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小说遭遇历史——评《帝国的迷津》
来源: | 时间:2020年05月21日

  文/汪政

  在《帝国的迷津》自序里,小说家赵柏田对自己的写作有这样的表述:“进入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我的足迹和心迹可用一个词加以概括——大幅度后撤:从生活世界到文字世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从对当下生活的描摹到历史书写,从文学走到学术边缘。”这一后撤的收获便是从明代到现代并且侧重于江南一带的历史人物书写的系列作品《岩中花树——十六至十八世纪的江南文人》《历史碎影——日常视野中的现代知识分子》和《帝国的迷津——近代变局中的知识、人性与爱欲》的问世。

  《帝国的迷津》的主要内容及写作意图作者在自序中已做了具体的说明,读者可以通过对全书的阅读以自己的体会与作者互证对话,我更感兴趣的是作品的叙事方式,一种穿梭于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从容和睿智以及由此而显露出来的作者对历史的理解。在《岩中花树》的自序里,赵柏田说他的这一写作方式“起自对历史与叙事的双重热情”。他说:“小说以想象取胜,历史用事实资证,小说中交织着历史影像,而历史也不妨写得如小说一般生动。小说家和历史学家从各自的领地出发向着对方走去,相会于幻想与事实、历史与虚构之间的中间地带,即便是叙事的国度。”这一段话我以为是把握作者这一系列作品风格的关键。一开始读到赵柏田的这些历史作品,会让人对作者写作的目的产生许多疑惑,作者想干什么,是想治史还是想给我们讲叙一些历史故事?他提供的是历史上有案可稽的史实还是纯属作者的文学虚构?也许进而还会发问,这些在通常的历史研究之外的叙述的价值到底在什么地方?

  即以《帝国的迷津》而言,似乎看不出全书体系上完整的架构,倒仿佛是作者兴之所至的偶然点染。《迷津——林则徐与徐继畲的一次交锋》《先觉者悲歌——王韬和他生活的年代》《从暴民到顺民——1852年春夏宁波纪事》《一场殖民地爱情的始末——罗伯特·赫德在中国的最初十年》……接下来还有《纵横四海——海盗布兴有事迹考》《庸人列传——上海往事里的道台们》《名士风流——李慈铭在北京》《如云漂泊——杨度在1898年》,等等,有的记事,有的写人,而不管记事与写人,又似乎缺乏连贯,特别是整体。作者总似乎对一些事件、对一些片断、一些时间与场景有着特别的兴趣,这显然不是我们早已见惯了的历史的研究方式与表达风格。从叙事角度讲,与其说是历史,倒不如说是文学,或具体地说是小说更为恰当。细节、描写、动作、心理与语言是作者主要的叙事手段,《先觉者的悲歌》写王韬,作者这样开始他对笔下人物的叙述:“咸丰五年一月的一天下午,墨海书馆中文编辑王韬和几个朋友清谈后到酒楼小饮,乘着酒兴又到勾栏访艳。厮混到傍晚,几个人才散去。王韬还是没有回到他位于书馆后面租住的小屋,踩着冬日满街的夕照,去老闸访了一个有些时日未见的朋友,又一同赶往另一家妓院……”这显然是一个很沉着的小说的开头。而随着叙述的展开,更丰沛更生动的细节纷至沓来。他写王韬第一次到上海墨海书馆:“在外来世界的事物面前好奇地瞪大了眼睛。他发现,书馆窗户的玻璃纤尘无染,室内则像琉璃世界一般敞亮。”他幻想王韬在巴黎“喜欢塞纳河上的米拉博桥,站在桥上看夕阳下逝水汤汤,真有今夕何夕之感。”在记叙杨度的1898年时,笔致也相当的细腻,他写杨度与梁启超首次会面,少年气盛,很见二人性格,“梁启超过分的傲分激怒了他,他对梁启超的评价很低,说他是一个大骗子,‘是欲张其门面以骗馆地耳’。争论到了天色昏暮,梁没有留饭的意思,口干舌燥的杨度拱手而出,只觉说不出的懊恼与空虚。”确实如此,我们时时觉得,赵柏田似乎用意固然在剖析人物的思想,却也不缺少对人物所处的大时代大背景的交代点染,但是从具体的情境出发去刻画人物的性格更是作者之用功所在。书中写英国人罗伯特·赫德,这个大清的海关总税务司,不去叙述他四十八年任内对中国海关的影响,以及他在中外交流中的作用,却把笔墨集中在他到中国任职前十年的漂泊,聚焦到这个英国人在中国的所谓爱情上,刻画了一个具有宗教背景的西方人在未开化的中国于情感、婚姻和两性交往中的矛盾、焦虑、虚伪与放纵,塑造了一个具有双重人格的特殊形象。作品对李慈铭的刻画也十分生动,通过对人物日常生活的描摹和他与诸多人物的关系梳理,将一个被冠以一代文豪的名士的内心世界刻画得淋漓尽致,贪婪、嫉妒、虚伪、腐朽、无能,把一个历史人物活脱脱地推到了现代读者面前,似乎就生活在我们当中。即使像《庸人列传》,并不专写某一人物,却也能于简约的叙述与精练的笔墨中,通过典型的情节与场景,将上海的道台们各自的个性呈现出来,宫慕久的开拓与无奈,咸龄的无能与可笑,吴健彰的贪婪与胆小,麟桂的粗鲁和优雅共生下的愚蠢,着墨不多,均跃然纸上。

  不知这有没有误谈了赵柏田,但作者的这一系列写作确实具有多种阅读的可能。细心的读者当然会从那些细致的叙述与生动的场景中感受历史,将作者的文学叙事归于历史的深思。许多学者都认为赵柏田对历史的叙述方式受到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影响,其实,当代史学的潮流之一就是力图还原历史的现场,将田野考察的证据与文字档案化作当时的场景,恢复历史事件原初的面目,复活历史人物的真实生活,特别是社会史研究兴起后,对历史的日常生活式的叙述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这样的方式不满足于给出现成的结论,而是让人感性地面对历史,体验到历史的氛围,感受到特定时空的生活意韵。赵柏田在书中引述过学者杨念群有关“历史现场”的阐述,如果用来评价赵柏田的写作我以为是十分恰当的,“历史现场”,“就是那种特别逼近个人日常生活状态的网络关系和历史氛围,它们往往由特别具有个人经验的具体细节构成,好像如涓涓细流淌出的一种舒缓有序、波澜不惊的节奏,属于相当鲜活细腻的动态现象。哪怕是一段乡绅瞬间表露的心态,一宗人们习以为常的家庭琐事,一件乡间司空见惯的民事纠纷,都值得我们去细心体味,因为其中每个细节都可能完全不同于我们原先设想的历史剧情主线的设置。”这就不仅仅是叙事方式的问题,同时也是一种历史观。只是,当历史已成往事而不可复见时,我们如何抵达现场,这便为想象留下了空间。事实上,历史都是面对材料的想象,是倚重逻辑的力量去进行推衍,将历史用大事去连缀,还是凭借描写的魅力,将历史还原日常生活,这才是差别。毫无疑问,我们惯常的“历史”总是遗忘后者,而赵柏田的叙述正是从这遗忘处开始。

注:本文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