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圈:真实生活大冒险
来源:文艺报 | 时间:2019年08月23日

网络社交平台逐渐侵占式地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微信朋友圈为例,从诞生之初的私人关系维系到现实生活的线上展示再发展到朋友圈办公,如今大多数人全然倚赖这个线上窗口交换信息。朋友圈设计的初衷自然是落在“朋友”二字。稍加回顾,朋友圈出现之前,人们是怎么交朋友的呢?除了书信往来的神交之友,大多数友谊的发生和维系都需要一个场域,一个实实在在的空间。往远了说,嵇康、阮籍、山涛几人常聚竹林之下,喝酒纵歌,抠虱谈玄,世人也便以“竹林七贤”命之。无论是山间水畔,还是炕头田垄,人们过去总是需要处身实在物中去维系关系。朋友圈诞生前,舞厅比较典型,人们根据跳舞喜好和水平找到同好,跳舞一度成为人们最热衷的社交方式。现在,这种功能被朋友圈承接了过去,朋友圈成了最为普遍的社交场所。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但凡线上可操作的事物都被挪上网络。唱歌,有“唱吧”“全民K歌”等APP,不仅能唱还能给朋友送“花”;买菜,有各种派送平台,让一些在菜市场社交的老年人也失落了;学习,各种线上教学琳琅满目,屏蔽了孩子认识新朋友的部分途径。当实在物转移为虚拟空间,我们自身的虚拟性也在骤增。我们在线上建构另一个身份,让名字成为互联网里的一个符号。甚至有时候,在虚拟展示面前,真实行动的意义都要做出让步。没开微信计步器的那一天,两万步或许白走了?没有拍照发朋友圈的火锅,或许白吃了?在“朋友圈时代”,我们有必要注视并探讨这些新变化。

本期邀请到青年批评家丛治辰、巴黎高师法国当代哲学国际研究中心博士研究员秦三澍、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辑王苏辛一起谈谈“朋友圈”,他们从不同角度贡献了精彩见解。我们四人身处三地,可当微信公众号将这一期发出来时,我们将同时出现在一个地方。

——主持人 宋阿曼

对一个文艺工作者微信朋友圈的文本分析

丛治辰

《文艺报》的编辑老师突然致微信跟我约稿,希望我谈谈对微信朋友圈的看法,理由是:“大家都觉得你发朋友圈还挺多的,应该颇有心得。”这话叫我深感惭愧:一个正经的文艺工作者,理应为文艺事业殚精竭虑废寝忘食操碎最后一片心,哪会天天发什么朋友圈啊!痛定思痛,我深刻反省了一下:自己到底在什么时候会乐此不疲地发朋友圈、死皮赖脸地回朋友圈,或者盯着朋友圈刷个没完直到大拇指抽筋呢?大概是三种情况。其一,乘坐某种交通工具在路上无所事事的时候。玩朋友圈总得有闲工夫啊!但其二则完全相反,是事情多得让人喘不过气的时候。比如欠着这篇文章编辑老师发来火锅图片意思是再不交稿就要把我下锅煮了的危急时刻,我还忙里偷闲发了一条撒娇的朋友圈,倒不是泰山崩于前我能面不改色,实在是濒临心理崩溃打算破罐子破摔。其三是夜深人静四下无人的时候。但凡有个人聊天,谁会捧着手机玩这些虚头巴脑的啊!不过我知道,很多人在聚会时也会拿着手机挪不开眼。说真的,偶尔我也很想这么干,但终究是怂,担心眼前人怪我失礼。但那种身处人群之中的孤独,我懂。所以想来想去,无论是闲暇时如广漠般的无聊、泰山压顶时的歇斯底里,还是或被动或主动的孤独,玩朋友圈的心情都够值得同情的。由此看来,我们的朋友圈看上去热闹得很,其实是聚集了巨大的苍凉。

