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季风小说论:让心灵在时间之外延伸
来源:浙江文学院 | 时间:2020年06月02日

  文/洪治纲

  夏季风的小说对时间有着异乎寻常的敏感。作为一位极力推崇内心生活质量的作家,夏季风并不像其他现代作家那样,常常通过颠覆客观时间的正常秩序来实现创作主体对人物内在精神的深度再现,而是试图在有限的客观时间内,千方百计地拓展人物的精神空间,让故事呈现出更为丰饶的生命质感。所以,读夏季风的小说,我们不一定能感受到故事情节的浩波巨澜,也不一定能体会到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但是,我们会被那些丰盈缜密、高度戏剧化的情境所折服,会被一个个人物独标真愫的内心场景所震慑,会被一些充满智性的叙事结构所吸引。这种极具张力的场景化叙事追求,使得夏季风的小说既遵循了客观时间的自然法则,赢得了文本外在的某种统一,又摆脱了时间自身的一维性局限,让人物的心灵在时间之外获得了有效的延伸。

  建立有效的时间观,使时间成为故事发展的重要标识,由此打开特定时空中人物的精神世界,展示那些被日常生活经验所遮蔽的内心存在真相,这是夏季风惯常使用的叙事策略。在很多小说中,夏季风总是选择十分清晰的客观时空作为叙事背景,让人物的活动严格地限定在一种明确有效的时间范围内。如《我作为丈夫的开始》就是将叙事限定在新婚之夜,《马的寓言》也是将故事设定在一个雨夜,《马兵出狱后经历的一百十九分钟》《肉香浸入梦境》则将事件背景限制在一天之内,《迷幻滑行》《该死的鲸鱼》《一个男人的仇恨》《战争是如何开始的》等故事中的时间也只有几天,《罪少年》在时间跨度上虽然稍微长些,但也只有短短数月。即使是像《苏门答腊的犀牛》《现实与传说》《杀羊吃肉》等,看似有着漫长的历史跨度,但作者仍然通过独特的叙事结构,牢牢地将话语控制在极为有限的时间之内。

  这种异常紧凑的时间设置,迫使夏季风必须动用一些高密度的话语手段,使叙事保持着某种迅捷的姿态,即,一种快速进入人物隐秘内心的叙事语势,一种解除外在因果关系纠缠的叙事故事节奏。所以,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很少看到夏季风对故事的起承转合进行合乎逻辑的推衍——他似乎从来不喜欢步步为营的叙事思维,不喜欢对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交代,但这又不妨碍他对故事完整性的建构——他常常借助某种突发性的生存事件,直接将叙事介入人物潜在的精神部位,然后通过内心场景的自由转换来推动叙事的发展,完成整个事件的展示。如《马的寓言》通过一匹牝马的强制性闯入,迅速打开了一个单身男人孤独而又躁动、无奈而又无助的尴尬生活,使“我”面对交流的阻碍慢慢地陷入空前的绝境。《我作为丈夫的开始》由婚礼之后的饥饿入手,很快便撕开了现代青年在婚姻与家庭认识上的心理盲区,既展示了关蒙和瓦蓝对未来家庭生活毫无准备的心理现实,又促动他们为寻找家庭生活的某种感觉而渐行渐远,最后自觉地为一个小饭馆做了整整一夜的肉包子。《肉香浸入梦境》也是通过一盘红烧肉的梦想与实现,果断而又尖锐地揭示了一个贫困家庭内部所笼罩的强大的精神负重——它不仅触及生存的信心,做人的尊严,还涉及体恤、无奈与悲悯的情感力量。《一个男人的仇恨》中的男人宗佑在做完绝育手术之后,便在蒙昧的乡村文化观念中迅速地陷进“太监”的角色之中。从表面上看,宗佑一次次地提着牛鞭寻找自己的敌人卖肉韩,似乎是为了对谣言制造者进行复仇,而实质上却暴露出他那内心隐秘的恐惧感、脆弱的尊严感以及岌岌可危的自信心。《该死的鲸鱼》也是通过短短的几天时间,将一个渔村的村民由惊喜到恐惧、由恐惧到迁徙的复杂过程生动地演绎出来,并由此折射出乡村社会中异常复杂的文化伦理基质。

