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湘:女翻译家与“有色人民”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 时间:2019年08月08日

文/潘佳宁

王家湘,著名翻译家,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1936年生于江苏无锡,1953年入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师从王佐良、许国璋等名家,毕业后留校任教,专注于英美文学研究与翻译。从20世纪80年代起,王家湘先后翻译了《沙堡》(1985)、《汤姆叔叔的小屋》(1998)、《瘾》(1999)、《假如给我三天光明》(2005)、《玛丽》(2006)、《小世界》(2007)、《瓦尔登湖》(2009)、《说吧,记忆》(2009)、《到灯塔去》(2015)、《雅各布之屋》(2015)、《达洛维夫人》(2015)、《青春》(2017)等30余部英美文学作品。代表性学术专著有《20世纪美国黑人小说史》(2006)。2014年8月,王家湘凭借译著《有色人民——回忆录》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

在中国文学翻译史上,有一些身兼研究者和译者双重身份的翻译家,他们专注于某位或者某类作家作品的研究与翻译,既是译者,同时也是翻译对象的研究专家,如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傅雷译巴尔扎克、草婴译列夫·托尔斯泰。他们被称为“研究型译者”或“专家型译者”。本期采访的王家湘教授,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开设英美文学课程,专注于美国黑人文学和女性文学研究;同时还为中国读者译介了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艾里斯·默多克(Iris Murdoch,1919—1999)、琼·里斯(Jean Rhys,1890—1979)和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 1891—1960)等多位英美作家的作品。受《中国社会科学报》委托,笔者从2014年10月起先后5次来到王家湘教授家中,就早年求学经历、文学翻译原则和标准、黑人文学重要发展阶段以及经典文学等话题,对王教授进行了采访。

许国璋教授是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

潘佳宁:据我所知,您早年在教会学校学习,很早就开始接触英语,为您日后从事英美文学研究与文学翻译奠定了坚实的语言基础,能否请您谈谈早年的求学经历?

王家湘:我于1936年9月出生在江苏无锡。出生第二年,“七七事变”爆发,父母就带我离开无锡老家向大后方转移。小学阶段我是在蜀、黔、桂度过的,一共换了十几所小学,差不多半年就换一个。1947年夏,我随父母到南京,进明德女中读初一,从那时开始学习英语。明德女中是一所基督教会学校,教学管理都非常严格,学生全部住校,平时不允许出校门,对学生的功课要求很高,并且注重培养学生兴趣爱好。1948年冬,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组织上安排我家转移到上海。1949年初,我进入上海徐汇女中学习。这是一所天主教会学校,每顿饭前学生都要跪着背经,那些经文我现在都记得。我父母是无神论者,受大人的影响,我非常不喜欢宗教那套东西。在徐汇女中我只读了半年,1949年7月1日,京沪铁路首次通车,我跟着父母乘坐首列京沪列车来北京,到贝满女中读初三。按成绩我可以直接升入贝满女中高中部,但我实在不喜欢教会学校那一套,一心想考师大女附中,后来就如愿考上了。

根据当时的国际关系和形势,师大女附中的外语课以俄语为主,也教英语。因为我初中就学英语,所以到了高中继续学。那时候同学们都觉得英语是美帝国主义的语言,不如学俄语好。而且每周要上三节英语,真是给我愁坏了。多亏附中的老师耐心地给大家做思想工作,慢慢也就接受了。1953年,北外首次公开面向社会招生,当时还叫北京外国语学院,隶属于外交部。之前招生都是保送生,从我这届开始改为由高中推荐,再统一参加高考,北外择优录取。到了北外,我才真正系统地学习英语,接触英美文学,并在此后几十年里一直从事英语以及英美文学的教学研究工作,直到2000年9月退休。

潘佳宁:您在北外求学期间,恰逢许国璋、王佐良、周珏良几位先生学成归国;还有张汉熙、丁往道、薄冰等诸位先生执教北外,可谓是大师云集。梅贻琦曾在就职清华大学校长的演讲时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请谈谈北外读书期间您难忘的人和事。

