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书,该怎样避免“邪教化”
来源:北京青年报 | 时间:2020年05月29日

  文/唐山

  编者按:

  一年一度的“六一”儿童节即将来临,“儿童阅读”相关话题也随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全国共有561家出版社,其中540家以上在出童书。在图书市场增长日渐乏力的背景下,“童书”却是形势一片大好,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动力。

  快速增长的背后伴随着童书市场的鱼龙混杂,由于“缺乏陪伴”,大量功利性、速成式的儿童书籍大行其道,人们期待用一本书“完美解决”儿童的教育问题。

  “教育的本质是陪伴,而不是方法。‘邪教式’童书泛滥,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家庭教育。”教育学家熊丙奇说。

  “如果你去过培训现场,你也会觉得,这哪是儿童教育啊,搞得跟‘邪教’差不多。”王先生对记者说。

  王先生在外企工作,他的孩子前年刚上小学,每次接送孩子,校门口都会有一群人发名片、递资料。大多数情况下,王先生会婉拒,但还是攒下了厚厚的一沓名片,名片上印有各种有趣的头衔:儿童“学习力”教练、儿童“财商”培养师、儿童专注力培训专家、儿童成长顾问……

  “刚开始不太相信他们,可他们都有自己写的书,去听过几次免费讲座,这些‘专家’‘教练’一个个跟巫婆似的,其实套路都差不多。”据王先生总结,重点有四:

  首先,制造恐慌,让家长觉得自己的孩子已成落后分子;

  其次,承诺只要买了他们的书、上了他们的课,就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其三,善于营造气氛,通过喊口号、激情演讲、讲小故事、参加过培训的家长现场谈“受益经验”等,鼓励更多人买他们的书,或者参加培训;

  其四,如果家长感到收效不大,就会被说成是“理解不透,学习态度不佳”。

  “我翻过他们的书,基本都是按‘遇到问题—后果可怕—提出新概念—堆砌似是而非的论据—彻底解决’的套路写成,再加上一些案例和笑料,就算是一本书了。有的‘专家’‘教练’可能在保险业工作过,书中画出的模型、讲座用的PPT都差不多,只是改了一下字句。”王先生说。

  最让王先生感到不理解的是:“如今孩子的压力已经够大的了,这种兜售焦虑的童书,为什么能出版?而且出版这么多?”

  大家都往童书市场钻

  “为什么能出版?竞争压力太大了呗。”出版人林秋兰说。她看过一个统计,截至2019年,全国共有561家出版社,其中540家以上在出童书。“5年前,好多出版社不太看好童书市场,这5年来,大家都在往里钻。因为成人出版的盘子日渐缩小,各出版社都希望拥有一个童书产品线。”

  北京童心布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帅则认为:“看一下这两年的图书市场年度报告就知道,成人图书市场年增幅不大,只有10%,童书的增长率却有20%。从前社科、财经是热门,但早在2017年,教辅、童书已排在纸质书销量的前两位。各出版社都觉得这是一片蓝海,不管过去有没有积累,都挤了进来。”

  除了增长方面的诱惑外,童书出版还有几大“先天优势”:

  首先,风险较小。选题申请更容易,效率较高。

  其次,成本较低。以绘本为例,首印只需3000—5000册,而成人图书的首印量一般在5000—8000册之间。

  其三,市场操作容易。用林秋兰的话说:“特别是低幼类图书,读者还不太会说话,说不出自己想要什么,只要家长以为这本书有利于孩子,就会去购买。这一批家长买了,下一批家长还会买,容易做成‘经典书’。”

  “可大家都参与进来,才发现童书也不是那么好赚钱,目前市场上能做到‘大畅销’的童书,大多是5年前出的,近5年出的畅销童书,还真数不出几本。”林秋兰说。

  王帅认为:“好多人觉得童书市场门槛低,但事实上,没三年以上的积累,很难适应它,因为你做的选题无法被地面店、网店认可,不会把你的书放到显眼的位置上。前几年,还可以靠做一些新品种来抢市场,如今这已不大可能了。”