这么一想,一篇原本可以很轻松的文章一下子变得沉重起来,反而叫我没法下笔了。在别人有意无意地强作欢颜或堂正时去戳人家的软,显然非常讨厌,会招人恨的。我这个人怂嘛,不到万不得已不干这种事,所以朋友圈也顶多嬉笑,很少怒骂。但要拿自己开刀,袒露心扉,又实在心有不甘。可怜一个兢兢业业的文艺工作者评论写久了,没个靶子又实难成文,正抓耳挠腮时突然想起编辑老师来:冤有头债有主嘛,而且这种得罪人的事必须杀熟啊。编辑老师虽是老师,所幸年龄相仿和蔼可亲,何况她可见的朋友圈只有8条,简直就是为本文量身打造。所以下面我打算以其朋友圈为例稍作分析。

编辑老师的第一条朋友圈发表在2019年2月21日,是新科茅奖得主李洱的一篇访谈,彼时正是《应物兄》上市不久,引起广泛关注的时刻。访谈并非《文艺报》发表,而是《文学报》的稿子,可知这条朋友圈与工作并无直接关系。可以推想,此时编辑老师大概也读完了这部小说,故转发以示态度。很显然,这条朋友圈表现的是她个人的阅读趣味。通过转载和发表文章彰显自己的审美情趣和判断力等精神指标,当然是朋友圈的重要功能之一。面对面的交流虽直接却肤浅,你得和一个人相见很多次,才能对其稍有了解。朋友圈却能让时间慢下来,让表达得以驻留,把一个人的精神内面充分暴露。所以相信很多人跟我有同样的习惯,每加一个好友总要先翻翻他(她)的朋友圈。不过这也存在两种危险。一来,知人知面尚且不知心,何况有了一个时间差,更可作伪,一个人完全可以在朋友圈塑造个不同的自我出来。不过假的终归是假的,只要仔细辨别,不难看出破绽。二来,正因为朋友圈能暴露一个人的精神内面,所以也就很容易暴露智商,看破别人是个大傻子或被别人发现自己是个大傻子,或至少气味不投,都很容易让友谊破裂。对此我的办法是,转发文章一定要先看完,这样就算遭人唾弃,至少也不冤枉;但是能不评论就不评论,这样被人讥嘲时还可以嘴硬说此乃供批判使用。

编辑老师的第二条朋友圈是某画展的九宫格照片,这当然也表现了她的审美格调——这可是个有着高尚艺术情操的人啊,这画家我都没听说过,人家好像熟得跟街坊似的,而且画确实不错。不过我总怀疑这和她的采访任务有关,也就是说,这是一条工作朋友圈。通过朋友圈发布工作信息,也是微信里常见而令人无奈的景观。前几天茅奖刚评出时,朋友圈除了相关信息简直看不到其他内容。(亦可见我的交际何等专一而狭隘,一叹)不过郑重声明:我对此绝无半点微词,毕竟我也可以腆着脸说自己是文学共同体的一份子,当此盛事,理当刷屏。但如果你恰好同时认识另外一个行当另外一个公司的十几个人,他们公司搞啥活动时你一定会深感痛苦,就好像你朋友圈里全是微商似的。而且有些人的朋友圈除了工作信息别无其他,不是不发,就是把你屏蔽了,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会果断反屏蔽,反正人家也没觉得除工作外还有必要和你有啥感情维系。好在编辑老师并非如此,她的8条朋友圈里只有3条与工作有关,而且你都可以猜出原因:一条写贝聿铭的稿子,首先的确写得好,二来显然该作者和她不熟,总要套套近乎表达感谢;还有一条,就是咱这版面的广告了,可见编辑老师对本版之重视——所以熬通宵我也得把她的朋友圈翻完。

编辑老师的第三条朋友圈是一则文学活动报道,她是嘉宾。这没啥可说的:朋友圈的传播范围尽管封闭有限,但也算是个分众自媒体吧。自媒体不宣传自己宣传谁?自己辛辛苦苦写的文章、车马劳顿参加的活动,乃至于受到的礼遇,结交的名人与大佬,当然应该展示出来。但宣传这种事,得有尺度有策略,越是自我表现,越要曲径通幽。想我当初少年时,凡有活动必晒桌牌,凡有自己的文章必定转发,惟恐锦衣夜行,现在想想,实在是没见过世面——得挑着晒含蓄地晒啊!编辑老师就晒得妥帖:一篇官方报道,既专业又权威还显得上档次,发出来后不配任何评论,淡然得像和自己没关系一样,却又充分表达出对主办方的尊重和感谢。除此之外,还配发一条共同与会者的文章——你发别人的文章,人家才会发你的,自己宣传自己,和朋友宣传自己,哪个更好?当然,这种分析,必是小人计较,编辑老师绝无此意。