王家湘:我很幸运,北外求学期间能跟随诸位先生学习。除了许国璋、王佐良和周珏良,还有许多学术造诣很高的先生给我们上课。另外,当年还有一批优秀的年轻教师,都是报名参加抗美援朝的外语人才,因为年龄太小被留下了。比较难忘的就是一年级纠音,当年北外对学生的语言基本功要求特别严格,上课读不好的,老师课后继续给你纠正;只要读不好,老师就一直带着你练,不读到字正腔圆决不罢休。我当年总把rope读成“肉铺”,负责纠音的老师每天晚饭后带着我反复读,练了整整一周才读对。另外,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是许国璋教授,许先生治学严谨,要求“每一处引文必须注明出处”。当时我们根本不懂学术论文的写作规范,撰写过程中许多引文都没标注出处。那时又没有电脑,收集整理文献都是用笔抄,如果当时没做标注,回头再想找那可就难了。最后,有的引文实在找不到出处,只好删掉不用。总而言之,在北外读书期间,先生们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学术研究的敬畏之心,是留给我的宝贵财富,让我受益良多。

翻译原则: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

潘佳宁:我在网上找到一张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具的稿酬收据,是您当年翻译英国女作家艾里斯·默多克长篇小说《沙堡》(The Sandcastle,1957)的稿酬收据。20世纪80年代,默多克在我国并没有太大名气,当初您为何选择译介默多克和她的《沙堡》?

王家湘:20世纪80年代,刚刚改革开放,国内译介的英美作家还停留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之间的传统现实主义作家上,作品主题也是清一色地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我在北外给学生上英美文学课,自己也搞英国文学研究,觉得有必要介绍一些当代的英美作家作品。默多克当时在英国非常有名气,许多作品已经被译介到国外,但因其作品中存在大量性描写,如《黑王子》(The Black Prince,1973)这样的作品,如果在国内出版,可能需要删减原文。相比之下,《沙堡》这部小说讲述英国伦敦一个中年教师的家庭生活和情感纠葛,内容比较传统,适合中国国情。于是我便给默多克写信,表示自己希望翻译《沙堡》,征求她的同意。默多克回信说,很荣幸自己的作品能被译介到中国,但她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要删减原文。

潘佳宁:默多克的要求正好跟您的翻译原则一致。您曾多次表示:出于对原作者和读者的尊重,在翻译中从来不删改原文。《沙堡》您翻译了多长时间?

王家湘:《沙堡》我前后翻译了将近一年。当时我父亲正在医院住院,我利用陪护父亲的闲暇,站在病房的窗台前翻译。父亲去世后,我在他的墓穴里放了一本《沙堡》陪他。1986年夏天,我有幸在伦敦一家咖啡厅与默多克见面,她也很高兴见到了《沙堡》中文译者。

潘佳宁:在您翻译的30多部文学作品中,我们发现一些共性,比如女性文学、黑人文学等。许钧认为,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体现了翻译主体的审美要求和审美创造力。您翻译文学作品有什么选择标准?

王家湘:其实我并没有刻意选择某类文学作品,不过相比之下,我更喜欢严肃题材的作品。首先,作品必须要打动我;其次,作品还要深刻地反映时代;另外,我对黑人作家和女性作家的作品也情有独钟,这与我的教学和研究有关。我搞文学研究就不喜欢用过多的文学理论去探讨作品,还是“老一套”地通过作品认识时代、认识现实、认识作家。作品是作家创作的,一定会反映作家的经历和价值观,知人论事嘛。文学翻译也一样,要想翻译好文学作品,就必须对作家的人生经历、创作风格有深入系统的了解。

潘佳宁:您在《瓦尔登湖》(Walden, 1854)译后记中指出:“在翻译过程中尽可能地保留了作者写作和语言的风格,没有为求‘易读性’而改动原文的章节段落,也没有为求‘可读性’而在原文上添枝加叶。”历史上有不少翻译家都极力主张直译,如纳博科夫(Vladimir Vladimirovich Nabokov,1899—1977)就曾明确表示:“翻译要绝对的直译,不能有任何增删。”请您结合翻译具体文学作品,谈谈您的翻译原则和标准。

王家湘:我始终认为,原作的文体风格是读者阅读、欣赏和理解作家作品的重要环节。作为译者,应该将作者的语言风格呈现给读者,而不是译者自己的风格。读者读《瓦尔登湖》是希望领略梭罗的语言风格,而不是王家湘的。原文简约或是华丽,直白或是隐晦,流畅或是晦涩,译文都应尽可能有所反映。

