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治纲:在质疑中重构文学立场
来源: | 时间:2020年05月21日

文/李咏吟

  应该说,洪治纲文学批评的一个主导性方向是对当代作家作品的解释。他的解释面相当宽泛,尤其是对先锋文学作品的解释,通过读解他的这类批评文字,我觉得洪治纲始终在一个“自由的”批评家与“半自由”的批评家之间挣扎,因为他还不够“勇毅”,颇有同情心,还缺乏一种彻底的批评或否定精神。但是,在观察洪治纲近年来自觉努力的另一个主导批评方向时,则让人有些敬畏,因为他“说出了”许多批评家因为怯懦而不敢说出的真实想法,这就是他对新时期以来历届小说评奖的系列反思文章,在这些反思文章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洪治纲的历史理性主义批评精神,而且可以看到他对小说艺术的深入理解,更为重要的是,他由此进行了关于“批评家的责任”和“批评的正义”的深刻反思,这些问题对于批评实践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学院批评的意义上说,洪治纲对新时期以来历届小说评奖的反思,与其说是对小说审美思想价值的质疑,不如说是对小说评奖者的艺术审美价值观念和正义立场的质疑,因为评奖本身的目的就应该是最大限度地维护文学生命本身的正义性。

  洪治纲不仅仅从大方向上思考小说的本有价值和使命,而且深入到各种小说形态的内部去寻求每一种小说的内在生命本质,这显然是一种有意义的解释学意图。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皆有自己的“内在美学规律”,创作者要寻求这种美学规律才能创作出合目的、合规律的文学作品。同样,批评家也只有寻求这种美学规律才能深刻地理解和评判这样的文学作品。

  首先,对短篇小说的理解和评价问题。按照洪治纲的理解,短篇小说首先在故事层面有着特殊要求,“短篇小说中的故事可以是一个时间截面,或者说是一个场景,不要求其场景的演进;也可以是一个人物的断面展现,但不要求其性格的历史发展。所以,短篇小说的故事在一般情况下都是不完整的。”其次,短篇小说对语言有极严格的要求。“追求言外之意,意外之象是短篇小说必须具备的审美功能。”“正因为短篇小说对艺术技巧有着天生的敏感性,又加之形式上的短小快捷,因此,在许多艺术变革的重要时期,短篇小说往往都是走在最前面的。”在对短篇小说审美特质的把握上,洪治纲确立了短篇小说评奖三原则:一是在文本形式上应该贴近诗歌的本质,无论是对结构的安排还是对事件片断的剪裁,都有着某种微妙的节制。二是在艺术表达上有极强的智性特点。三是在语言上应该讲究诗性的精粹和纯洁、练达和丰厚。具体说来,洪氏三原则中,一、三两点立足于对结构与语言技术很好的把握,第二点则显得有些模糊,属于一种自由感觉的尺度。应该说,洪治纲对短篇小说的内在品质的分析是大致不差的,而且在艺术上也不会引起太大的争议。因为作为一个职业小说家,假如让你解释短篇小说的精妙境界,你会确立怎样的审美原则呢?如果按照洪氏三原则去按图索骥或评奖,至少可以保证“评出来”的作品具有高度的艺术水准,至于具体的获奖数目则另当别论,因为优秀的艺术作品永远是稀少的。不过,我对洪氏三原则持有保留意见,实事求是地说,在艺术要求上,我与洪治纲的理想是一致的,但洪治纲忽视了短篇小说创作的一个“致命法宝”,这就是“短篇小说的思想性要求”。在我看来,短篇小说之难不在于语言结构或情思,而在于小说家高超的思维综合能力及其对生命存在的社会文化本质的深刻洞察力。思想的优先原则与艺术的质朴原则,更应成为短篇小说的创作法宝。

  应该肯定,他所做的解释学努力对现代短篇小说评价标准的混乱而言,是一剂猛药。例如,他在小说历史的严峻审视中寻找到的短篇小说评奖失衡的系列理由,正是从这些理由出发,他对“以读者趣味为中心”的艺术评价方向提出了严峻的批评,因为被异化的或愚昧时代的趣味离真的东西总是相隔遥远。事实上,这些获奖作品虽然坚持以读者为中心的批评趣味和作品选择方式,但从今天的意义上说并没有真正提供值得让人心灵所记忆和坚守的作品,这从一定程度上说,就是批评的一种近视导致的失败。