余下两条朋友圈是风景与静物的照片,张张美丽,令人心旷神怡。读图时代都快成为过去了,朋友圈发图乃是常态,所以我们总是有幸看到那些像本人或不像本人的人们,在照片里带我们走遍名山大川,吃遍山珍海味,过一种朋友圈里才有的生活。与之相比,编辑老师发的图实在可以算是文艺小清新了。不过和主要由文字构成的其它6条相比,这两组图片依然显得扎眼,有点迫不及待的意思,好像在召唤着谁谁:快来看啊,我发朋友圈了。这让我在心里突然坏笑了一下。朋友圈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当你很想和一个人讲话却又不知如何开口时,可以把召唤的信息无差别发给所有人。若是解人,自然会心,必来问询;若非良人,也免去了尴尬。可惜的是,不是所有召唤都有回应;同样可惜的是,有些人回应了,却不知自己根本不是召唤的目标。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足可悲哀。

编辑老师的8条朋友圈已经看完了,但其实还有一处可以分析,那就是底部那条横线,横线上写着“朋友仅展示最近半年的朋友圈”。有些人没有这条横线,有些人展示一个月,有些人仅展示3天。这条线就像一道分水岭,切割了时间,也切割出一个人对世界的开放程度和对过往的悔恨程度。这就好像总有一些文学创作者会颇悔少作,不愿别人也不愿自己再去回顾。仔细想想,在苍凉处幻化出热闹,本来不也正是文学的某种本质吗?在此意义上,朋友圈根本就是和文学同构的。回顾一下8条朋友圈,再想想文学,我们会发现,选择一位文艺工作者的朋友圈来进行分析,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我们的朋友圈

王苏辛

被约写关于“朋友圈”的文章,让我甚是惶恐。这起码证明了,我爱发朋友圈这件事已经人尽皆知了。有人说,除了那些需要公之于众的东西,爱发掺和私人情绪的朋友圈都被认为是不独立的表现。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可能是特别不独立的那种。

我这一代人或多或少都参与了互联网从小众到大众,再到日常化的过程。见证过论坛时代的版聊,见证过互相交换QQ号的瞬间,见证过微博、豆瓣、校内网、ins等的点赞、推荐……一句陌生的言论,可以让人交到朋友,一张陌生的照片,可以收获独特的共鸣。再后来,信息流积攒的厚度让人既感到澎湃,又感到习惯,那些热络的互相问候,全变成无需言语的点赞。分享从热忱到静默,我们这代人和我们前后的人们,也在这个过程中,渐渐记录和完成着自己精神的第二次,甚至第三次的蜕变。

这种蜕变跟社交网络并没有太大关系,社交网络只是把精神从内部拉到了外部,也是在外部的这个内心世界,促成了这个全民大分享时代,推动了许多个体的人们精神上的变化。只是这一切变化,在微信和朋友圈普及之后,被压缩和凝练成了更加无法回避,和更加具体的网络社交精神。而这个精神指引下的我们,把所有在前面10年,甚至20年学习到的自我保护和自我防御,乃至我们内心的冰冷和善意,都一条条化作具体的精神规则,协助我们进入一个更加熟悉,更加“险象环生”的成熟世界。

我们谨慎点赞,筛选分组,考量言辞。能私聊的,往往不会版聊。即使是无伤大雅的版聊,也像一粒粒微缩饭局,照顾情绪的,插科打诨的……偶尔出现言辞过于恳切的,往往还被觉得破坏气氛。还有一些根本无法适应朋友圈气氛的,干脆一条也不再发,毕竟,设置“仅三天可见”还会被认为矫情。

网络从一开始打开陌生人的界限,渐渐变成联系熟人和工作伙伴的工具,再接下来,更多人走进朋友圈,把朋友圈的空间变得无限大,把可说的话变得无限窄。社交网络从基础圈一点点肿胀成巨大的行业内部交流群。一些随着成长渐渐远去的人,始终不熟悉的人,被纷纷设置成“不看他的朋友圈”。而我们自己,甚至早已经被许多不同的筛选机制拉黑到另一个世界。

