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病语境下,我们该如何讲故事?
来源:文艺报 | 时间:2020年06月08日

切尔西·海斯 麦朵 编译

从荷马的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和薄伽丘的欧洲早期现实主义巨作《十日谈》到美国作家史蒂芬·金的现代恐怖小说《末日逼近》和华裔女作家马凌云的新锐作品《遣散费》,纵观整个西方文学史,关于流行病的故事并不罕见,在面对人类的复杂情感、社会现实和政治因素时,我们要如何应对公共健康危机?这个问题不断被拷问。

文学创作在人类抗争病毒的过程中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参考以往作品中的一些内容,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抗击新冠病毒,在病毒传播时,避免种族主义、仇外心理和残障歧视的蔓延。

在《伊利亚特》描写的特洛伊之战中,瘟疫席卷了古希腊人的营地,英国古典学家玛丽·比尔德认为,这是古希腊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俘虏了特洛伊阿波罗祭司之女克律塞伊丝而受到的惩罚。美国学者丹尼尔·R.布里克曼则认为,阿伽门农和特洛伊英雄阿喀琉斯的争斗不断升级的背后其实是瘟疫的推波助澜,我们不能忽略这一点,更不能对故事的道德核心视而不见。 换言之,无论是读者还是书中人物,或多或少的误判都会让一场灾难呈现出不一样的叙事框架。

毋庸置疑,经济体系和一些模式化的制度与流程都会在新冠病毒的震荡中改变,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远程教学在全世界各大学府的广泛应用。这些改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的机会,想想曾经是如何处理这类危机的,以及危机之后我们为搭建更平等的社会做过些什么。

在薄伽丘的短篇小说集《十日谈》中,讲故事成为了一种在文艺复兴初期人们讨论社会结构和互动的方法。小说背景设定于黑死病暴发时期,10名男女为了避难在佛罗伦萨郊外的一栋别墅里隔离了两个星期,他们每天都会轮流讲故事,讲一些关于道德、爱情、性别、政治、贸易、权利的故事,启发人们重新构建日常生活。

小说中权威的失职

“正常的生活”也是英国小说家玛丽·雪莱作品《最后一个人》中关注的焦点。这是一部充满未来感的小说,2008年被搬上大银幕,改编为同名电影。故事发生于2070年至2100年的英国,主人公莱昂内尔·弗尼在遭遇毁灭性的全球大瘟疫之后,成为世界上“最后的人类”,他和一直陪伴自己流浪的牧羊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友情提示:危难时分,宠物是你感受舒适和稳定的源泉),人与动物间无价的友谊让革命乌托邦和幸存社会团体间的内斗看起来更加具有讽刺意味。

美国作家埃德加·艾伦·坡的短篇小说《红死魔的面具》也刻画出权威人物和机构在应对灾难时因未能适时做出人道回应而表现出的失职。“红死病”肆虐期间,人类患上了一种从毛孔大面积渗血而丧命的怪病。然而,普洛斯佩罗亲王却置国民生死于不顾,将众多朝臣召集到一处僻静且豪华的修道院中,紧闭大门举办蒙面舞会,对外面的百姓漠不关心。书中这样形容权贵们的不负责任:“外面的世界会照顾好它自己,现在去悲伤或者思考都是愚蠢的。王子已经提供了所有用来娱乐的工具。”正当众人翩翩起舞时,被拟人化的“红死病”病毒化妆成一位宾客来到这场匿名的盛会,轻而易举夺取了王子和众多亲信的性命。“狂欢者们接连从高处跌落到血染的舞池中,每一个人都以绝望的姿态坠落、消亡。”书中如此描写。

现当代文学中的流行病

在上个世纪的文学作品中,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的《鼠疫》和史蒂芬·金的《末日逼近》让读者注意到了大流行病的社会影响,尤其是当国家或地区未能遏制病情或缓解病情时,随之而来的隔绝与恐慌让《鼠疫》中被病毒侵袭的阿尔及利亚奥兰市市民对人际交流与保持人际关系产生了焦虑感。人们面对看似远在天边、实则近在眼前默默存在的病毒无能为力,生活中剧烈、分明的丧失感和对未来的一无所知令人终日惶惶而不得安。

也有人将现在流行的新冠病毒和《末日逼近》里的超级流感相提并论,随后,史蒂芬·金特意在推特上声明,现在流行的新冠病毒肯定没有他虚构的大流行病严重,督促公众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同样,南非作家德昂·梅耶尔也在其2016年的小说《发烧》中虚构了由生化武器病毒带来的世界末日,一群幸存者因为相互争夺资源而大开杀戒。

马凌云笔下的丧尸故事则更具当代感,办公室白领们在遭受病毒侵袭后,会疯狂地重复机械性的工作,直至死亡,似乎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的齿轮不断转动的隐喻。主角坎迪斯每天都要长途跋涉到她的工作地点——正在被病毒慢慢瓦解的纽约市。病毒全面暴发后,她加入了一个生存小组,起初从道德和文化的层面,她无法接受其他小组成员对丧尸的暴力态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逐渐被同化,不禁让人想起了那句话:“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侵蚀是深入骨髓的。”

或许早有结局

我们似乎还可以思考一下科幻文学中的“本土未来主义”,这是由原住民文化和种族研究学者格蕾丝·狄龙提出的理论,是指原住民和有色人种作家创作的推想小说。比如,诺拉·K.杰米辛的《破碎的大地》三部曲、克莱尔·G.科尔曼的《无主之地》和卡门·玛丽亚·马查多的短篇小说集都将矛头对准了殖民主义。对于那些曾经饱受殖民折磨的人而言,世界末日早就来过了,无论是从字面上理解还是深究,殖民主义都曾像病毒一样涂炭生灵。

以上提及的小说中或许有一些内容是原住民受现实困扰的一种宣泄。反观自身,社会结构或许会在将来被我们的隔离经验重新划分,如果以此为背景诉说我们身在其中的生活,我们该如何讲述?

(作者系牛津大学英国文学博士,原文刊载于非营利性媒体网站“会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