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怡微:我比我小说里的女孩子都过得好
来源:澎湃新闻 | 时间:2020年05月21日

文/范佳来

在复旦中文系教授创意写作的张怡微,经常挂在嘴边的句子是:“我很幸运”。

张怡微

曾有人这么形容她:“声小,动作轻,夹个菜也要用手兜着,举止克制谨慎,笑时表情收敛。”做了老师后的张怡微,明显地松弛下来。今年4月份,张怡微的《家族试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通过这本书,她回眸望见了自己,曾经那个永远被忽视、不被爱、永远在愤怒的小女孩,每一个短篇都是自我的分身,都在诉说曾经可能变成的自己。

“身为女性,我更为敏感地觉知到生活的缝隙,是既容得下血缘之外的人员,也会奋力驱逐血缘之内的人员。有软弱的寄生,亦有逃离。”张怡微用“家族试验”命名自己的生活与写作,一本小说集,亦是一段岁月与回忆的浓缩。

我的技巧在提升,但曾经的愤怒消失了

“比较显而易见的是,我比我小说里的女孩子都过得好。”

走过青春期后回顾《家族试验》,张怡微觉得,每一篇文章都像是自传,《家族试验》是她观看世界、观看生活的起点,来自种种“不满足”,对家庭不满足、对爱不满足、对知识不满足。创作这些故事的初衷,是因为彼时年轻的自己看到许多残缺、不完满,看到成人世界令人费解的雷池,不冲进去看看触目惊心的残肢断臂,就不会满足。

在20岁到30岁的年龄,包围她的是挣扎、困惑和不解,以及对现状的不满。“我一直没有达到安全的那种状态,一直觉得自己就不应该过现在的生活,家里的人对我没有期望,不需要我奋斗,我的感受也微不足道,那是一种对自我普通的痛苦。”

在她看来,《家族试验》中写作了一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生活在一起的故事,相比情节,更重要的是表达的欲望:当时的她,面对正常的生活总觉得哪里不对劲,想要说出来。“如果我不写就没有人知道,大家都觉得你们过得很好,这是女性写作所面临的问题。我们拿笔的时间也不长,表达的不好不要紧,但是完全不表达,别人就会忘却我们的声音。”

在青年作家里,张怡微写的上海别有味道:曹杨新村、田林新村、上南新村……她在工人新村长大,在她笔下的《樱桃青衣》《细民盛宴》里,关于新村与城市片支末节的浮影反复盘旋又出现,诉说着市井老百姓的欢笑、苦涩、希望和迷惘。这样的晦暗和杂乱陪伴张怡微长大,也是她文学灵感的来源所在,有别于他人印象中上海的灯红酒绿,她笔下燃烧着细碎和哀恸的烟火,又有上海人特有的矜持与欲说还休。

和同龄女作家的激烈和投入不同,张怡微似乎天生是超然的,带着别样的冷静俯瞰人世间的悲欢。评论家张定浩在《家族试验》的评论中表示,她笔下的爱情不是简单的男女情感联结,而是和人情世故、家长里短融合在一起。“令她着迷的似乎不是男女两人乃至各种更为复杂的多角情爱关系,而是所谓爱情究竟如何一点点挤入人世间其余同样执拗坚韧的情感关系中。”

例如《呵,爱》里的男主角艾达,与女主角萍水相逢后就悄然离去,宛如在记忆的玻璃上呵上一道水蒸气,留下氤氲和惆怅。“两罐冰镇的啤酒下肚,地上全是化开的凉水。”张怡微坦言男性在自己生活中是缺位的。“我有父亲,也有继父,一直有男性进入到我的生活,但他们没能成为我的领导者、保护者,为我遮风挡雨。他们都不是精英,都是弱小的、自我的、有缺点的普通人。”