  做不了畅销书,大家只好围绕老师和家长的心理下功夫。

  林秋兰说:“一些童书抓住了老师和家长们的偷懒心理。培养德智体美劳等品质,需要成人示范才行,正因为成人无法给孩子提供沉浸式的教育,所以才想用一本书来解决问题。”

  于是,各种速成式、方法式的童书冒了出来。

  创作蓬勃但与国际接轨还有差距

  市场竞争激烈,但童书作者受益不多。

  作家范典说:“相对来说,写童书的收益比写成人书高。此前我出版了一本40万字的小说,版税仅7.5%,勉强拿到1万元。而我即将出版的几本童书,大概是5万字一本,每本收益已达1万元。”

  范典表示,自己写的是儿童文学,原创性高,稿费可能更高一些,即使如此,只靠写书也“不可能养活自己”。一般情况下,童书作家先用写书博取知名度,再通过办讲座、办学习班,再加上创作收入,“才能养活自己”。

  “如今童书写作很繁荣,每次作协开会,都能看到很多年轻作者,但大家都是业余创作,主要是学校老师、文化馆工作人员和媒体人,我也是当年在儿童杂志当编辑,才走上业余儿童文学创作之路的。即使是曹文轩,也是一边在大学教书,一边写作。”范典说。

  著名翻译家万之曾说:“在瑞典,当作家太舒服了,因为读者在公共图书馆每借走一本书,国家就要给作协0.40元,其中一部分要给作家。格林伦(《长袜子皮皮》的作者)有时年底能收到上千万的钱,但其中700万要交税。这钱不用读者掏兜,是政府给的,连翻译也有,我夫人年底有时也能收到1万多元,真是个好政策。”

  作家叶倾城刚写完《你好啊,一年级》《蜗牛做的谷小满》两本儿童小说,她说:“应该分清儿童文学和童书之间的区别,就我所知,目前写儿童文学的人很少很少,大多数作者是写童书,就是给孩子做‘科普’,和教辅差不多。”

  此外,虽然童书创作日渐蓬勃,但在与国际接轨方面,还有一定差距,特别是在样式上,相对单一。范典说:“我认识一位境外绘本作家,她每年在世界各地跑,参加各种书展,找到好的图书样式,便引入内地市场,确实与众不同。”

  焦虑感产生“剧场效应”

  对于“邪教式”童书泛滥,范典认为原因有二:

  其一,中国家长在挑绘本时,很少因为其审美品质而购买,绝大多数是看实用性。这种家长太多,“邪教式”的童书自然也多。

  其二,很多成年人不读书,在“全民读书”的氛围下,各单位都在办读书会,只好去听书网站下载音频,集体播放一下,讨论几句,就算是读过了。这种听书的音频多是“打鸡血式”的,所以这些家长在给孩子买书时,只看个标题,根本不深入了解。

  对此,叶倾城有不同看法:“指责家长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没感受到家长的难。”

  叶倾城接触过许多年轻家长,他们大多来自农村,靠高考改变了命运,虽已身处中产行列,却普遍缺乏安全感。叶倾城说:“在接触中,他们说得最多的话是,认为自己还不如父辈。父辈毕竟还有一块地,孩子没考上大学,还能去种地。可他们这一代进了城,没有别的资源,除了自住的一套房,什么也无法留给孩子。这几年,经济增长放缓,他们的焦虑感就更强了。”

  有了焦虑,就会产生“剧场效应”:当别人站起来时,你也只能站起来。

  “现在小孩也没什么可玩的,因为同学们都在上各种补习班,只能去补习班找小伙伴玩。只要经济许可,给孩子报个学习班,也是家长无可奈何的、爱孩子的方式。对‘城二代’来说,除了靠成绩,他们还能靠什么?此情可悯,过分责备家长,我觉得太不厚道。”叶倾城说。

