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森《岛》:所有的岛都是未来的方向
来源:《十月》 | 时间:2019年10月29日

杨碧薇/文

  上世纪90年代末至新世纪初,在刚刚兴起的互联网语境下,“80后”作家一登场,便颇有摧枯拉朽、革故鼎新之势。如今,我穿越二十年光阴去回味当时那道“新新人类”的文学拼盘,在泥沙俱下的旧日洪流中,不禁莞尔一笑——如我所料,历史的吊诡从不缺席:走得太急的新事物,往往逃不掉被捧杀、淘汰的结局;与闹哄哄的论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一时期的“80后”炮制出来的作品,很难经得起文学史的检验;而桂酒椒浆,总是要远离喧嚣,在另一头的寂静中,慢慢地、慢慢地酝酿出来。现在,我翻开林森的《岛》,这一判断便如伶俐的飞鱼,再次跃出思想的海面。

  同为“80后”作家,林森并没有追赶上那场世纪之交的文学表演。对他而言,这是极大的幸事,因为不久后的将来,他的才华就会喷发出更富说服力的光彩。直到2011年,林森才出版了首部小说集《小镇》。接下来几年,笔耕勤奋的他又陆续出版了小说集《捧一个冰椰子度过漫长夏日》(2016)、《海风今岁寒》(2018)、《小镇及其他》(2019),长篇小说《暖若春风》(2015)、《关关雎鸠》(2016)。所有作品无一例外地分享着一个母题:海南;却又不尽相同,在“海南”这个巨大的根系上长出了各自的枝蔓。阅读这些作品,我不难看出林森为海南立志的决心和建构当代海南精神史的野心。而通过《岛》,我更是欣喜地意识到:打下林森个人烙印的海南精神史,已呈现出足够清晰的面相。更难能可贵的是,它也能轻盈地跳出“海南”这一地域/文化概念的制约,在更大的层面上表现人类的生存状况和精神图景。这也就是说,《岛》具有一种“独特的普遍性”;而“独特的普遍性”,正是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所享有的核心秘密,它像一面深邃的镜子,反射出的景深,对应于作品的伟大尺度。

  诚如标题《岛》所示,小说中至少有三座“岛”。第一座岛,就是故事发生的背景海南岛。在当代中国,每个地方都不缺现实与传奇,但若要论现实意义与传奇色彩的完美结合,或许要首推海南。遥远的地理方位使海南成为大多数人心中的“远方”,被叠以无数的异乡想象。13世纪,马可·波罗(Marco Polo)让西方人知道了海南岛的存在;1886年,美国传教士香便文(Benjamin Couch Henry)写下了《海岛纪行》……在中国,苏轼早在千年前便留下“贪看白鹭横秋浦,不觉青林没晚潮”(《澄迈通潮阁》)的诗句;当代的“文学海军”,更是受到这片热土的倾情滋养。如果说,苏轼的“他年谁作地舆志,海南万里真吾乡”(《海南万里真吾乡》)、“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别海南黎民表》)呈现出由外转向内的视角,那么,生于海南、长于海南的林森,首先有的是观看海南的内视角。对林森来说,海南并非“他者”,而是故乡;他的叙述,是为了让海南的声带自己发声。但基于“独特的普遍性”的“伟大定律”,在为海南“代言”之时,林森并没有封死叙述的边缘,而是为叙述留出足够的“港口”。例如,他总是轻描淡写地提到作为“他者”的广东、北京等地(《岛》中就出现了广东英德监狱,也附带提到了北京的林彪部长),这些缥缈的背景其实是了解海南历史现实的重要参照。再如,他笔下的人物总会有莫名的出走,在《暖若春风》里是叔叔陈可文,在《岛》里是一醉不回的二堂哥。总之,站在这些开放的“叙述港口”上,林森既能举着望远镜向外瞭望,又能捏着显微镜向内窥视。因而,他能更加全面地看待、评估发生在海南的一切;其叙述视角既是向内的,又是由内向外的。从横向观之,这一视角是全球化进程在文学领域的自然延伸;从纵向观之,它又与中国现代文学“向外看”的诉求紧密相连。

