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肯《探照灯》:一个人的庙
来源:《小说选刊》 | 时间:2020年04月29日

文/宁肯

写过一篇散文《探照灯》,现在是小说《探照灯》。正如写过一本散文集《城与年》,现在是小说集。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探照灯》在其中最典型,同构,同题,大异其趣。散文是现实露出的部分,非常庞大,但更庞大的是没露出的部分,下面的部分,小说写的就是下面的部分。许多年前每到“十一”前,天上都会出现探照灯,明晃晃的晃来晃去,那么单调的年代,这是绝对的奇观。十几岁的孩子站在院里的小凳上,窗台上,房上,翘起的屋脊上仰望。探照灯出现的许多天前就这样站着了,一旦出现欢呼声响彻胡同夜空。然后跑到有探照灯的地方近距离看,更是惊讶,难以想象的一个装置,类似高炮有几个人操作。散文写了这些,这是现实露出的部分,但它带来的震撼,以及这震撼和整个少年生活和时代的结构性联系即“结构主义”的联系,是没露出的部分,冰山在水中的部分。这部分一样是现实,但只有想象才能完成,换句话说是纪实散文无法完成的。

如果世界只有散文我们只能看到世界很小的部分,尽管这很小的部分看上已大得不得了。但这是坐井观天,一个人如果不能通过小说看到潜在世界得丧失多少?比大地广阔的是海洋,比海洋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广阔的是小说,其实这也是老生常谈,不说了。创作谈的这种单一形式已让我厌卷,“我要说的都在作品里了”常想这句箴言,但这又是一种古典内倾的思维方式。直到看到杜尚说艺术家比作品重要(现代主义主体大于客体,越来越个人)才改变主意,作家艺术家还是要说,要谈,要从作品后面走出来。作品不是作家的一部分,相反作家是作品的一部分。创作谈是一种走出来的方式,也还有其他方式,比如边写边谈。两者同样是一种艺术或者说创造行为,而这是否更接近杜尚的理想?而这正好也是一个社交媒体体时代,使“边写边谈”成为可能。它们伴生在作品上,像牡蛎一样,共同完成着作品,包括作家。

难点

被一个短篇折磨有日,有些难点别看小但非常顽固,久攻不下,像攻一个要塞。你可以放弃。但征服更有意义,因为别看它小,它几乎就是本质。

写作如庙

《探照灯》初稿完成于2017年,两年后修改。还记得最初写它时正走在布拉格的街上,路过一个教堂时还在想着如何写它。2019年又去了布拉格改稿,突然发现原稿写得如此混乱,粗糙,笨拙,臃肿,简陋,简直是一堆爬行的无翅膀的文字,带着散文痕迹。当然,这也不新鲜,我的长篇初稿也大体都是如此。因此每次修改于我就显得特别重要,说脱胎换骨一点不过分。另外,修改正是矫正眼高手低以达手眼同一的过程。如果我还有什么优点的话,就是每次都能慢慢地让手跟上眼。现在又多了一个优点,就是拥有大量时间,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不需要这时间产生任何效能,写作变得非常纯粹,对任何奖都没兴趣,甚至对批评也没兴趣,写作如同一个庙宇,一个人的庙。

复杂化

除非以短篇为主要创作方向,否则将短篇复杂化得不偿失。复杂化太容易迷失,充满了陷阱、歧途,与其将短篇复杂化不如直接写中篇或长篇。长篇一定要复杂化,就是要长,复杂,甚至芜杂。

感觉思考

我们总以为是用语言思考,实际上开始是用感觉思考--这时还不存在语言,只是当思考感觉时,语言才会上场,翻译感觉,澄清感觉,而这时语言已是理性的结果,甚至工具理性。如果一开始就用语言思考,无疑会限制了感觉,如同限制了梦。

听与看

关键时刻有时叙述比表现还要真实,表现有时会显出做作,功利,刻意,叙述由于接近口语,有口语本身的惯性,显得自然而然。当然相反的情况一点也不少,表现(描写)显然自然、真实,叙述则轻飘,虚浮。两者的错误你都犯过。或者从另一角度这是一个听和看的问题,叙述是“听”,表现是“看”,听与看结合得特别好的以君特.格拉斯和拉什迪最典型。

短篇小说的难度在于体积小角面多,如钻石。每个角面的关系又是那么微妙,差一点整体都受影响,牵一发动全身。因此短篇就是要慢慢磨,磨出一个好的短篇,你自己也差不多就磨成了。