当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朋友圈。我始终记得,我在朋友圈看完了一个同龄女孩的青春期。从她到美国留学,与男友分手,在不同的州之间搬来搬去,直到在网络结识北欧的男友。一场看起来远距离不现实的姐弟恋,竟被修成了正果。这种分享传递着某种温暖与艰难,不能以不懂得保护隐私去批评。我也始终记得,几个电影爱好者通过朋友圈发现的有相同喜好的共同好友,一起组成了一个放映交流会。还有一些言辞激烈的交锋,甚至因为其中出现的金句,不得不截图,存在不同的手机里。在此时此刻的世界,只要我依然关心外面发生着什么,我就依然是一个忠实的朋友圈阅读者。

看那些社交假面下的深层真实,看那些谎话背后的善意欺瞒,也有少量直来直往的正面冲突,全都让人看到人性不同层次的灰色和明亮。还有一些人际关系深处的小阴谋,因为其背后复杂的原因,也变得又灰蒙蒙又可爱。朋友圈是一个小世界,我们想看到什么,就能从中看到什么。大部分时候,不是外界的信息改变了我们,而是我们相信的事物始终跟随我们,记录我们的节点、嗨点、萌点、笑点、严肃点。

在这个信息滚滚向前的时代,翻出一两年前的朋友圈都如同考古。人内心的一切变化,都有了记录和发现的空间,而这些变化其实常常被我们自己遗忘。所以重复犯错,所以在虚幻的公平和竞争中,我们重复着一个个不对称的自我,但实际上都是自己早已经埋下的因果。

有时候,相比那些热衷发朋友圈的人,会更关心那些一句话也不说的人到底在想些什么。也许他们的脑子空荡荡,也许他们沉迷于游戏和恋爱。更可能,他们只是不想跟朋友圈里平庸的我们对话。也许只是怕争吵,怕隐私的泄露,谢绝任何分享,保护自己的精神不受伤害。有时候我也羡慕那种可以憋住一句话不说的行为,只是既然做不到,那起码要做一个不管说什么,都可以自圆其说的人,都可以忠诚于内心的人。

“写屏”:一种文学的药

秦三澍

手指轻滑屏幕,打开iOS每周给我发送的APP使用时长报告,微信总是毫无疑问地拔得头筹。它之于我,就像是象征性人际关系的总和。朋友圈不断蹦出的小红点总让人手痒地刷上半个小时,为的是能和朋友们远程获得一种参差的共时性,不过我们也必然共享同一种代价:为这半小时的流逝深感忧郁。我在过着一种超真实(hyperreal)的生活——“比真实更真实”。我常一怒之下摆脱社交媒体对我注意力的占用,做一个20世纪作家,在某个法国南部小镇咬着笔头给友人写信。但同时我又深深地怀疑,当代互联网隐士的美德又能怎样回应海量信息与数据对时空造成的侵凌?

作为早期“90后”,我在千禧年初亲证了互联网的普遍化应用,我们从古典的纸媒时代一下跳进光电速度带来的眩晕感之中,同时,认知技术、读写技术以一种不可预期的速度发生着剧变。这是维利里奥的“光速世纪”,也是斯蒂格勒所谓的“超工业时代”:技术已然成为知觉意识延展部分的器官,控制论、大数据与社交媒体的数码化在塑造着个体的感性生活。算法社会炮制出新的政治经济学,无论我们的写作与艺术创造,抑或现实中的所有社会交往实践和娱乐生活都被技术重新塑造。

就连艺博会这种充满着老派精英气味的场所也被虚拟化了,譬如ART MOMENTS 2019朋友圈艺博会:你可以平躺在家,用手指滑动屏幕“云观展”,免去了在现场摩肩接踵的尴尬。从存在论的角度看,远程登录的在场与肉身在场具有了同义性与等效性,我们通过对屏幕一次次点击,辨认出存在的涌现和事件的到来,在一种光速电子瞬间实现在场,这种“实时”世界的远程在场亦即维利里奥所说的“速度透视”。技术在使主体的速度倍增之际,也使得我们将对现实的地形学记忆与符码错置、颠倒了。