  《岛》中有大岛(海南本岛),也有小岛(主要是火牌岛,此外还有另一座更小的无名岛)。小说的双线结构,正是围绕着海南岛和火牌岛来展开。“我”家的故事,发生于海南岛上;吴志山后半生的故事,主要与火牌岛有关。两个岛交替出现,两个故事交叉进行,自然地划分出两组主人公,第一组主人公是叙述者“我”、“我”的伯父;第二组主人公是吴志山本人。根据小说给出的时间线索,伯父出生于1934年,其故事从十来岁当赌徒时开始讲起;吴志山出生于1938年,其故事亦从十来岁翻看村人竖排书时开始。此二人年龄相仿,人生轨迹其实可以进行对读(此中又大有文章!如伯父回到海涯村的时间节点,与吴志山出狱寻岛的时间节点大致相当),这是小说埋下的又一条暗线。而小说涵盖的时间范围,一直延伸到今天,长达七十年。要在十万字的篇幅内讲好七十年的故事并非易事,双岛模式正好可以帮助作者举要删芜,集中力量。

  小说中的第二座岛是退守之岛。林森在创作谈《孤岛之心》里说“这是一个最中国的故事”,“退守”也正是一种“最中国”的行为。从字面义上看,“退守”既有“退”又有“守”,“退”的是凡尘世俗,“守”的是精神空间。古人或因大道不行,或因不为五斗米折腰,遂有隐逸;吴志山的退守却是最无奈也最悲壮的。他读过几年书,是一名正直的军医,后因蒙冤,受尽十年牢狱之灾。这期间,他年幼的儿子和年迈的双亲都死了,妻子也被迫改嫁。出狱后,他无心再问世事,只求寻鬼自证清白,便退守孤岛,将余生交予碧海蓝天。

  二堂哥的人生选择也是退守。与早已移居省城的“我”和四堂哥相比,身为渔民的二堂哥对故乡海涯村有着更深的感情。当海涯村遭遇拆迁时,其他人最终都妥协了,只有二堂哥坚决抵抗。他先是袭击了拆迁队员,被制服后,又只好借酒消愁。一天晚上,他消失了,当人们发现他时,他的尸体已被潮水冲上了沙滩。消失的当夜,二堂哥应是借着酒劲回到了渔村,最后看了一眼被拆得七零八落的故园,然后“就去海边,解开自己的小木船,往大海深处划”。可以说,他是死于自己的绝望;在死之前,他退守到了内心深处的那片海。

  吴志山和二堂哥的命运,都有浓重的悲剧色彩,都隐现着《约伯记》那古老的命题——“善良的人为何受苦”。命运不给他们解脱的机会,只有孤岛和大海能给。“岛”就是一个退守之地,是人在无路可走时的唯一安慰,是最后的精神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吴志山和二堂哥又比“我”幸运,“我”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什么大风大浪,但也从未找到过精神的归宿。我注意到,在小说的设计中,叙述者“我”的故事退居次要了,但“我”又是叙事中必不可少的“机关”和补充。“我”是一个浪荡子(林森的许多小说里都有这种无所事事的浪荡子),对于生活,“我”迷茫又困惑。二堂哥死后,“我”觉得自己应负一定责任,整日活在内疚中;后听从了伯父劝解,外出散心,驱车环游海南岛,遇到了吴志山。两个故事就这样被“我”串连起来,小说的双岛模式得以展开。此外,据林森所言,“孤独甚至成了这个小说最重要的关键词”,我认为最能体现出孤独感的人物,并非吴志山,更不是二堂哥,正是“我”。如果说吴志山和二堂哥的孤独感都是有来由的,那么“我”的孤独则无迹可寻却又无处不在。通过塑造“我”这一人物,小说才真正实现了孤独意义的复指;又因“我”是叙述者,故而小说的语调也浸染着孤独的意味。

  小说中的第三座岛是建立之岛。与退守不同,建立体现的是积极的进取思想。吴志山遭遇了飞来横祸,家破人亡,但也并没有选择一死了之。退守荒岛之后,他为自己修了房子和“墓穴”,养了狗,建起了鱼塘。虽然建造鱼塘最终宣告失败,但重复的劳动毕竟将他从伤痛中暂时解脱出来,(劳动的过程)甚至成为他生命本身的意义。对一个命途多舛的人来说,坚持这点相对的意义,未尝不是一种建立呢?