  这种对待时间的叙事策略,无疑使夏季风的小说充满了某种特殊的内在张力——它不只来自事件本身的内在冲突,还来自时间生活与价值生活的双重对抗和叠合。事实上,夏季风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摆脱时间生活与价值生活的游离和对抗,并努力使它们在叙事话语的背后形成紧密的关联。英国作家福斯特曾说:“故事叙述的是时间生活,但小说呢——如果是好小说——则要同时包含价值生活。”在福斯特看来,不管哪种生活,其实都是由两种生活,即时间生活和价值生活,构成,所以作家的所作所为必须显示出双重的忠诚。但如何在有效的时间生活中聚集、容纳丰富复杂的价值生活,使时间变得真正地具有深度和厚度,并不是每个作家都能轻松解决的。而夏季风的小说却让我们看到了这种成功的努力。在《苏门答腊的犀牛》中,尽管故事的核心时间只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投降后的短短数日,但是其中所包裹的价值信息却穿透了异常深邃的历史——不仅仅有民族文化的精神史(如日本宪兵的武士道精神、郁达夫的国家使命意识等),还有个体生命的自然欲望,人性本源上的价值判断,以及历史对真相掩饰的诡秘方式,等等。同样,《迷幻滑行》也不只是对一场电视娱乐节目拍摄过程的记录,在滑行比赛的过程中,许多隐秘的人性状况,如吸毒,造假,主持人之间的竞争,体育圈和影视圈内乖张的生存形态……都在有意无意之间不断地被揭示出来,使时间生活变得异常沉重。

  凸显时间的价值含量,以便在有限的时间内,揭示人物隐秘的内在精神真相,传达人类在现实生存中所遭遇的许多难以言说的荒诞感,并以此建立创作主体对现实世界的独特体察,这是夏季风最为核心的审美意图。但他又并不想放弃故事自身的阅读情趣,不愿以极端主观化的话语来替代叙事的自然特质,所以,他常常选择一些颇具冲突的戏剧情境作为故事载体,却又很少根据这些外在化的冲突情境去推动故事的发展,而是以此作为前提和背景,让人物迅速地转入潜在的精神空间,呈现那些被现实表象所不断掩饰的精神状态。像《该死的鲸鱼》,作者从一开始就将一头巨鲸的死亡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弥天奇臭叙述得登峰造极,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渔民们对神秘命运的恐惧,对灾难前景的预感。在这种恐惧的极度追压下,全村人终于开始了离乡背井式的大迁徙。如果从叙事上看,作者只是从容地讲述了一个有关鲸鱼被搁浅致死的故事。但是,围绕着如何处理这条鲸鱼,村里却发生了许多颇有意思的事情:看到一条从未见过的大鱼自己跑到岸上来,这对于靠捕鱼为生的村民们来说,不啻是天上掉下个无与伦比的大馅饼,瓜而分之,分而食之,都是自然而然的事。问题是,大家的涎水刚流出来,守灯塔的老人就以死抗争,并认定它就是海神。海神跑到岸上来自杀,这显然是一种非同小可的事情,于是大家鼎力救之,而后又隆重葬之,直到最后全村人被它那冲天的腐烂臭气熏得离乡背井。这里,作者非常巧妙地为我们设置了多种叙事上的不确定性元素:一位来历不明的守塔老人,一个被轻易认可了的具象化的海神,一座牢固而庄严的鲸墓,一种具有无边威力的鲸尸臭气——这些不确定性的叙述元素环环相扣,只要其中任何一个元素遭到摧毁,小说的隐喻功能就会破灭。但作者又不是非常刻意地突出这些元素,它们像作品中的其他一些情节一样,被一种真实的叙述话语掩盖得天衣无缝,从而在整体上形成了故事的两极状态——在指证现实状态的同时,又引向生存命运的虚无。它在传达一个很简单很偶然的事件中,非常自然地促使人们对这一现象进行复杂化和深刻化的思考。所以,它所透露出来的审美信息,与其说是一条死去的鲸鱼成功地摧毁了一个渔村,还不如说是人对自身命运的恐惧瓦解了自己的生活。

