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小说的世界
来源:《天涯》 | 时间:2020年06月12日

文/余华

  面对面 | 余华:怀念跟莫言电话聊天的时光 

小说的世界是一个什么世界?

大家都读过很多的小说,我也是一个。我自己写小说写到了今天,大概已经写了有十七、八年以后,才开始明白,我作为一个写作者,这么一个身份把握得好坏,完全是依赖于我作为一个读者的身份是否把握得好坏,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首先是一个好的读者,然后他才可能写出一些好的作品,写出他自己满意的作品,否则,他是很难写出这样的作品的。所以我就想起了我读了那么多的文学作品,首先是它们给我带来了一个小说的世界。其实这个世界并非我的世界,而是我从别人那里得到的一个世界。所以,“小说的世界”首先就是文学给我们带来生活的乐趣和想象的愉快,它让我们能够有机会聚在一起。

我想小说的世界,是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之外的一个平行的世界,这是一个虚构的世界,这个世界里没有生老病死,没有富贵贫贱,只有智慧和情感,只有感受和理解,这是一个真正的乌托邦,在那里眼泪和欢笑是平等的,仇恨和热爱也是平等的。它能够让我们读到一些比我们要苍老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作家的作品,也让我们读到比我们更年轻的作家的作品。而当我们读完这些作品,并且喜欢这些作品以后,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蒙田或者莎士比亚,还是自己认识的莫言苏童,都仿佛成为了自己亲密的朋友。有时候小说的世界时常伸展到我们现实的世界中来,而我们的现实世界是无法伸进小说的世界的。

有一个德国最著名的汉学家顾彬,他对我说:“我认为,你的作品提供了一个无形的圆桌,提供了一个小小的世界,可以把人们联系起来,又分隔开来。”这样的“无形的圆桌”是生活中最重要的。我深有同感,当我读了莎士比亚的作品,包括我读歌德的作品,还有德国作家伦茨,他写过一本书,叫《德语课》。这样一些作家,其实他的生活状态,他的整个成长的过程和我完全不一样,但是,为什么他们的作品让我感动?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的作品,组成了一个小说的世界。这个世界和我们的现实世界有联系,但又不是完全一样,在一些非常优秀的作家的作品里面,你能够读到他的眼睛和他的体温。他的目光在看待我们这个世界的时候,这样的目光留存下来,构成了作家眼里的世界,现在,它又灼痛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眼睛——而这是非常奇妙的事。

我解释一下作家看待世界的眼睛是什么意思。

我记得很早以前的时候,八十年代,我作为一个“先锋派作家”出来的时候,有一个“先锋派”同行格非,他有一个比喻,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好,他写一个人死了以后,用这样的比喻:“像一首歌谣一样消失了。”那个比喻,那个时候我感觉很好,可是后来我又看到一个更好的比喻,那就是博尔赫斯也有一个比喻。当博尔赫斯写到一个人死了以后,他用了这样一个比喻:“仿佛水消失在水中。”作家看待世界的眼睛就是:当一个非常奇妙的句子出现的时候,它代表的是一种想象力,同时它更多地代表的还是一种洞察力。“仿佛水消失在水中”,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能够想过这种消失,反正我是怎么想都想不到有更干净的消失,没有了!——水在水中消失是最干净的了。这里你就感觉到一个作家的想象力和那种洞察力是怎样一种完美的结合。他那个想象力和洞察力,就是构成一个文学的世界最重要的因素。当我们想到现实中的某一个人,他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以后,然后你再去想博尔赫斯的这一句话,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小说的世界和我们现实的世界就有联系了,就是这样一种非常有意思的联系。

所以说,我更愿意谈的还是我作为一个读者的那种经历。一个作家的成长史,是一个阅读的历史,是通过写作与阅读建立与那个文学的世界的联系的经历。

我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是1983年、1984年,那是中国的文学杂志最辉煌的时候,什么刊物都能发行几十万册,但是已经开始进入尾声了。那个时候的编辑们还是比较认真地在那里读一些自由来稿,所以像我的稿子自然也被他们看到了。那时候我还在南方浙江一个小镇子上当牙医,整天拔牙,也没什么事可干。因为那时候很年轻嘛,只有二十岁刚多一点,特别希望去认识一下外面的世界,可是我永远看到的是张开的嘴,那里边也可以说是没有什么风景可看的,所以我就非常不喜欢那份工作。

我们那个医院就在一个街道上,是我们小县城里最繁华的一条街,我整天站在窗口很迷茫地看着在下面街道上走来走去的人,我不知道我的今后应该怎么办!就在那时候,我发现有几个我认识的在文化馆工作的人,整天在大街上闲逛。后来有一次我就问其中一个作曲的——我问他说:“你为什么就不上班?”他说:“我这就是在上班!”我说:“你们文化馆是在大街上上班吗?”他说:“文化馆可以在任何地方上班。”我想:这工作我也喜欢。所以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有什么办法让我像你一样上班?”

