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批评的尊严和激情
来源:《雨花》 | 时间:2019年08月08日

文/张学昕

在经历一段时光,或哪怕是在一天的喧嚣过后静下来的时候,我经常会对自己发出一连串的疑问:我们究竟正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是怎样的一种精神或力量主宰和影响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对于一个与文学存在密切关系的人,无论是作家、诗人还是批评家,如何才能更好地通过自己的文字,判断、呈现这个世界丰富的面貌和真相?文学写作的使命是什么?文学批评的使命是什么?是什么在激发我们的写作与批评?

我知道,这是一些几近于古老的话题,我可能无力回答这其中的许多问题,但我可以坦言,激发我文学批评写作的激情,是对人、事物、世界乃至具象的天地时空的敬畏,对存在的不懈地追问。我相信,每一位真正写作者的内心,都一定荡漾着这种朴素而执着的情怀。敬畏之心,虔诚之意,对美好事物的追寻,应该是一个作家、批评家最重要的精神品质。

我不得不承认,多年以来,在我对文学的持续不断的阅读中,那些坚硬或柔软的文字,很多时候不仅没有缓解我内心与现实的某种龃龉和冲突,铸造起我内心的强大,反而愈发加剧了我对存在的更多的焦虑、压力和紧张。我想,这种焦虑和紧张源自多方面的原因,一则是我对文字过于轻率的理解,对存在世界的把握不够从容洒脱,二则也源于我精神内涵的种种匮乏,以及对不朽事物或境界的向往和渴望。这是我更为眷恋文学和文学批评的真正理由,也恰恰是我所恐惧的一点。因为我面对的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叙述文本,更是那些文字背后所蕴藏的复杂文化和艰涩、迷乱的现实生活。我甚至深深地怀疑:我的批评文字作为个体世界的情感呈现和自我生命的载体,对社会生活和更多的“他者”又意味着什么?我的所谓对文学的“独语”的分量究竟有多大呢?因此,我也会常常在阅读和批评中不断地、惴惴不安地追问和反省自己有关批评文字的伦理。

我渐渐清楚的是,文学、文学批评都是心灵对整个外部世界和存在的一种精神性的秘密到达。它是心灵从生活现场到写作现场的一次没有任何表演性质的勇敢穿越,这时的写作,不再是也不可能是自我的原生态的复现,而是心灵对存在的拓展和丰富,是对世界的耐心倾听和对内在自我的寻找。这时的“批评”,与阅读一道,源出于文本,更依赖于生活,是摆脱任何功利和庸俗枷锁的一次次远行,是一个心灵道场和充满激情的狂欢仪式,是精神对事物的某种到达。这时的文学批评写作,心灵完全沉浸在语词的密林里,弥散出激烈和呐喊、宽柔及沉寂、疼痛与抚摸,暗示着写作者内心的美妙风景和百感交集,超越于文本之外,到达于生命本身。

实在地讲,我从不敢对文学有太多的奢望。我觉得更不要让文学、文学批评有太多的文学之外的负累。文学批评虽然不能即时性地解决我们现实的、个人的尴尬处境,但我坚信,文学会建立大于一切物质存在的宽阔和自由,从黑暗而坚硬的存在中磨砺出耀眼的火光,显示出她的神奇。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她既不是摆设也不是附庸,而是前面提到的,是一种到达,我想,对于文学,对于心灵,这已经足够了。

从心灵出发所能呈现的文学现实,在经历了历史、现实世界的风风雨雨之后,必将会重新回到心灵的锚地。无论她有多少负载或承诺,有多少企盼或获得,有多少期待或无奈,有多少虚幻或梦想,有多少空虚或深刻,我们都会在对文学的心灵阐释中得到最大的快慰。文学是神圣的,她永远是一条道路,一条不断延伸、铺展开来的道路,让更多与文学有关的人,穿越表象和某种意志的世界——到达心灵深处。

这种到达,不会被任何外在于文学和心灵的意志指派,它是批评家作为阅读者和诗人双重身份的一次经验快感,是文本的另一次写作过程,是在精神、理性控制下又为理性力量所不能洞察的隐忍力量的朴素呈现。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文学批评的高贵与尊严,并不在于它的权威性,而在于它的宽容、仁慈和激情,在于对人和事物的尊重和敬畏。