异质

必须每天读异质的东西才能保持活力。

写得太顺了不好,要有断。顺是一环扣一环,起承转合,逻辑清晰,严丝合缝,但这样时间长了会腻。突然断一下,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来几句,阅读反而一下精神起来。

东看西看

需要出彩的地方要意识到,意识不到,惯性往下叙述即为平庸。但我的问题不在这儿,在于意识到了要费上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出点彩儿。有的人不费吹灰之力。而我常感觉自己奇笨无比,写得慢,拖延,磨蹭,畏难,东看西看。

落叶

没什么比文字中的时间感更迷人的,那种触动,让人回到过去,与时间同在,与自己的过去同在的感觉非常迷人。为什么落叶最接近回忆?因为落叶像落日一样是一种过往。阅读中如果分布一些落叶,会让人感到与作品同在。写作应该意识到人的这种本质的性需求。人在现实中常常感觉不到存在,但在回忆中,在文字中是存在的,也是回忆为什么动人的原因。

七种可能

一个显在事物下面至少有七种可能,写出这种可能。

手术

所谓修改常就是重写,原稿不过是脚手架,都要拆掉的,这很可怕。但是没办法,你就是这种笨人,第一稿总是很残,不像别人出手就成。这你得认命。究其最深原因,是你生长在十年“文革”,一开始的语言就是残的,非人的。思维自然也是残的,因此每一次写作第二稿都是对第一稿的治疗,都要手术。

早起的鞋匠

伦敦,在哪儿都一样,总是起得很早,五点,无事可干只能写作。一个早起的鞋匠能干什么?无非就是烟,喝杯茶,钉鞋,嘴里含着钉子,词。带着《城与年》文档已跑了多个国家、城市,不算同名散文集这本小说集也有几年了,真是“城与年”。

语调,语感

语调,语感搞准了,远比意思搞准了更难。显然,语调,语感又和方言有深刻关系。这方面作家负有责任,应认真追究。语调事实上有着极特别的东西,是可以调的,同样的意思这么一调是一个味儿,那么一调是另一个味儿。调了味儿后往往又有新的意思出来,这就又深了一步。这种东西多了就会极其普通又极其特殊,有一种绝对的魅力。味道和音乐是一样的东西,既是感性的又有着深刻的理性,结构。在这个意义上,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可以赶上一部音乐。

规律

如果有足够的表现力,就可以打破叙事规律。

镜片

有些地方就是要磨,最难的地方,最生硬的地方要磨出的东西往往反而是最好的东西。一早就像磨镜片的老人戴着镜片磨镜片,时间准确,完整,可以面对所有的碎片或破碎,寻找那唯你才能创造的瞬间的光亮。

“聊”这个字有意思,不同于说,讲,谈,“聊”本身很文学性,本身就是一种超时空的调子。“聊”往往统摄了交代,环境、说明、描写、现场、过去、未来,是一种很有效的叙述方式。不会被具体的时间、空间绊倒、拘住,非常自由。而“聊”的关键在调性、语感,在慢,在一种口语。如果没有了“慢慢聊的调性”那些交代、说明,就像水落石出一样难看,笨拙、跳、僵。当然,也还有其他的调性,书面的、逻辑的、长句的、绵延的。没有调性或如果是断断续续的调性就是简陋、残疾,这方面在我们的小说比比皆是。

性格

一个影影绰绰的人,到后半部分性格慢慢出来,人也清晰起来。那么性格是什么?是对事物的态度--态度反应内心,最终心灵是性格之源。往大说,时代社会也来自人物性格深处,不要从外部描写时代,社会,那是报告文学,纪实,非虚构,要从性格透视,带有无意识,才是正途。

消解

戏剧化的东西,如果不是反讽,应尽量消解。

汉语单字力量就很大,携带着语境的信息,有空间感,一修饰、形容往往失去单字的力量,简洁的力量。比如形容一个孩子见到生人停住,“像猫一样”,单字一个“猫”有力量。养猫的人都是知道猫那副停住的样子,但要说像一只黄猫黑猫小花猫,就没有了“猫”的抽象力量。单字不是单词,是汉语独有的:一个单字就是一个世界。据说外语绝不能说单说猫,没有抽象的猫这个词,只有大猫小猫花猫公猫母猫,反正捷克语是这样。《天·藏》捷克语译者李素就经常问我到底是什么样的“猫”,什么样的“衣”,什么样的“碗”“壶”“笔”。我们习惯说“他拿起笔就写”,捷克语一定说是钢笔还是圆珠笔还是什么笔,没有“笔”本身,没有抽象出来。汉语的单字既具象又抽象,是汉语最独特的魅力。