  其次,是对中篇小说的理解与评价问题。洪治纲对中篇小说审美特性的思考不像短篇那样深入,但他谈到“中篇小说的确可以给作家提供一个相当充分的审美载体,为作家在叙事技术上的尽情发挥留下了相对自由的文本空间。无论是叙事视角的转换、结构形态的变化,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话语符号的运作,都可以在中篇小说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由此,洪治纲也提出了中篇小说三原则:一是故事的完整性,二是结构的繁复性,三是对创作主体的艺术素质具有更大的宽容性。我赞同洪治纲对近二十年中国中篇小说的一般判断和评价,而且我以为他的评价是符合事实的,因为《天云山传奇》《人到中年》《爸爸爸》《小鲍庄》《一地鸡毛》《黑骏马》《北方的河》《棋王》《神鞭》《人生》《美食家》《烟壶》《你别无选择》等获奖作品依然能唤起人们的美好记忆。这些作品中共有的一种倾向是:一个抒情的故事长久地在读者心中生根,一段苦难的生活通过生动的形象创造和电影再创造烙印在一代人的心灵深处,这种怀念苦难和人心温暖的美丽抒情将在一个较长时期支持着中国作家的创作。相对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而言,中国大多数作家的才能和抒情品质以及思想能够触及的灵魂深度似乎更适宜创作中篇小说。

  最后,是对长篇小说的理解与评价问题。至此,洪治纲完成了对小说形态学、文体学和小说价值学的全面的初步的反思。我不得不承认,对于我这个多年教文学理论并重视文学批评的文体意识的人来说有一种“震动”,因为他选择“设问自答”的方式不仅将所有的批评问题引向一种尖锐的反思,而且使个人的思想表达具有一种质朴的简洁性和直观性。而这正是许多批评家梦想的一种方式。当然,这种批评方式难以形成系统而深刻的理性认识和逻辑论证。事实上,思想要有一种逼人心魂的力量并不仅仅是通过欧式句法或古奥的文言完成的,它也可以有一种简洁而深刻的方式,例如,鲁迅的批评文章并不复杂古奥,但他的批评话语中的几个质朴的思想陈述句总能让人永世难忘。洪治纲的《无边的质疑:关于历届“茅盾文学奖”的二十二个设问和一个设想》无疑是一篇有着轻骑兵作用的尖锐而有效的批评文章。这篇论文既涉及长篇小说文体的深入理解问题,也涉及小说批评或评奖的一种程序正义或价值公正问题。

  从近二十年中国小说的审美趣味的转变来看,人们纷纷转向长篇小说创作,从根本上说,这是由长篇小说的特质决定的,因为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只有长篇小说这种极具包容力的文体才能把握一种历史与生活的真实与深刻。严格说来,长篇小说就是通过多重人物关系和复杂故事情节,创造人物形象,表达创作者对历史文化与生命存在的深刻理解和价值观照。长篇小说创作的难度不仅在于故事的结构能力、叙述语言的创造能力、人物心灵透视的能力上,也在于对历史文化的深刻洞察力、对人性本质的穿透力、对生命存在的真正认知力上。长篇小说可以是历史世界也可以是史诗传奇,可以是隐喻哲学也可以是人生大剧场,它具有最不确立的精神创造特质,它对创作者的无限的艺术才华形成了一种“自由的召唤”,你有怎样的天才都可以在长篇小说创作中体现出来。它期盼深刻、丰富和哲理,它期待神秘、真实和勇气,它希望天才、自由和智慧。同时,也应看到,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对小说家的一种本质考验,假如你是一个平庸的小说家,你的笨拙、你的无聊、你的缺乏想象及诸多的缺陷将会暴露无遗;假如你是一个真正的小说家,你的天才、你的语言、你的判断、你的人物就会永放异彩。

  中国的长篇小说诗学满足于情节评点和人物品鉴,系统而深入的现代长篇小说诗学总难形成。在中外长篇小说传统的共同作用之下,当代作家的长篇小说中出现了一些好作品,不过许多作品的创作选择或者以古典为宗,结果流于模仿而缺乏创新,在民族文化生命趣味中沉沦;或者以翻译小说为宗,追求叙述的试验和潜意识心理的描摹,结果常流于浅显。所以,中国当代作家每年以近千部的数量生产长篇小说却难有一两个精品。