  伯父这一角色,更是建立与进取思想的集中呈现。伯父年轻时也曾是劣迹斑斑的赌徒,后浪子回头,乘舟漂流到三亚,在牙龙湾(今亚龙湾)建造了新的家园,还把村人也带来一起致富。渐渐地,这里就发展起了一个村落。后因政府遣散村落,伯父于四十岁时又回到海涯,当起了船长,继续带领村人谋生。晚年时,伯父赶上了海南建省、建立经济特区的历史契机,在省城海口投资了几套房。正是这些房产,使他在海涯村拆迁时不至于无家可归。海涯村被拆迁,伯父虽然难舍故土、心怀悲伤,但也能明智地认识到人必须顺应历史潮流。他带头签下了拆迁合同,搬到省城暂居。“改变不了的事实,就得朝前看”,这是伯父的宝贵经验,也体现了他的远见。搬到海口后,二堂哥受不了打击,出了事。一边面临丧子之痛,一边面对老伴的病、四儿子被停职调查的烦心事,伯父还是挺过来了,他张罗着买地、建房,以八十岁高龄重建新的家园。

  关于伯父的这段故事,林森深情地称之为“创世”:“伯父永远是这么满怀创世之心。”终于,不屈不挠的伯父完成了自己的心愿,“我”也忍不住感动了,想到“千年前,被战乱所驱逐的先人们扎根海涯村,也是经历了九死一生,对比起来,我们这一次搬迁,算得了什么呢?”

  伯父是小说中最大的亮色。如果没有他,整部小说的调子仍将是压抑的,在低声部徘徊的。是伯父的故事把小说的调子提了起来,让人看到了希望,再次相信所有的岛都是未来的方向。一个八十高龄的老人尚且如此豁达、坚韧、执著,年轻人就更应该奋起直追了。

  透过伯父这一人物,我清楚地看到了林森小说的精神建立之路。在他早期的《夏风吹向那年的画像》《我特意去看了看那条河》等小说中,我还常常读到迷茫的情绪;后来的《暖若春风》,讲述了一个海南家庭的悲欢离合,林森让笔下的人物被动地承受痛苦,没有谁能从命运的魔掌中强有力地突围。他最后总结道:“家国分离半世纪的浪子回家了,没有团圆,骨肉相聚的痛哭、快慰也不多,在那双幽深目光的笼罩下,我们家开始历尽阵痛。”可以看出,在写下这些文字时,林森的情绪也是苦闷的、沉郁的。在市场经济的冲击和现代化浪潮的洗礼下,海南原有的社会结构、传统价值不复存在;新事物从外面纷至涌来,将这座小岛占领包围、重新洗牌。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林森,亲眼看到了海南的沧桑巨变,看到了海南人在应对这一切时的力不从心、迷失疲惫。而“文学海军”的队伍中,以外视角来观看海南者居多,以内视角来书写海南者甚少。种种原因,都在催促着林森尽快厘清自己的文化身份,确定书写的立场。正因如此,林森自写作始,就带着清晰的身份认同感,其写作方向的早熟也令人惊讶。更难得的是,他并没有将自己局限于封闭的立场中,一味地去批判、讨伐、拒绝,而是抱着一种开放的“岛民”本土意识,用发展和辩证的眼光去审视时代巨变,并给予历史潮流中的个体最大的共情与悲悯。从《小镇》到《岛》,林森有了更多理性,更多力量;当这股力量漫过《岛》的海水拍打着我时,澎湃汹涌与沉着坚定同时充盈着我的心。对伯父这一形象的塑造,体现的正是林森在思想上的艰难前进。隐藏在《岛》背后的立场其实是:海南不仅是海南人的海南,也是中国的海南,世界的海南,是人类灿烂文化和伟大文明中的海南。如果没有这一隐含立场,林森就无法写出他“理想中的故事”,即“最边缘也最中心、最独特又最具普遍性”的故事;也就难以通过文字建构当代海南(精神)主体,并使写作者自身的建立成为现实。

  我想,《岛》正是林森“理想中的故事”。位居天涯海角的岛直指时代的中心,最独特的人生故事也最具人类情感的普遍性。当然,只有这些是不够的。《岛》给我的惊喜,还在于它对诗性的把握。林森的小说一直是富含诗性的,这与他同时也是诗人有很大关系。在《岛》中,对诗性的追求更稳当地落实到了语言层面,林森像是把许多诗句准确、果断地嵌入了文本,增添了文本的诗意和力量。“夜色之中,我驾着车,从城市膨胀的光圈里往外弹射,灯光再没法追上,这支孤独的箭,射向当年从虚无中生出,又化为虚无的海涯村”、“这种空虚感就犹如赶到了半途的暴风”、“那不是下雨,那是另一片海从天空中倾倒下来”等句子,都体现了作者的语言素养。至此,《岛》在思想意义上和文本意义上,都给我带来阅读的愉悦,这也让我加倍期待林森的下一部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