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敦光华书店的演讲
梁鸿:写作与世界的关系,就像魔术师与真相的关系
来源:《当代》 | 时间:2020年06月01日

  文/梁鸿

  写作与世界的关系,就像魔术师与真相的关系。

  真相从来只有一个:魔术师的表演不可能是真的。但是,大家却仍然为魔术师的表演所着迷,因为那里面包含着人类的想象力,人类对自身及世界的渴望,它探求的是可能性。

  文学也是一样,它的目的不是在告诉你,真相就是这样,而是告诉你,它还有另外的可能性。这一可能性既来源于人类已经创造的事实——社会形态、文明结构和人性状态,也来源于人类内部所包含的可能的方向。在此意义上,文学与世界是在一种悖反、错位和隐喻中彼此彰显的。

  这也是我今天想要给大家分享的三个层面。

  01

  悖反关系

  写作不是简单地解释世界,而是背向这个世界。作家要走到阴影处,走到时尚、华丽的巨型建筑背后,去看那里世界的形态和道路的走向。并且,这一巨型建筑——也可以说巨型话语——越具有确定性,越需要作家转过去看看。这两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就像阳光和阴影,肯定与否定,巨大与微小。

  在巨型话语中看到日常人生的众生相,在喧嚣中寻找沉默的、安静的那一部分,并且,试图发掘它们之间如何互为生长,这是作家非常重要的任务。

  《百年孤独》中马孔多小镇的扩张是历史的正面,是正在发生着的社会现实。在政治层面,它甚至可能是必然的,拉美的城市化、现代性,和中国的城市化、现代性在现代文明发展的过程中都是一种必然,但是,作家的任务不是要写马孔多发展的必然性,而是写出这一必然性中所同时生长出来的百年孤独。乌苏娜、奥雷连诺上校,他们被飓风一样的发展挟裹着,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但又顽固地保持自己的存在。这一顽固性为他们赢得了尊严,也无形中成为一种力量和“历史的正面”博弈。

  阎连科的小说《炸裂志》也是同样。他所描写的是中国狂飙式的发展,在短短几十年内,从一个村庄“炸裂”为一个镇,一座小城,到一个大都市。但是,你从中读出却是这一发展背后的荒诞性及在这一过程中人性的扭曲。

  02

  写作与世界的关系是小等于大,或者,小大于大的关系

  就像我刚才讲的《百年孤独》,一个村庄可以是全世界,马孔多从一个几户人家的村庄到繁荣的小镇,再到哀败,在此过程中,作者所描述的众生相包含了人类很多的形象,马孔多小镇的命运也几乎是整个现代拉丁美洲的命运。

  一个人的爱情可以是全人类的爱情。譬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书中有一个细节是这样的。安娜和渥伦斯基吵架后,渥伦斯基独自一人坐着马车去彼得堡参加宴会。这时,安娜站在楼上的窗口边,看着英俊、衣着整齐的渥伦斯基走向马车,内心非常嫉妒、失落和不甘。他们一起私奔,但是,彼得堡的上流社会可以接受渥伦斯基,却不接受她。她只能躲在家里,任凭绝望吞噬自己。我想,在那一刻,安娜的痛苦不只是一个上层社会女性的痕苦,而是,所有爱情在现实面前遭遇壁垒的悲伤,是所有爱情都可能经历的悲伤。

  电影《安娜·卡列尼娜》剧照

  一个人的梦魇可以是全人类的梦魇。卡夫卡《变形记》的第一句话是“格里高尔清晨起来,变成一只甲虫。”我们都清楚,人不可能变成甲虫,但是,每个人都经历过这样的时刻,恐惧、焦虑、担忧,非常非常压抑,卡夫卡把这种无形的情绪变成有形的语言给表达了出来。

  回到我们的主题,今天我来到伦敦,坐在这个书店,给大家讲梁庄及梁庄的人生。

  梁庄是中国当代村庄,我的家乡,它与英国,与此时正在倾听的你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以《出梁庄记》的结尾小黑女儿的故事为例。

  当时我正在老家做《出梁庄记》的调查。一个早晨,小黑女奶奶带着小黑女到诊所看病,一检查,发现病情非常严重,我就赶紧开着车拉她们去县城医院。在医生给小黑女儿看病时,我试图联系我认识的一些人,派出所的、法院的,等等,看怎么办。所有的人,不管是医生、警察还是法官,都说,报案肯定是对的,但不建议报案,根据以往的经验,不报警肯定比报警的要伤害小黑女儿少一些。