  这实际上说明了长篇小说创作需要进行深刻的理论反思。事实上,长篇小说的创作或诗学问题最为严峻,因而长篇小说创作迫切需要研究和诗学规范,即应该追思这样一个基本问题:真正的长篇小说应当何为?所以,洪治纲从“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出发来评判当代中国长篇小说的价值认识或价值失范问题极有意义。他论及四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实际审美价值并客观分析了不同作品的成败得失,其分析本身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实际上,我与洪治纲的看法相近,相比其他获奖作品,《白鹿原》最能当得起这一荣誉,不仅以前是这样,今天依然如此。《白鹿原》的神奇之处在于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殊标本,它不仅隐喻历史而且指向未来,不仅直视生命神秘而且透视人性苍凉,不仅超越党派而且雄视古今,尽管我对他处置“田小娥”这一角色极为不满,因为在我看来,这可能是陈忠实思想局限造成的最大败笔,然而,就是这一败笔也使他具有失败的特殊反思意义,因为没有缺陷的作品就不会具有无穷讨论的价值。《白鹿原》正如它所正视的历史文化生命一样具有无穷的复杂性,而复杂性正是长篇小说可以被无穷解释的关键,也是长篇小说显示内在的深度、自由思想空间的魅力所在。事实上,如果每一届评一部好作品而且以《白鹿原》作为一个基本水准,那么,“茅盾文学奖”就会显示出它特殊的权威意义。

  洪治纲并未从理论或诗学入手深入讨论长篇小说的诗学问题,但他对具体的获奖作品的深入分析具有一种让人信服的力量,“一部优秀的长篇总是要向人们提供多向性的审美意蕴,它应该拥有巨大的理解空间,可以让审美接受超越故事本体延展到社会、人生、历史和生命的各个领域,它的故事也许不一定复杂,但它的审美触角利用长篇小说固有的多重结构和各种事件可以向不同方向延伸。”

  应该说,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确实存在着极为严重的问题,在我看来,长篇小说作家首先要做的事不应是“书写”而是一种“学习”,就像残雪那样去写名著阅读笔记。因为长篇小说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经验或人生经历的抒写,它是对创作者历史修养、人生修养、艺术修养和思想修养的一次次高度考验。更为重要的是,长篇小说创作有自己的规律,它是一种源自民间、源自心灵又回到民间、回到心灵的精神活动。实际上,长篇小说的诗学是由长篇小说的叙述或结构学、长篇小说的人生价值探索、长篇小说对生命历史存在的透视、长篇小说的神秘意蕴和形象谱系、长篇小说的生命理想探索与精神震撼力等问题所构成的。所以,一个作家的简单生活积累或粗糙的语言技巧或无聊的生活虚构都不可能构成真正的长篇小说,而且在这个长篇泛滥的时代,长篇小说创作的内在危机应该通过文学批评家的尖锐批评来加以克服或警示。

  实质上,批评的正义意愿与批评的公正性具有自己的历史文化美学意义,这也涉及作为知识分子的批评家的命运与前途问题,因为批评的无序或怯懦,批评的失效或“恭维判断”,只可能使作为知识者的批评家角色不断贬值。或者说,没有原则与理想的批评是批评家的一种自杀。所以,什么是真正的批评家自应成为我们自觉思考的基本问题。可以说,真正的文学批评对于每一个以此为业的人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它需要具备一种自由而高超的文学判断力和思想力,也需要一种对社会、对人生、对文明、对艺术的最纯正的生命热情,更需要一种毫不徇私的冷峻与思想激情,还需要对文学的传统与创新保持着最深刻的理解。只有这样,批评家才能对文学形成真正的批评和引导,才能同时为新艺术、为批评自身建立自由而富有生命价值的精神立法。批评家是一个艺术的、地道的理解者与领悟者,一个真正自由的思想家。

  一个批评家能够通过批评显示自己存在的价值,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因为它至少标志着一种成功,这种成功的几率可能比成为“作家”还要小得多,但仅有高产的批评还不能完全体现一个批评家的真正自由的思想与原创。洪治纲除了对小说评奖的质疑之外,他更多的就是对文学现象和先锋创作进行解释,我已肯定过洪治纲在中国先锋文学批评中的智慧劳作。也许先锋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思想的不确定性,正如先锋性思想自身的混乱那样,洪治纲显然还在先锋文学领域进行探索或思想突围。洪治纲能否在先锋文学解释中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武器看来还需要不懈的努力,因为这并不仅仅是洪治纲的问题,当代中国的所有批评家也未能就此显示出自己的深刻性和原创精神,我们还不能不跟着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实验者一道思考而且思想明显地滞后。中国文学批评的问题在反思视野中最能获得一种一目了然的理解和清醒,我借此机会想进行一次严肃的追问:自由的批评家与半自由的批评家到底能给现代中国文学带来些什么?我们肯定不能指望“伪批评家”或“异化了的批评家”,显然,道路还没有尽头。

注:本文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