我曾经翻译过一个英国吸毒者的回忆录,斯蒂芬只有中学文化水平,翻译他的回忆录能跟翻译纳博科夫的《说吧,记忆》(Speak, Memory: An Autobiography Revisited,1951)用同样的语言吗?纳博科夫是贵族知识分子,是语言天才,从小就能熟练使用俄语、英语和法语三种语言,后来又学习斯拉夫语和罗曼语;而斯蒂芬却是从小被毒品控制的迷途羔羊、堕落的瘾君子,他俩的文学修养、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能一样吗?绝对不可能。再举一个例子,黑人女作家赫斯顿的《他们眼望上苍》(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1937)和伍尔夫的《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1927)。赫斯顿在原生态黑人社区伊顿维尔长大,从小就听黑人的民间故事;伍尔夫尽管没读过大学,但她从小接受的教育是一流的,她的父亲是作家、评论家和学者;赫斯顿在小说里使用了大量黑人口语化、形象化的表达,语言原始质朴;而伍尔夫的语言抽象宏观,极具诗人气质。翻译这两部作品,就必须把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风格如实地呈现给读者。作为译者,是应该采取异化翻译策略,保留原文的句式和风格,还是遵循归化原则,使原文符合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我认为还是应该紧跟原文。正如王佐良先生所言:“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

潘佳宁:2014年8月,您凭借译著《有色人民——回忆录》(Colored People: A Memoir,1995)荣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评委会的颁奖词如下:“译者谙熟原作者的文化背景和语言风格,很好把握原著的文体,忠实而流畅地再现了原著的内涵和气韵。”罗选民评价您的译文“靠近原文的风格,不修饰、不超越,力争做到恰如其分”。您是怎么做到的?这是否得益于您与原著作者小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 Jr.,1950— )之间亦师亦友的关系?

王家湘:盖茨教授现在是哈佛大学杜波伊斯非洲与非裔美国人研究所所长,在美国黑人文学研究领域享有很高的声誉。《有色人民——回忆录》是他的自传体回忆录,记述了他在西弗吉尼亚州皮德蒙特度过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以一个小镇少年的亲身体验,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有色人世界和民权运动。2010年,北外筹备召开非裔美国文学国际研讨会,准备邀请盖茨教授出席,学校决定将他的两部学术著作翻译出版,作为60岁的生日礼物送给他。能翻译他的著作我很高兴,因为盖茨教授在学术研究领域对我影响很大。

在翻译《有色人民——回忆录》的过程中,我尽可能从表达方式、信息传递和语言风格方面靠近原著。黑人语言生动丰富,口语表达特点鲜明,比如他们鼓励孩子要有远大的理想,就会说“跳向太阳”,因此我不会把黑人直来直去的口头语翻译成文绉绉的书面语,只有这样,才能真实地向读者展示黑人的语言风格和文化习俗。我和盖茨是老朋友了,对他的性格特点、语言风格比较了解,而且在翻译中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写信向他询问。

黑人文学肩负着其种族在文学以外的期待

潘佳宁:作为国内最早关注美国黑人文学的学者,您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在《外国文学》《世界文学》和《外国文学动态》等学术刊物上发表黑人作家,特别是黑人女作家作品的研究成果,如论文《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作品初探》(1988)、《论爱丽丝·沃克的小说艺术》(1988)以及《在理查德·赖特的阴影下——三四十年代的两位美国黑人女作家佐拉·尼尔·赫斯顿和安·佩特里》(1989)等。此外,您撰写的《20世纪美国黑人小说史》系统梳理了美国黑人小说在20世纪的发展脉络,并对重要的美国黑人小说家及其代表作进行了详尽介绍。您当初为何选择黑人文学这个全新的研究领域?作为国内首部全面介绍评论美国黑人小说文学史专著的作者,您在撰写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