她的父母经历过两次婚姻,父亲有了继母,母亲有了继父,来自父母的宠爱是资源,需要和新的伴侣争夺——而她向来是弱小、卑微的那个。小的时候,她会觉得父母被抢走了,现在反而会期待他们的离开。“不要再来烦我就好。”对于张怡微而言,写作是一个自我疗愈的过程,小女孩在成长中的压抑,在一行行文字里缓慢地消散。“我的技巧在提升,但曾经的愤怒消失了。”

“有些细微的感受,会跟随学生一辈子”

疫情下,张怡微开始尝试网课,她觉得自己适应得没有那么快,她一直惊叹于学生们的创造力,以前是“新鲜的生命力糊自己一脸”,如今却是对网络授课的快速适应。“网课对我这种比较年轻的老师可能是考验,学生适应什么都很快的,他们什么都很厉害,是他们一直在适应我们这些古老和传统的授课方式,就算把课堂搬到斗鱼上,他们也能很轻松地接受。”张怡微和创意写作班的学生合影

在疫情里,张怡微也感到焦虑,甚至开始用打“动物森友会”来排解,一打就是90个小时。从台湾回来后,她一直有囤积物品的癖好,读书的时候,住的地方经常断水断电,就连洗澡也需要提前把水囤好。这也养成了她的“囤积癖”,她会在家中堆积罐头和泡面,本质是源于当年身处高度紧张的环境培养出的不安全感。

“从二战结束到现在,人们会觉得安逸是生活的常态。”张怡微说,“但是上一代人所经历的恐慌和紧张,这一代人也必将经历,我们的社会在飞速发展的同时,抗风险的能力不够强大。”

疫情中,由于要上网课,她不得不买了全新的平板和手机。“如果我这样一个工作三年的老师,都觉得在设备上有压力,那么普通学生、甚至清贫家庭的学生,会觉得压力更大。”在她看来,从平板到手机再到阅读器,用于直播的设备,一整套就需要好几万,对于已经工作的人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对于学生而言,更是难言之隐的压力。

“学生的感受比较细微,这些微妙的情绪可能会跟随他一生,那些不够自信、对生活的哀怨都需要克服,需要走很久的路,才会变得好一些。”

创意写作的定义变得越来越丰富

作为教授写作的老师,张怡微敏锐地关注到,创意写作的定义正在不断延展,变得越来越丰富,不仅是传统的小说,也是自媒体、网文,甚至是剧本、游戏策划等等。她最近正在关注机器与人类情感的联结: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人的生命体征依靠机器来维持,例如用手机来谈恋爱,抑或是植物人需要插管来维持自己的生命。

她对机器的思考,起源于对台湾小说家琼瑶晚年经历的一场风波。2017年,琼瑶为丈夫平鑫涛“阿尔茨海默症”住院治疗并插鼻胃管一事,陷入与平家继子女的纠纷。在这场牵扯到旧年婚外恋、继子女矛盾、老年病患的长期护理、不同生死观的冲突中。她以琼瑶式的文字为这个沉重的议题命名:“鼻胃管——撕裂我、击碎我的那根管子”。

一场有关爱情和家族的纠纷,最终的焦点却是“管子”——这一切,使得张怡微对其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一根小小的鼻胃管,不仅是临床医学会面临的道德困境,也逐渐进入文学视野。如果说小说创作根植于日常生活的经验。在她看来,小说营建的虚拟世界始终致力于我们对生命体验的重新赋形,那“撕裂她、击碎她的那根管子”就将显现出智识之外的审美潜能。

张怡微觉得,文学的主体始终是人,文学的内容是取径人的日常经验并从中找到真正的神性。机器显然不会带领人类开拓神性的边界,但它是一种强势媒介,会照亮人性的冲突、世情的复杂——因为新旧环境的冲突总是混乱的、虚无的,机器不单纯只是为营建更好的生活而服务,它会干扰、暴露人类,并创造新的心灵压抑。在这些新的题材和未经关注的领域中,隐藏了巨大的创作潜能和空间。

面对外界,张怡微依旧是细腻、敏锐的,却少了不安,多了自信和笃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