小让我们复杂,大让我们变得简单。

小说的次序是一种智慧,可讲究的地方非常多,越讲究越显智慧。但小说的次序绝非一次能完成,是两次甚至多次叠加才能完成。每一次调整甚至每一点调整后都感到之前的简单,平面。人的初始思维就像上班走路一样,总是惯性地原始地顺道儿走,大的结构、路线有,但局部很扁平,也就是说没有小的结构其实是大问题。更多时候智慧体现在小的地方,但初始思维是照顾不到小结构的,能把大结构完成就不错了,所以才需要二次、三次、多次修改。小让我们变得复杂多维,事实上是大让我们变得简单。

合金钢

有时文字会裂开一道缝儿,灵光一闪,这时不可放过。抓住了,加强一下会意想不到地出彩,增加整体成色。在细部,这样的密度,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结实是怎么来的?就是这样来的,一次次注入,一次次合成,最后就像一种合金钢。

规定性

特殊年代都有规定性,战争,“文革”都如此,一般说着力表达的不是这种规定性,而是这种规定性之外的可能性:即不是已发生什么而是可能发生什么。可能即想象,既与规定性相连,又是通约一切时代文学的根本属性。甚至关于规定性都不必交代得特别清楚,在细节与创造性的想象中规定性是能自现的,甚至像“文革”那样的规定性应有意模糊,尽可能少甚至不使用那个时代的标签性的语言、术语、口号、语录等公共性的词组和术语——它们尽管真实但又是一种虚假之上的真实,因为它们本质上是反语言的,是语言的石头,垃圾,文学对它们有着排异反应,根本容不下。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为什么不成功?那些真实但实际非常虚假的看起来摆脱不掉的语言是根本原因。

小说的缰绳

叙述是小说的缰绳,描写、刻画、细节。夸张是野马,光有缰绳不行,会呆板、平面,光有描写、刻画也不行,失去控制反而飞不起来,只能爬行。缰绳太弱也不行,必须绷紧,绷得越紧,飞得越高,才是相得益彰的现代小说。在叙述中飞起来,加上想象、夸张、嘲讽、细节,会改变叙述,以至最后分不清是叙述还是描写,这是小说的最佳境界。

冷兵器的尊严

短篇,保持着冷兵器的尊严。唯短篇是贴身的武器,是极端的个人主义,是遗世独立。大有时是自卑的表现,唯小从来是自信的。现在体会到短篇的那种极个人的自信,体会到博尔赫斯的卓然独立。

解救过去

解救过去,在70年代上写东西就像在“岩石”上种东西,东西长出来“岩石”不再是岩石,70年代也不再是一个刻板钙化时代。拯救70年代的胡同,琉璃厂、永定门、前青厂、后青厂,让它们重新存在。

清晰度

如果故事性不强,如果不是风格化的叙述,那么语言的清晰度,朴素、客观,以及不时的含而不露的微妙,就是第一位的。清晰度使朴素、客观加倍,防止了呆板,僵化,封闭——这些朴素或极简可能带来的。当然,含而不露的微妙更是调节。

潜意识结构

如果说一直是平静的危机四伏的叙述,那么到了开始隆起的时候,就需要力量,语言、概括、细节、极简,源源不断的心力。这些都已是潜意识结构,多年形成的了。

隧道与曙光

一个现实中人越来越成为一个寓言,是一种短篇小说的路径。有时一段叙述就像一段隧道,黑暗、艰难、怀疑、绝望。打通了,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看到结尾的一丝曙光,这曙光并不像太阳自动升起,它是人造太阳,但看起来又像自然界太阳一样:借助微弱亮光,让未来升起。

西方日出

在预设的结尾处,甚至在最后的一句话,看到了另一个结尾。预设的结尾走到最后非常难,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但也正是这些不安、困难、疑心重重最终孕育着新太阳:另一方向,喷薄欲出,突然出现另一片曙光。执意在东边看日出,结果西边太阳出来,有时这就是小说的结尾。

结尾,就像飞机落地

结尾,就像飞机落地:地面已很清晰。终于似乎又再次看到结尾了,2017年《探照灯》初稿是万字,2020年还是万字,中间发生了什么?改变了什么?感觉像一个童年长成为壮年。感觉这个过程是一步步挖掘着自己,让自己变得立体、深刻、透明,独一无二,非你莫属。一个人和时代和历史就应是这种关系:孤独和巨大的关系,一只鸟和整个山峰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