王家湘:20世纪80年代,我给北外学生上英美文学课,在教学中我发现国内介绍的英美作家大多是白人男性作家,于是就开始关注少数族裔和女性作家的作品。1986年,我以鲁斯学者的身份到康奈尔大学访学,在盖茨教授的博士班接触了美国黑人文学,当即就被作品中反映的美国黑人的生活现状、黑人作家作品严肃的主题和鲜活生动的黑人民间语言所吸引。当时国内几乎没人翻译黑人文学作品,即便在美国也只在个别的大学书店里才能买到。于是,我就萌生了把黑人作家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的想法。在我回国前,盖茨教授帮我选定了给研究生开课用的黑人文学书单,并资助了全部学生用书,共12种,每种12本。回国后,我一边教学一边进行相关研究。1997年,我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美国黑人文学史”的资助,计划写一本专门介绍20世纪美国黑人小说史的学术专著。这时我意识到自己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许多黑人作家的作品国内读者根本没读过,如果不对作品的主题、故事和人物进行介绍,国内读者就会觉得一头雾水。盖茨教授得知此事,于1998年邀请并资助我到哈佛大学杜波伊斯非洲与非裔美国人研究所访学,以帮助我完成资料文献的收集工作。

其间,我将书中涉及的50多位作家的作品进行整理,并按图索骥,逐一认真阅读。2001年,我再次到洛杉矶补充了20世纪最后两年出版的美国黑人小说研究成果。最终,历经20年整理而成的《20世纪美国黑人小说史》于2006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出版后,读者反馈不错,很快就缺货了,当然大部分读者是高校的学生和老师。2017年,该书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再版,书名为《黑色火焰:20世纪美国黑人小说史》。

潘佳宁:黑人文学从非裔女诗人菲利斯·惠特利(Phillis Wheatley,1753—1784)的诗集《关于各种主题、宗教和道德的诗集》(Poems on Various Subjects, Religious and Moral,1773)出版到1993年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1931— )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用了整整220年。您在《20世纪美国黑人小说史》开篇部分指出:“在一个政治上由白人统治、经济上由白人控制、文化上由白人垄断的社会中,黑人文学经历了漫长而且艰难的发展道路。”您如何评价黑人文学从诞生到被主流文学接纳的过程?早期的黑人文学如何与黑人解放运动相互呼应?

王家湘:美国黑人文学的诞生比任何其他民族的文学都要艰难。他们的祖先被强行贩卖到美洲,在残酷的蓄奴制下从事繁重的劳动,长期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从1619年第一批黑奴登上北美土地,到18世纪后期第一部黑人文学作品出现,其间相隔了一个半世纪。

早期的黑人文学出现在18世纪末,是为种族生存呐喊的文学,是为争取黑人在美国社会中做一个平等人的权利而奋斗的文学。这段时期的黑人文学多以黑奴自述、自传的形式出现,如古斯塔沃斯·瓦萨(Gustavus Vassa, 1745—1797)的自传《非洲人奥拉达·依奎阿诺,或古斯塔沃斯·瓦萨生平趣事述》(The Interesting 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OlaudahEquiano, or GustavusVassa, the African,1789)就是该时期的代表作。作品记载了作者1745年出生于贝宁后的童年生活和11岁时被黑奴贩子贩卖到北美后的传奇般的经历,是黑人创作的第一部谴责蓄奴制的作品,出版后立即产生了强烈反响,5年内先后再版7次。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新一代黑人领袖在内战后种族关系严峻的南方继续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种族平等而斗争。随着黑人中产阶级的出现,黑人作家群体开始登上美国文坛。这一时期的小说或者着力反对庄园文学对黑人的歪曲与丑化,或者对种族歧视、种族迫害发出强烈的抗议;还有一些黑人作家通过在作品中塑造有教养、懂礼貌、受过良好教育的黑人形象,歌颂中产阶级黑人的道德品质,借此揭示种族歧视制度的不合理。与此同时,20世纪初的黑人文学作品也反映了黑人内部对未来发展前途的两种对立观点,南方黑人领袖布克·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 1856—1915)主张“分离但平等”,他在自传《从奴役中奋起》(Up from Slavery,1901)中并没有描写黑奴的悲惨生活,反而说蓄奴制是一所“学校”,考验并锻炼了黑人;而北方领袖杜波伊斯则强调“黑人不应该放弃自己的权利”,他在散文集《黑人的灵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1903)中对华盛顿的迁就哲学提出了深刻的批评,认为华盛顿实际上是要求黑人放弃政治权利、放弃对黑人民权的坚持和黑人青年享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30年代末,美国文坛涌现出一大批黑人青年作家,形成了黑人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哈莱姆文艺复兴。新一代黑人知识分子在西方传统观念分崩离析的时代中成熟,与老一代黑人作家争取黑人平等权利的诉求不同,他们摒弃了传统价值观念,不因循守旧,具有独立的见解。“新黑人”作家强调在多元文化结构中探索与确立黑人的文化传统,追求民族的自我认同,而且主动保护自己的民族特色。他们具有强烈的自尊自立意识,创作对象由白人转向黑人。这时期的代表作家有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1902—1967)、杰西·福塞特(Jessie Fauset,1882—1961)和佐拉·尼尔·赫斯顿等。这批黑人作家的创作主题转向黑人民间文化,转向对非洲传统的崇拜,有意识地独立于主流文化,给黑人文学以自己的生命。从此以后,黑人文学作品从主题、背景到价值观都得到巨大发展,重新发现了他们非洲祖先的古老信心和使命感。黑人文学长期以来一直是黑人争取解放及平等权利的重要武器,是因为黑人文学一直肩负着其种族在文学以外的期待,黑人的爱与恨、痛苦与快乐、磨难与希望都在黑人文学作品中有深刻反映,这在其他民族的文学中是少有的。

