的认知与探掘。有了这份体验,对于日常生活中的荒诞、烦恼与苦痛,就不会过度沉溺其中了。从这个意义而言,研究历史的人往往稍微会多一份生命的通透与豁达。可惜我离这种境界还有遥远的距离,还需要继续将历史研究当作一个用来修行的道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