可以这样讲,任何时代、任何作家的文学写作,无不追求以一种独到的文学叙述表达历史和现实、人生与世界的存在及其联系,也就是“说”,作家都在努力以“历史的”“美学的”呈现,“说”出一个时代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精神性的存在状态。那么,当我们直接面对一个时代的精神状况及灵魂状况的时候,在对世界形而下、形而上的表现和把握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作家如何摆脱和超越以往文学表达、文学想象的局限和传统艺术模式的束缚、制约,从当下的现实出发,不仅要使自己的文学表达洞穿具体的社会生活表象,直指人类、人性的心灵内蕴,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秘史和现实,做出作家自己的判断,在呈现和表述中,使叙事文学达到最为理想的境界,以此作为努力追求的方向,而且,还要以内在的力量、蕴含、隐喻和象征,说出一个民族的希望和存在的依据。只有这样,才能构筑起文学的支配性力量,实现文学自身的文化、历史和美学价值。这是我对中国作家的期待,对中国文学的祝愿和期待。作为一个追踪当代文学脚步的观察者和评论者,我们与作家同处于一个时代,并渴望我们的作家能够写下无愧于这个时代的经典。因此,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正处于一个“准备经典”的时代。特别是,中国作家面对复杂开放的国际文化背景和当下中国社会现实,如何坚持文学的本性,选择文学的表现形式,不断地探索与寻找一种最契合主体表现个性的形式,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这样,才能更好地表现作家对生活与时代的人文关怀,并保持文学的审美本性,从个体生命的自我体验、自我沉醉中摆脱出来,让自己的文学实践扩展到对整个民族生活与历史的审美观照。同时,还要走出个人狭隘的、绝对的人本困境,走出视艺术为奢侈游戏的“象牙之塔”。因此,我们要处理好功利与审美这个“二律背反”的哲学、文学命题,获得艺术创造的新的可能性,获得真正自由的写作空间,这些,也都将成为我们一代代作家和批评家共同努力的目标。

我相信,好的文学批评,都是对作家创造的文本世界“咀华”的过程。以往,我们在读那些好的文学批评文字时,就常常有这样“咀华撷英”的美妙感受。从这样的评论文字和阐释,可以感受到批评家格外喜欢将自己的意绪、感受和思考,彻底地沉迷在作家及其文本的世界里,与文本中的故事、人物、语言和细节,徜徉一处,执手相看,或同舟共济,或鱼翔浅底,或水中捞月,或翻云覆雨。这样的批评文字,充满体悟和感性的伸张,正可谓“随物婉转”“与心徘徊”。同时,文字中不乏理性的思辨和精神的沉淀,这样的文字,有温度,有力度,有深度,也有个性的气质和风度,特立独行,入情入理,一任评论的激情在文本的世界狼奔豕突,云卷云舒。可以说,这样的评论文字,迥异于西方的“新批评”,或可称之为“诗性的批评”。文艺理论家艾布拉姆斯曾提出了作家和作品之间“镜与灯”的关系,实际上,“镜与灯”作为一个巨大的文学隐喻,更像是作家和批评家的相遇相知,相互照亮和鼓舞,文学文本和批评文本的精神互文,也是对各自美学品质的技术互证。无疑,这是文学批评的一个路径和面向,只是多年来,这样的批评仍像是一股涓涓细流,尚难在当代文学批评中构成大的波澜和声势。难能可贵的是,在批评的世界里,总是有这样的潺潺溪流,款款地从文学的高地清逸流过,情志相生,不断地破茧而出,让我们在这样的批评文字里,强烈地感受到诗性批评的气息和活力。

一个作家的文体意识及其对语言、结构的感悟力、理解力,直接决定了一个作家的审美判断力和表现力。对文体、结构等文学形式力量的探究和美学层面的深度发掘,也是批评家应该重视的面向。当然,这里有很大的天分层面,尤其是文学语言,直接关系到一部作品的价值所在。关于小说语言,汪曾祺先生有一段非常经典的话:“我认为小说本来就是语言的艺术,就像绘画,是线条和色彩的艺术。音乐,是旋律和节奏的艺术。有人说这篇小说不错,就是语言差点,我认为这话是不能成立的。就好像说这幅画画得不错,就是色彩和线条差一点;这个曲子还可以,就是旋律和节奏差一点这种话不能成立一样。我认为,语言不好,这个小说肯定不好。关于语言,我认为应该注意它的四种特性:内容性、文化性、暗示性、流动性。”我十分赞同汪曾琪对语言的高度肯定,以及他自己在写作中的身体力行,其中语言的“四性”,他自己的作品基本都做到了,这也就注定了他小说的基本美学价值取向和文体风貌。语言虽说并不是万能的,但是,对于一个杰出的作家而言,写到一定的份儿上,如果没有语言的凌空蹈虚,没有典雅或美妙的汉语言写作才华,即使他讲出了一个精彩的故事和巨大的隐喻、象征,那种表现,恐怕也会令人感到逼仄,感到遗憾。我们不惟语言至上,可是,没有好的语言,故事和内涵都无法飞翔,就没有一个绝好的承载。另外,从一定意义上讲,小说本身就是一种结构,这是作家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生命体验,凭借自己的审美判断力和表现力,将生活通过一种结构呈现出来,这个结构,既是一个承载思想、精神的容器,也是表现存在世界的途径和方法。实际上,小说的内容和形式是无法割裂的。作家对于形式感的讲究或者追求,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寻求一种更确切的表达。无疑,这里面也就必然蕴含着一个作家的美学观念、人生哲学以及写作态度,渗透在文本的字里行间。作为一个专业读者或者批评家,我愿意在作家创造的文本结构中,做出自己最切近文本的阐释,而且,这种阐释,也一定是对于文本美学价值的发掘、意义的延展。因此,我们的文学批评,一定是美学的批评,文学评论,从语言的维度讲,也应该像那些杰出的文学文本一样,必定是唯美的叙述。