  在看过太多现实的案例后,叶倾城相信,不如把一切交给市场,童书的风尚最终应让市场说了算:经济高速发展时,童书会更倾向于鼓励个性发展;在经济发展降速时,童书会更偏重吃苦耐劳的说教。

  “只要写的人足够,市场必然会淘汰一批人,不值得大惊小怪。”叶倾城说。但她也承认,目前童书的市场化不够,一些学校通过举办“跟着绘本学XX”“背诵《三字经》《弟子规》”等活动,影响着家长的选择。

  “这些年来,学校对文言文更重视了,但我希望孩子多看张岱这样的、比较优美的文章,而不是只讲愚忠愚孝、帝王将相。但没必要较劲,老师也不容易。”叶倾城认为,“童书‘邪教化’的责任究竟是谁的,我也说不好,反正责任不是孩子的,不是老师的,更不是家长的。”

  成人世界激烈竞争的投影

  “教育的本质是陪伴,而不是方法。‘邪教式’童书泛滥,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家庭教育。”著名教育学家熊丙奇说。

  熊丙奇表示,家庭教育是个性化教育,根据父母的文化、认知、背景及孩子的个性不同,各有差异。家庭教育的大原则是相似的,即尊重孩子的人格和爱好,但在操作上,必须因人而异。大家都去追求方法,虎爸、虎妈、哈佛女孩等流行一时,说明家庭教育缺失,只好把别人的经验“拿来就用”,从结果看,其实完全没用。

  “幼儿教育应该去小学化,减少知识性,专注培养孩子的健康行为习惯和健康思维习惯,可是家庭教育缺失,大家都不愿花时间去培养孩子,所以才出现了这么多双语幼儿园、科技幼儿园。这些话我曾反复讲,讲了十多年了,媒体也大量报道过,可还是没用。各种幼儿培训机构仍然在赚钱,甚至越来越走火入魔,一些大V、名人也加入其中,推波助澜。”熊丙奇用“绝望”一词,表达着自己的感受。

  最让熊丙奇感到无法理解的是:虽然童书“邪教化”是成人世界激烈竞争的投影,但个体并不是没有抵抗空间——出版社明知道这么做会“搞死自己”,依然大量出版这类童书;作者明知道“鸡汤式”写作不靠谱,而且不赚钱,却还在拼命写;家长明知道这些书不利于孩子成长,却争相掏钱买;老师明知道这些书背离了教育精神,依然向家长推荐。

  大家都是“明知道”,却谁也不担当,因为靠一个人改变不了什么,都不想去做牺牲品。人人都在焦虑中,却听任焦虑的折磨。

  熊丙奇认为,原因出在两方面:“一方面,内心尚未根除等级观念,人人都怕成为所谓的‘最底层’,怕被社会淘汰。可事实上,谁被社会淘汰了?现代社会追求平等,哪有什么‘人上人’,只有‘人中人’。另一方面,焦虑中包含着利益,所以才有人去制造焦虑,不断夸大幼年行为对未来的影响,因为他们要利用焦虑来赚钱”。

  让科学光芒照进童书阅读

  “童书过于功利化确实是一个严重问题,但不能因此绝对否定实用性,我认为,比较健康的情况是,实用性与趣味性应为6:4的关系,可现在我们是8:2,甚至是9:1。”资深出版人、未来之音创始人卢俊说。

  赴法留学生陈翔发现,虽然法国童书在形式上非常有趣,但内容上也带有明显的功利性、实用性,比如经典漫画Asterix,就是以高卢被罗马占领为背景,讲述了相关历史知识。法国童书也采取了分级阅读的方式,比如给0—2岁孩子看的绘本主要以图案为主,介绍父母称谓、生常识惯等。给再大一点的孩子看的童书,更强调故事性,也有一些关于爱、梦等大一点的主题。给更大一点的孩子看的童书,则有名人传记少儿版。但法国图书市场中,文学类排名第一,占比为58%,童书排名第二,只有16%。