经典作品须经过时间的检验

潘佳宁:何谓“经典文学”?在您眼中,美国黑人文学中哪些作品称得上“经典”?

王家湘:在我看来,称得上“经典”的文学作品应该有以下三种特质:首先,要反映时代精神。读者可以通过作品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情况。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1811—1896)的《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1852)严格意义上不是黑人小说,是以白人视角写黑人的文学作品。斯托夫人是白人,但她特别同情黑奴的悲惨命运,写这部小说就是要唤醒白人对黑奴的同情,希望白人支持黑奴解放运动。所以这部作品就是全面反映美国蓄奴制之下南方种植园里白人农场主和黑奴的故事,是历史的真实写照,也是黑奴解放运动的集结号,在南北战争前期起到了很大作用,这就是时代精神。最终能留下来的一定是那些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其次,优秀的作品不但要反映历史,还要结合当下,要深刻拷问人性,传承人文。经典会触动人的内心,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削弱。因为不朽,所以经典。比如理查德·赖特(RichardWright,1908—1960)的《土生子》(The Native son,1940),小说表现了种族歧视与经济压迫在底层黑人身上造成的心灵扭曲,作者用大量篇幅描写比格的恐惧,将其痛苦无望的内心世界展露在读者面前——他强烈地感到自己被剥夺了做一个人的生活权利:“我们是黑人,他们是白人。他们拥有,我们没有。他们什么都可以干,我们不行,就像生活在监牢里。”小说一问世就轰动美国文坛,成为美国黑人文学的典范。再次,语言一定要优美。经典作品的语言准确细腻、耐人回味。比如在《他们眼望上苍》中,赫斯顿从内心深处坚信黑人民间口头文学传统和语言的美,她用鲜活生动的语言反映了黑人的爱情、忠诚、欢乐和幽默。黑人女作家艾丽斯·沃克(Alice Walker, 1944— )评价赫斯顿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所写的每一行里都有诗”。

文学作品浩如烟海,最后能留存下来的却屈指可数。一部文学作品要想成为经典,必须经过时间的检验,我觉得至少要50年,大浪淘沙,经过沉淀最终留下来的,才称得上经典。

潘佳宁:作为一位资深的翻译工作者,最后请您对年轻的文学翻译工作者提一些建议。

王家湘:我始终认为,要想学好一个国家的语言,不读这个国家的文学是没戏的,尤其是经典文学作品,更要反复细读,包括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另外,作为译者,要对文字心存敬畏,决不能望文生义。在翻译过程中,如果发现哪儿不对劲,最好勤快点,翻一翻字典,因为哪怕是常见的简单的词,也可能暗藏玄机。千万不要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了,不求甚解,那就很容易掉进文字的陷阱里。译路前行,如履薄冰,愿你我共勉。

(本文系教育部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9YJC740053)、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L15CYY005)“中国当代翻译(学)家口述史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