  《我作为丈夫的开始》也是如此。它果断地撇开了空洞而千篇一律的盛大婚礼,将价值生活直接建立在婚礼结束之后的首次家庭生活中。于是,围绕着饥饿问题如何解决,夫妻俩进行了一次看似毫无意义的荒诞式冒险——他们热情高涨地替饭馆整整做了一夜的面点。但是,这种看似“无意义”的荒诞行为,其实却成为他们对未来家庭生活的一次积极的预演,生动地体现了人物在自我角色的转换完成之后,如何有效地进入这种新的文化符号之中,理解、品味并承担起丈夫与妻子的独特义务。《罪少年》以酒徒父亲充满暴力的乖张言行为开端,将少年慎生慢慢地推向青年女教师田宁的生活空间,然后通过他与田宁之间的欲望纠葛,对一个少年生理成长与心理成长的艰难过程进行了尖锐的演示。这里,重要的不是少年赵慎生的曲折经历,而是酒鬼父亲和朱老师、田宁和朱茵隐秘而又缭乱、无奈而又疼痛的生活,正是他们那些内心深处无法言说的生存之痛以及由此形成的一系列独特言行和个性,引领慎生接受了青春期的生理、心理以及道德上的艰难启蒙。《肉香浸入梦境》将刘丽萍的一家置入极度困顿的生活之中,但是作者却借助红烧肉这一特殊的幸福道具,不断沉入刘丽萍的内心,凸显人物由物质的挤压而导致的尊严被伤害的绝望情形。《马兵出狱后经历的一百十九分钟》选择马兵获得自由作为叙事的开端,以迅捷而又合情合理的方式,在两个小时之内便再次将马兵投入狱中,隐喻了性格与命运的复杂关系。《现实与传说》以杀象取胆作为故事的主线,以一个域外传教士的视角,对大清帝国的生存形态和文化价值进行了一番特殊的审视。而表弟的故事作为一种现实生活补充,又将叙事引向对当下生存的思考……尽管这些小说都带着明确的后现代主义审美趣味,但是,作者很少故意颠覆时间内在的自然逻辑,而是清醒地规避了后现代作家所普遍袭用的“内心时间观”,在确保时空真实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创作主体强劲的想象力,让叙事不断突破时间的外在障碍,直指人性的隐秘空间,从而为人物拓展自身隐秘的精神空间提供了有效的现实通道,使人物的内心生活得以无限的延伸。

  在真实的时间维度中,让叙事重返生活现场,然后借助稳定可靠的故事框架,使文本保持在一种真实、客观、严谨的内在结构之中,这是夏季风惯常采用的叙事手段。这种叙事追求,不仅确保了小说在文本上的完整和紧凑,而且进一步凸显了时间生活中的价值含量,使文本结构变成对时间内在容量的再度拓展。因此,我们看到,夏季风常常根据时间的有效长度,将叙事严格地控制在一种看似自我封闭、实则自我解构的结构之中。也就是说,他在叙事的表层常常会预设一个真实而清晰的时间,让故事沿着这个时间的延伸朝预设的方向发展,如:《现实与传说》就是通过叙述者阅读一封信开始,故事随着信的读完而结束。《苏门答腊的犀牛》也是通过一位无从知晓的资料提供者,将历史全面地打开,资料的终结也便是故事的终结。但是,叙事的真正内核却又在不知不觉中走向预设的反面,并最终以解构的方式完成对时间生活的全新重构。像《罪少年》中的父亲将儿子慎生推向县城的达旦中学,原本是想让儿子脱离家庭的乖张环境,结果却使儿子步入一个隐秘的人性禁区,并成为生命原罪的承担者。《马兵出狱后经历的一百十九分钟》通过马兵出狱后不到两小时又被捕入狱的短暂过程,将故事牢牢地控制在一个封闭的圆圈之中,使马兵出狱的过程变得十分可疑,仿佛是他在狱中所经历的一个梦境。《一个男人的仇恨》中的宗佑一次次地暴露出复仇的强烈欲望,其实内心极度孱弱,最后却在完美的夫妻生活中自我消解了内心的仇恨。《泊城故事》中的王军极力炫耀自己与吴小姗之间的恋人关系,结果李高以自己的幕后行动对他们的真实关系进行了无情的瓦解。《战争是如何开始的》中的博士李一吾受导师之命,前往千里之外的托亚什地区,对那里的部落械斗进行实地考察,结果是历经曲折却毫无收获,只好用想象来拼接一场惨烈的械斗。这种结构在叙事表层环环相扣、严谨而完整,但它所形成的叙事内涵却是故事自行的解构——不仅人物的主观意愿和努力结果不断出现错位,情节发展的过程也常常被自身所颠覆。

