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汉德克:“痛苦的中国人”与中国无关
来源:北京青年报 | 时间:2019年10月18日

  文/李琬

  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彼得·汉德克的众多作品中,“痛苦的中国人”这一标题吸引了读者和网友的注意。对于尚未读过这部作品的读者而言,或许这个题目引人好奇,也带来误解。

  事实上,文景出版的《痛苦的中国人》这本书包含同名小说,以及有关南斯拉夫的三篇游记:《梦想者告别第九王国》《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塞尔维亚的正义》以及《冬日旅行之夏日补遗》。小说标题中的“中国”与具体意义上的民族或国家,实在并无联系,与偏见和成见更不相干。这是一部相当“汉德克”的小说,代表了作者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深度挖掘人类存在和精神状况的写作路向。

  小说主人公洛泽是在萨尔茨堡教授古代语言的教师,也是一位业余考古学家,一位专门发现和研究古代遗迹中“门槛”部分的专家。他甚至把一处门槛遗迹的碎木粉装进玻璃杯里,摆在写字台上。“门槛”成为整部小说的核心意象,象征化地表现了汉德克对语言和现实的理解。在作者看来,“门槛”并非边界、界线——世界上的界线已经够多了——它本身就是一个地带和空间,事件可以在其间发生。

  在小说的第一部分“观察者分心”里,作者把我们引入一个颇有卡夫卡气质的主题中:作为教师,洛泽暂时停止了教书,切断了自己和职业的联系,同时他也不再和妻子、孩子住在一起——通过进入这种“一切都悬而未决”的状态,他试图重新寻找和定义自我。

  洛泽在他的城市漫游着,他不厌其烦地观察和描述桥梁、分岔、道路、河流。他因此穿过一个个空间的区隔,也就是跨过那些“门槛”。他长时间地、密集地注视着身周的城市和事物,这些外物与他内心的心象反复交缠,大量精确的细节描写在冬季河流般冷冽、缓慢但固执坚毅的句子中不断向前滚动,贪婪地捕捉着主人公或者汉德克本人所渴望获得的“真实”。作者是如此关注颜色、声音、轮廓、方向、命名,那些本来最平凡的事物都通过汉德克的语言而获得了超乎寻常的强度和光亮。

  在第二部分“观察者介入”中,洛泽终于辨认出,他自己的归属就是“门槛”,一个尚不属于任何确定性,但是能够连接不同区域的空间。

  一个突发事件打破了洛泽的内心平衡:他发现了一个在树干上涂画纳粹万字符的人,在一种强大的冲动之下,他用石头击中了那个人,并将之杀死。通过对万字符涂写者的复仇,主人公反抗着标签,反抗着对事物的粗暴标记和命名。更重要的是,他直接辨认出,正是这个标志,“造成了我所有的阴郁情绪——所有的苦闷、所有的愤懑,还有强作的笑颜”。

  在作者笔下,门槛意味着打破词语和现实世界之间的界限,弥合二者之间的裂痕;它也让主人公能够治愈自己和世界之间的陌生、疏离。小说第三部分题为“观察者寻求一名证人”。这时,“我”开始走出自我的孤立,他重新回到和母亲、父亲、妻子、孩子之间的交往和关联中。

  对于门槛的追寻,也正是对归乡的渴求。洛泽虽然漫游在自己的国土上,却无时无刻不感到疏离,以至于他被偶然邂逅的女伴比喻为中国人:“终于在所有当地人中间,出现了一张中国人的面孔。”这种比喻并不是因为任何外观意义上的相似,而是指向洛泽与四周环境的相互分离。小说中为数不多的几次提及“中国”或“中国人”,也正是为了传达一种在故乡却感到格格不入的陌生化状态。此时的洛泽“游离在那些通常的权利之外,而且这种状态是一种痛苦”。他的生活看似自由,但他事实上并不希望过这样一种悬而未决、不承担任何义务因而也就剥离了权利的生活。只有回到和具体世界、和他人的联系中,他此前的一切细微感知才获得了意义,精神焦虑的洛泽也因此获得了救赎。

  整部小说的书写过程,也是逐渐从孤独的玄想而接近自我创伤根源的过程。通过直面母亲、童年、纪念堂里阵亡士兵、同样阵亡的生父以及德国和奥地利的界河,“我”重新开始言说那些令自己痛苦的事物。在讲述中,洛泽最终意识到讲述者自身就是那道门槛——讲述者,也就是小说作者,站在真实的世界和文本之间,并将二者连接起来。

  如果说汉德克的小说真的在什么层面上和中国文化有所关联,那我们或许可以在汉德克的《圣山启示录》中找到一些痕迹,其中汉德克回忆道,在观看塞尚的过程中,他发现塞尚的松树和山崖已经不再是对自然之物的模仿,而是形成了一种类似汉字的象形文字,实现了“物体—图像—文字”的融为一体。在《痛苦的中国人》里,作者也同样在竭力反对物体、图像和文字的分离,而他所追求的三者融合状态也意味着主人公的自我与外部世界重新融合。

  书中的小说和游记虽然体裁不同,但并非彼此无关。汉德克向来偏离传统叙事性小说的写法,这让他的小说和游记在主题和叙述的层面上拥有了更多的共振。汉德克的小说主人公也常常处在迁徙和旅行之中。关注地理空间中的方向、位置,以及关注叙述和书写行为本身,已经成为汉德克小说和散文共有的重要母题。他在各种体裁中充分挖掘散文文类的潜能,这些文字总是探讨着身份和认同问题,特别是语言如何参与塑造了这些身份认同。

  相比被视为一个热衷介入社会议题的作家,汉德克更愿意归属和固守诗性和文学性的领域。但正是由于憎恶一部分媒体对名词的空洞、僵化用法,汉德克在漫长的写作中持续抵抗着意识形态幻觉的谬误。

  汉德克所渴望的,是通过文学的语言,来揭示和保存不同于报纸、新闻、数据和哲学所提供的那类现实。

  汉德克更多关注的不是国际性和抽象观念,而是本土、个体与细微:“捕捉小事无论如何远比强加主要事实影响更加持久。”他竭力保存和固定那些时时有湮没危险的碎片、细节和个人经验,因为它们可以矫正被修改、扭曲过的宏大叙述。

  因此,在这部书收录的几篇游记里,汉德克试图传递他通过个体经验和反复观察得到的知识,并批判那些媒体上“倒卖现实或者转卖现实”的食客。他认为,偏颇的西方媒体通过人为设置边界和对立,漠视着不同民族间和解的可能,以及它们曾经团结统一的历史。他希望凭借写作来恢复事物与人、人与人之间的有机联系,而非加剧分裂和仇恨。

  若你读完小说,或许会发现,“痛苦的中国人”这个标题实际上也是一道通向自我追寻的“门槛”。此刻我们应该做的,就是静静坐下来,再次踏入它邀请我们踏入的、被语言打开的奇异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