我们那个时候个人是没有选择工作的权利的,都是国家分配的,不像现在大学毕业后自己找工作。当然我们那个时候也有我们自己的好处,就是我们很安静,我们没有一种焦虑的感觉,反正是听天由命。所以我就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调到文化馆?他说:“那就写小说吧!”当时我大概认识四五千个汉字了吧,我估计大概可以写了,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开始写小说了。

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真是属于那种目标很明确的活学活用!平时你别去学,那是白学。后来我发现文学很难说是可以在大学里学出来的,包括我后来开始上网也是一样,遇到问题了,你再去查查参考书,看看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不遇到问题你根本没必要去学,学了也没用。

我非常幸运,就是我第一篇小说就发表了。那也是很奇妙的经历。那个时候我记得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寄稿件是不用付钱的,就是你只要把一个信封剪一个角儿,我寄到《北京文学》,《北京文学》就给我付钱,就是邮资总付。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也是计划经济的受益者。我刚开始写小说也比较狂妄,我也瞧不上我们浙江省的刊物。

我发现,我还是非常幸运,就是总是在关键时刻遇到一些好事,……大概是在1983年11月份的时候,我们海盐已经进入冬天了,已经有点冷了。大概是下午刚上班的时候——电话来了。

我们那个拔牙的医院有三十多个人,就只有一部电话机,而且那时候电话机是手摇的。我们整个海盐县只有一个总机,要通过它转的。

那天突然说楼下有我一个电话,我以为又是我们县里的一个什么人给我打来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也基本上是三心二意的,虽然进入了改革开放,大家还是吊儿郎当的,就是没怎么好好干事。拿起电话以后,却是我们邮局的——邮电局那个时候电信和邮政还没有分开——总机给我一个声音说:“你是余华吗?”我说:“是。”他说:“你有一个北京长途!”我一听心里就是一阵狂跳,我知道我们家在北京没有亲戚,有亲戚也不会给我打电话。肯定是稿子的事!我又等了半个多小时。声音来了,她就告诉我说:她是《北京文学》的,叫周雁如。我也不知道她是主编,《北京文学》和我联系过的编辑是王洁,她后来也离开了。周雁如说你给我们寄过两篇稿子,她说我们都看了,都很喜欢,但是有一篇稿子需要修改一下,你能不能到北京来改稿?那时我脑子里第一个反应就是:“谁给我出路费?”那个时候我的薪水是16块钱一个月。

周雁如是一位很好的编辑,浩然,陈建功,很多作家都是她发现的。她可能也知道我的心思,她说我们给你出路费,还给你出住宿费,每天还有两块钱的补助。然后我马上就说好!

这就是一个开始,文学道路的开始。从此以后就开始一篇一篇往下写。所以我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人生中的机遇很重要。假如没有当年那个电话,现在我肯定还在拔牙。

改稿之后,好事接着就来了,我一从北京改稿回来以后,我都不知道,我们那个小县城轰动了,说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你是第一个去北京改稿的!然后我们的宣传部长来跟我谈话,说我把你调文化馆去!

于是我就去了那个文化馆上班。

我知道文化馆那些人上班不太准时,但是我第一次去上班,我还不知道应该什么时候去。我想它如果七点上班,我到九点半去,第一次上班我就迟到两个半小时,看看会怎么样。结果九点半我一去,一个人都没有,我知道我来对地方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大概从1984年初开始,到现在为止吧,我一直过着这种自由的生活。后来又去了文联,后来又去了作协,也是没人管的那种生活,到了1993年的时候我就干脆辞职了,所以我就彻底没人管了。1993年到现在,我就一直靠小说养活自己,没有别的收入了。

我现在靠小说活着。

你们千万别小看这句话。人活在“写作的世界”里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在经历了那么多年以后,我发现文学给我带来的那种乐趣,它和我当年写小说,就是为了不拔牙去文化馆就完全不一样了。我发现我已经离不开那个,那个什么呢?这就是——小说的世界。因为我觉得那个世界,比我们现实的世界要丰富,宽广得多。在现实生活里,我已经过了四十多岁,我每天都是一样的,每天的生活在重复,再没有那个新的让我感到刺激的事物。但是我发现,当我在写作的时候,我在寻找一些另外的事物,另一个世界,在见到这另外一个世界的时候,我才发现每天都是新的。

而且写作能够使人不断地发现自己,它使我对自己真的充满信心:“我还有这才华呀?能写这样的东西!”写完以后才知道!就是这么兴奋的一种感觉。写作与我,确实是不可能再分开了,当然,我也不可能再干别的工作,别的工作我也干不了。写小说,我想我会永远就这样干下去。

我就是活在文学世界里的人。

(此文为余华2001年9月13日在北京大学“孑民论坛”演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