  为了促成人物内在世界的丰富性,强化叙事时间的丰沛内涵,夏季风还不断通过多重文本叠加的方法,将多重叙事隐蔽地附着在主体故事之中,使之负载多向度的审美信息。如《迷幻滑行》将一次所谓的“电视吉尼斯”比赛过程作为故事外壳,将大众传媒文化的迷乱性发展、参赛选手的迷幻性精神状态以及主持人焦灼性心理层层包裹起来,形成了一种圈套式的叙事形态。《杀羊吃肉》在土地测量员来动迁张元材所在的村庄时,在对一棵枇杷树的宿命式预言的讲述中糅进了枇杷树成长与马元材的关系和命运。《现实与传说》通过“我”对一个叫巴多明的法国神父所留下来的历史信件的解读,将三百多年前的历史故事与现在“我表弟”的故事进行往返叙述,使历史记忆中的人物命运与表弟命运通过大象形成一种叠合。《苏门答腊的犀牛》也是借助一些具有强烈实证性的神秘资料,将日本宪兵的战败心态与郁达夫的南洋生活轨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同时又将史料提供者作为历史见证人或事件参与者的隐秘身份潜藏在叙事的背后。即使是像《战争是如何开始的》之类的短篇,也在叙事的表象之中夹裹着丰富的历史风貌与文化传说。

  由于时间具有内在规定性,场景便成为夏季风对主观叙事进行逻辑修复的重要手段,也是他的小说最具灵性的魅力所在。在夏季风的小说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大量鲜活生动、精致亮丽的生存场景,如巨鲸腐烂后所发出的那种让人无处躲藏的奇臭(《该死的鲸鱼》),酒徒父亲醉酒施暴的神态和言行(《罪少年》),牝马入室后的种种奇特动作(《马的寓言》),红烧肉油光发亮的色泽以及香气(《肉香浸入梦境》),杀象取胆的壮观场景(《现实与传说》),日本宪兵剖腹自杀的精致过程(《苏门答腊的犀牛》),马元材提着砍刀找张昆算账的张扬神态与他的虚弱内心之间蒙太奇式的自由切换(《杀羊吃肉》),乡村草狗们在等待宗佑复仇时的相互交流(《一个男人的仇恨》)……品味这些高度具象化的细节,我们就像欣赏技艺高超的外科医生在解剖肉体,其经络、其纹理、其骨骼,不但清晰可见,而且充满质感,使我们有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这种场景化的叙事细节,不仅有效地充实了时间内在的审美价值,使时间生活和价值生活紧密地融为一体,还使时间在叙事话语中赢得了客观真实的内在逻辑。

  但是,夏季风并不仅仅满足于这种场景化的细节展示,他在进行充分具象化叙事的同时,还不断地挣脱那种纯粹的写实性话语,将故事推向隐喻和象征,使作品呈现出鲜明的现代寓言化特征。如《该死的鲸鱼》就是通过鲸鱼的意外死亡,展示了乡村渔民对生存威胁的极度不安;《迷幻滑行》通过戏剧性的轮滑比赛,一步步地隐喻了马丽在空虚心灵上的滑行;《肉香浸入梦境》围绕着一顿红烧肉,折射出人物内心的绝望与无奈;《罪少年》则在少年慎生的嫉妒与盲动中,寄寓了某种人性上的原罪意旨;而《苏门答腊的犀牛》而将精灵般的犀牛与郁达夫的生命构成了一种隐秘的象征。此外,像《一个男人的仇恨》中的那条“像鳗鱼一样”的牛鞭,《马的寓言》中那匹多少有些异性化的、特征暧昧的牝马,《我作为丈夫的开始》中的肉包子,《杀羊吃肉》中的枇杷树与马元材命运的关系等,都具有某种明显的隐喻功能。

  也就是说,它们在承担叙事过程的特定角色的同时,又以自身的非确定性和延展性,将叙事话语不断地推向了多义化与象征化。这种高度具象化的叙事与高度抽象化的象征相结合,既体现了夏季风在写实与虚构上的双重功底,也展示了他在驾驭叙事上的潜在能力。它至少表明,夏季风的写作,不仅有着清醒的文体意识和对生命存在的一种特殊思考,而且懂得如何运用一些非颠覆性的方式,使叙事超越客观时空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