屏幕已然是斯蒂格勒所说的那种体外的“记忆装置”,如网膜般地包裹、连通着我们,并且持续生成着当下的世界秩序,它关联着的电视、手机、电脑和全球定位系统全都与我们唇齿相依。在数码资本主义的算法治理术中,用户就像蛞蝓一样,作为痕迹的生产者被精准地追踪。搜索引擎会把个人所有搜索的关键字记录在服务器中,并关联到个人IP或者网卡MAC,定点投放广告。云存储时代,你一生数据的持留将成为永久漂流的互联网遗产,被定点打捞并生产成新的前摄。甚至在社交媒体所造就的“后真相”时代,用户的动态更新被算法用来定向推荐,你在被自媒体的数据“个性化”的过程中成为了它心照不宣的共谋。斯蒂格勒认为,这种“记忆外在化的技术”会导致普遍的人的无产阶级化和“象征贫困”,即个体的感性生活被技术机械性挟持,从而造成“短路”。

当个体的日常被算法体现为“数据”,又该如何看待社交网络中的“友爱”?至少在传统意义上,“友爱”恰恰是文学书写发生、转移和产生“效用”的情感场域。点开微博、Instagram或者脸书这类SNS网络,它们总是孜孜不倦地向你推荐“可能认识的人”;在即时聊天窗口和事件流的切换、滑动中,人类的主体间性与互动交往也被数字网络和信息技术所改造,人际交往中颇为复杂的预期被拆解成好友互动次数、媒介场景关系度、地理位置相关度。当我们被朋友圈刷屏转发的热门文章抓取了注意力,当我们聚焦在同样的时间客体上并为之感动,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感性能力正被数码技术外在地操纵?

作为写作者,我们最关心的自然是“云写作”之于写作生态的影响。有趣的是,社交网络时代的诗歌写作或多或少恢复(或者戏仿)它的纪念碑性,这或许因为诗歌具有高度辨别性的文体形式,误打误撞地成为了某种潜在地具备动员性的“文案”,屡屡在各种纪念日作为辅助性的注释,用来提供抒情的材料。Instapoet(这一生造词的字面意思是“Instagram式的诗人”)可能是社交媒体式写作的一个典型案例。自2017年以来,Instapoets的作品就占据了美国畅销榜的半成左右;而对应到汉语语境中,他们显然是指“朋友圈诗人”或“公众号诗人”。

他们深谙朋友圈诗歌的“软文写作术”,即某位知乎答主口中的“三点一线”:痒点(让消费者想象到的优良体验)、痛点(无法获得该功能会产生怎样的痛苦)、利益点(解决方案),以及故事性(热点、冲突、悬念、争议等)。与那些崇尚文学书写之物质感、过程感的写作者不同,我将注意力放在了朋友圈诗歌带动的一种文学性的普遍推广。尽管不少批评者谓之为廉价,但社交媒体带给人的赋权式想象,的确帮助“文学性”进入了一线的写作现场。我们时而惊呼:进入新世纪,我们的作品越来越虚弱地偏离了文学性。然而,恰恰是朋友圈诗歌的诞生分流了曾经依附于所谓严肃文学作品之上的文学性,从此,文学性也可以像一群有益的细胞流淌在血管般的电子精神快销品内部,从而准许文本性对文学性的悄然取代。

因此,我既不赞同硅谷主义者对“技术转向”的沉溺,也不想回到传统人文主义话语对技术的前置性焦虑之中,因为我们的存在本身已经与技术一体化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诸如微信朋友圈之类的电子媒体也是“药”,存在着毒化与解毒的双重契机。要用屏幕去活或者生活,因为我们不能从中脱身,也无须从中脱身,我们必须投身于此,通过贡献的药理学去“写屏”。我们只能通过这种技术、书写的药学来解除我们身上的瘾,又被残留的瘾拖着继续进行新的书写——产生新的踪迹、新的生命的外部化实践。屏幕一次次将我们拖入迷幻的危险,而我们必须通过书写找回绝境逢生的能力,让激情与欲望重新穿透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