1980 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发生了迅猛的变化,作家的写作呈现出极大的创造活力,文本的形式感,表现出的文本形态和精神内核,都有许多创造性的元素。而我们的文学批评则显现出疲惫、乏力的倦态,或者说,面对许多鲜活的作品,显现出一种阐释的无力感,愈发缺少创造的活力和理论的自觉。并不是说,一定要先创造一种理论来,再去阐释文本,而是要在不同的具体文本面前,选择一种可行的、十分契合文本的方式和方法进入文本。不是用一种理论、理念去撞击文本,而是要贴着文本走,对不同的文本采取不同的阐释途径和审美路数,化用相关的文学理念,并且尝试突破已有的理念,自觉地敦促自己增强理论创造的勇气。在这个方面,我始终在尝试,保持对文本阐释的活力和激情。所谓“新的理论”只能存在于我们对于不同文本的阐释之中,通过大量的文学批评实践,感悟、发现新的理论元素,在若干次尝试中获得阐释、批评的自信以及创造的愉悦。它既可能是西方文论的选择性化用,也可能是中国古典文论的体悟性渗透。索性就先不去考虑什么“体系”之类的建构吧,批评只要能够做到“有的放矢”,就是有意义、有审美价值的文学批评。近些年缠绕着我们的,往往是那些很宏观、十分富于理论感的大问题。正是这些似是而非的理论“问题”和理论规约,束缚、遮蔽着我们的阅读,也禁锢了那些我们原本会极其生动的艺术感受。所以,我们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与自己所“掌握”的某些理论进行搏斗,从而在自我更新的道路上,守正创新。

对于文学史,也许它永远处于一个“重写”的过程。我们对一个时代文学的认识和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出现认识和判断上的调整和重新估价。尤其是,我们一直近距离接触当代作家的写作,难免出现“不识庐山真面目”的感觉,缺少心理上、精神上、人文和价值体系方面的沉淀,因而重新认识,重新考量,重新解读,都是正常的现象。因此,这也就给现、当代文学研究增添了新的学术生长点和可能性,使得我们在一种新的视域下考察文学的品质和价值。

其实,一个作家,或者一个批评家,他对于世界和生活的影响,就在于用心去探究人类的命运,使这个世界更富有人性,从生存和精神两个层面,使我们的存在更加接近人类的理想状态。作家和批评家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才会发现和洞悉存在世界的诸多问题以及他们的种种不满意,并通过自己的文字建立一个新的世界,新的精神空间,创造高于现实和功利的心灵史和精神史。虽然我不知道,文学及其相关的文字,最终与这样一类宏阔的目标到底有多远的距离,但我愈发清楚,写作与批评都是一种责任,一种使命,一种信仰,也许,它还是一种精神的宿命。因此,在面对这个时代及其生活的时候,我们更应该从内心出发,从尊重每一位生命的存在意义、价值和方式出发,从一个时代的精神状况出发,抵达一种真、善、美的境界,只有这样,文学写作、文学批评才不仅仅是一种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表现,而更加是一种对现实和心灵的培育和建设,是对平庸和低俗现实的超越。那么,这个文学批评写作的过程,就会是一个批评家对生活、对作家出色写作的双重致敬,是对文学批评写作尊严的坚守。当然,这一定也是一个温暖而百感交集的旅程,它切实地构成了人类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有关生命及其未来的光荣与梦想!我们确实无法否认文学本身的自由与神圣。

1990年代后的中国现实很有分量,一个作家及其文本如何能够不辜负现实,不辜负历史,不辜负人民,是极其不容易的。作家惟有不辜负当代中国的现实,努力发掘一个民族和时代生活的变化及走向,让大时代、大历史深刻地卷入自己个人生活和内心,在一个人的内心,在自己语言的血液里,探测历史的深度,惟此,才有可能写出最伟大的作品。文学批评的责任和使命,也因而显得更加重要和沉重。

本文刊于《雨花》201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