  中国教辅与童书占比更高,卢俊的理解是,中国书价相对便宜,从“汉堡指数”看,美国一本书大概值5个汉堡,在中国,则只值2个汉堡。中国读书买书的负担相对小,但多是家长买给孩子看。家长自己很少看,他们不知道该给孩子买什么书,也不知道怎么选择。

  “在童书领域,确实存在着过分夸张、制造迷信的现象,但一味抱怨也无济于事,最好的办法是让科学的光芒照进童书阅读这个领域,帮助家长提高分辨能力。”卢俊说。从去年8月起,卢俊和他的团队推出了针对学龄前儿童的分级阅读指南,凝聚成《爱上阅读的秘密:儿童分级阅读启蒙》,希望将最新的研究成果提交给家长。

  “阅读没有标准,不仅中国在这方面研究不够,在全世界,阅读研究也被边缘化。”卢俊认为,正因研究不够,使“无所不能,立竿见影”式的童书泛滥。此外,近十几年“绘本黄金时代”也产生了副作用,市场快速扩容,难免泥沙俱下。对大多数人来说,阅读并非先天就具备的能力,需要习得,所以一些人将幼儿阅读神圣化。“可问题是,谁能说读绘本就比读小人书更高尚呢?格调有高下,但格调低不等于素质低。只要价值观不扭曲,应该兼容。”

  “有了愚昧的家长,才会有‘邪教式’童书的流行,问题的关键,是给家长们提供科学的选书方法,提高他们的分辨力,这样各种‘神话’自然就没有生存空间了。”卢俊说。

  家长可以帮孩子扛一点

  著名学者周国平曾说:“作为父母,如果你有独立思考,就可以做最大的抗争,尽可能给孩子好一点的小环境,以使他们的好奇心自由成长。我们改变不了太多,但可以帮孩子扛一点,或者帮孩子干一架。”

  现实充满压力,但在可能的情况下,父母依然可以尽一点努力。

  双建梅是一位写作者和家庭教育讲师,在她看来:“很多父母在挑选童书时,总是像看病一样——孩子感冒了,就买感冒药,孩子发烧了,就买退烧药。孩子不好好学习,就去童书中找各种‘处方’,一个个试,因为他们从心眼里,觉得孩子不行。”

  在与别的家长闲聊中,双建梅发现,谈到自己孩子的缺点,父母们总是滔滔不绝,说到优点,则支支吾吾。不能帮助孩子发现自己、发现自己的力量,则再好的方法,也只能是短期有效。

  “其实,很多问题并不是今天才有的,我们这一代家长都经历过‘一张考卷定终身’‘以分数论英雄’的时代,我们应该反思一下自己的历程。人生是长跑,干吗非要截成一个个800米,分段来计成绩?”双建梅说。

  呼吁多年之后,熊丙奇感到有些灰心。他表示,应彻底改变主导教育的“人上人”观念。他说:“各种考试正在支撑着等级观念,希望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但考试真能改变命运吗?没考好,就低人一等吗?怎能将分出成功者和失败者当成教育的目的呢?对此,我们的反思还远远不够。在此背景下,呼吁家长们理性,其实太难了,因为争夺家长的人太多,煽风点火的人也太多,你努力了很多年,公众号上一篇文章,就能让你的所有努力化为泡影。”

  从孩子几个月起,双建梅便陪伴孩子阅读绘本,10年下来,如今孩子能埋头读几个小时的书,而同伴翻几页便不耐烦了。双建梅有两个孩子,大儿子的家庭作业不多,如今每天还能读书,二女儿的家庭作业却非常沉重。有时,双建梅会帮她写作业。她说:“我希望她能多一点业余时间,哪怕不去读书,只是玩一玩也好。为高考的三五分,每天要多花一两个小时,这个损失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