  那两天是我极为痛苦、煎熬的两天。事情不断回到原点。奶奶一会儿说要去报警,一会儿又揪着头发说对不起自己的儿子儿媳,把头往墙上撞,不如死了算了,再或者,就是把头低到腿上,默默地哭。奶奶心里是怯懦的,她其实不敢报警,她怕和邻居撕破脸,她怕人家倒打一耙,怕事情被人知道孙女将来找不到婆家,怕在村里、亲戚那里丢人。

  有一次,我无意打开电脑里的录像存档,翻到采访小黑女的那一段,我又一次听到录像里我抑制不住的哭声。当时,我正问小黑女,为什么那个邻居老人第一次对她那样做时她没告诉奶奶,都那么疼了。小黑女慢慢说,因为她怕她奶奶伤心,因为哥哥太调皮,她奶奶已经很累了,她不想让她为自己多操心。

  隔了那么多年,我仍然忍不住流了泪。她不知道她遭受了什么,而导致她进一步受伤害的原因竟然是心疼奶奶。

  听着小黑女的诉说,再次看到她奶奶的花白头发,我想,也许事情发生的原因及处理的方式可能是中国式的,但那一刻,奶奶的痛苦一定包含在全人类的痛苦之内,它是人类永恒的痛苦和永远面临的困境。与此同时,小黑女儿因天真所遭受的伤害也是人类所有天真所遭受的伤害,它是真实的个人遭遇,但同时,却也好像人类世界的内在形象之一,与你我都息息相关。

  在这个意义上,梁庄就是世界的中心,它承载了全世界人类在当代文明中的命运。

  也可以说,写作与世界的关系是小等于大的关系,甚至,更大于这个世界,是小大于大的关系。

  03

  隐喻关系

  写作与世界不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而是隐喻和象征的关系。当作家起笔写一个人物或一个村庄、某个庄园、某个故事时,他并不是按照现实的模型来写的,相反,它要把模型——这里的模型指的是日常观念中的现实认知——打碎,打成一个个元素,然后,再重新捏合。即使我们说《傲慢与偏见》是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的风俗画,也不能说它和现实一模一样,如同日本的浮世绘一样,把一些重要的人物突显起来,让他们成为某种隐喻和象征的存在。这也是故事之所以有价值的原因。

  电影《安娜·卡列尼娜》剧照

  这是文学创作的基本起点。隐喻不只是一种修辞或创作手法,而是创造文学世界的基本起点,尤其是对于虚构文学而言。

  如何既具有人类的众生相,但同时又能通向隐喻性和普遍性,这是所有作家所追求的艺术方向。

  如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透过以化身为教授的魔鬼撒旦考察人的灵魂为起点,考察了当时俄罗斯的社会现实和精神状态,这样一种超现实的起点本身就有强烈的隐喻色彩。马尔克斯、卡夫卡的小说都是这样的起点。

  但是,也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通过对现实世界非常清晰的精雕细刻,最后达到一种强烈的隐喻风格。前天去伦敦国家美术馆,看小汉斯荷尔拜因的肖像画,我被他画作强烈清晰的风格所吸引。他的画非常现实主义,每一个细节,哪怕是手上的褶皱,都会画出来,但是,当你观察整个肖像时,它们又具有强烈的超现实风格。人物像浮雕一样在空间中凸显出来,凌厉、强大,又孤独万分。

  回到文学作品上,譬如像《傲慢与偏见》《包法利夫人》这样的作品,小说本身非常现实主义化,但是,最终却有强烈的隐喻风格。我想,这与作家对世界的理解,对人的理解都有很大关系。

  我自己也刚完成一个小说《四象》。小说写一个患精神分裂的大学生,返回家乡河边的墓地放羊。在这里,他和三个人聊天、说话、学习,经过一系列事件之后,重返城市,被尊为大师。最后,他的精神基本上恢复了正常,但是,他再也听不到那三个人说话了。这三个人其实是墓地里的亡灵。

  表面看来,这个故事有一点点魔幻性质,但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写作一个魔幻现实主义的小说。在看荷尔拜因的画时,我突然想到,我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风格:强烈的、清晰的真实性,这一真实性甚至是粗暴的,以至于最终能达到某种隐喻。所以,在我心里面,我一直把这墓地的三个人作为真实存在的人物来写的,他们在那个患精神分裂症的年轻人那里,也的确是真实存在的。

  这个小说并不长,十三、四万字,但我写了两年多,已经改到第四遍,目前还在改,我个人非常喜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与现实世界是这样一种变形的、但又密切的关联。

  再回到开头,文学世界是一个既不同于现实世界,但又一定诞生于现实世界的世界,它与现实世界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是看似一个面像,但其实却是由无数面像组成的关系。

  我想,这也是写作与世界之间最基本的关系。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