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延滨:坚守始终与时代同行的初心
来源:文艺报 | 时间:2019年08月05日

文/康春华

问:在上世纪80年代初,您的诗作《干妈》获得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诗作奖,并逐渐为更多的人所了解。您是从何时开始写诗的,主要诗歌启蒙来自何处?

叶延滨:我是属于上世纪“老三届”插队的那一代知识青年。1969年春节后,我到延安插队,住进生产队饲养员的家。他的家境很不好,仅有一孔没有窗户的窑洞,关上木门就什么也看不见。虽然生活动荡不定,但我始终保持读书和写一点东西的习惯。1973年,我向刚复刊的《解放军文艺》和《陕西文艺》投稿。投稿杳无音信,我仍不断将稿件装进信封投进邮筒。当过农民让我知道,种不种在己,收不收靠天。年底我收到从《解放军文艺》寄来的厚厚的一个大信封,里面是整齐编号的退稿,还有一封编辑写的信,内容大意是说,我是他见到的最努力的作者,相信会成功。没说写得怎么样。签名:雷抒雁。1974年春节后,我得到邀请,参加陕西诗歌创作座谈会。王丕祥老师对我很热心,让我当刊物的见习编辑。我可以到图书资料室借阅封存的资料。在这段时间,我读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所有能读到的诗集。我觉得这个图书资料室就是我的大学,我的文学圣地。这些文学阅读以及底层十年的生活经验,让我开始了诗歌的写作。

问:您参加了1980年第一届青春诗会,能否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参加青春诗会对您后来的创作又有怎样的影响?

叶延滨:参加青春诗会前,我在《诗刊》发表了一组诗《那时我还是个孩子》,这是我进入青春诗会的入场券。青春诗会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请文坛的著名作家、诗人给“青年作者”讲课。第一届的讲课老师阵容强大,包括艾青、臧克家、田间、贺敬之、张志民、李瑛等。黄永玉、冯牧、顾骧等为与会者报告当下的创作动态,袁可嘉、高莽向大家介绍了世界诗坛,蔡其矫透彻地分析了一批著名的外国诗歌。这些都是中国文坛重量级的人物,他们给17位青年诗人讲课,相互交谈、对话、讨论,展现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文学界特别是诗歌界十分可喜的开放、宽容和民主的氛围。此时文坛的大家名流,多是刚平反重新回到久别的文坛,与会的青年诗人同样来自生活的底层,大家都有共同的愿望,也对改革开放充满了热望与信心。对于我个人来说,参加青春诗会是我告别青春的一次仪式。我写延安房东干妈的诗作《干妈》,就是在这次活动中被邵燕祥老师挑中并刊出的。

问:从《星星》到《诗刊》,您曾当过多年的诗歌刊物负责人。在这些经历中,您有什么收获和感受?

叶延滨: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我参与主持《星星》后,把推出青年诗人、重点扶植有实力的中青年诗人作为办刊方针,让《星星》成为青年诗人进入诗坛的入口,接纳不同的风格流派。作为编辑,我的体会就是:一要对新事物敏感,二要对不同的艺术流派尽可能地宽容和理解。《星星》正是以其包容性,推出一批又一批青年诗人。1995年我被调入《诗刊》工作。我在诗刊先后任副主编、常务副主编、主编,工作了14年。在中国作协和中国出版集团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在全体编辑和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诗刊》在诗歌类期刊中一直处于领军位置。我们国家有着悠久而优秀的诗歌传统,我们要再创耀眼的诗歌辉煌,《诗刊》《星星》等刊物始终是诗人们的精神家园。

问: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您认为70年来的诗歌总体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风貌?

叶延滨:新中国70年的发展历程,人民解放和国家复兴应该是两个最重大的时代主旋律。这些时代主题也成为诗歌创作的主潮。在这70年里,虽有起伏波折,但新中国成立初期与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诗歌发展的两个重要时期。

新中国成立之初,诗人们在诗歌中积极表现了翻身做主人的社会情绪。在当时,苏俄文学对我们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普希金、涅克拉索夫、勃洛克、叶赛宁,到马雅可夫斯基、叶甫图申科、阿赫玛托娃等,都对中国诗人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在创作环境方面,整个国家复兴气象和民族振兴情绪,使诗歌出现繁荣景象。贺敬之上世纪50年代的《十年放歌》等抒情诗,孙静轩的《海洋抒情诗》、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等都会让我们感受到这种时代的气息。1957年,《诗刊》和《星星》相继创办,推动了新诗在更大范围产生影响,邵燕祥、李瑛、张志民、沙白、张永枚、严阵等诗人的作品展示了浪漫而风云激荡的新中国初创时期的诗坛。

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文学进入一个黄金发展时期,改革开放的40年,思想解放,艺术民主,打开国门看世界,回望传统增自信,给中国诗坛注入了空前的活力。处于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的激流中,处于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中国诗歌空前的丰富多样。

问:这40年来的诗歌创作,在纷繁复杂之中,有没有一些共性的写作倾向?

叶延滨:在这个纷繁而杂芜的舞台上,认真梳理一下,大致有三种主要的流向,扮演着三种主要的文化角色:

其一,面对世界的向外姿态。这是中国大陆自上世纪末以来,发育了数十年的影响深远的现代主义诗歌潮流。上世纪70年代末,思想解放,对外开放,让中国年轻的一代有机会接受到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表现自我成为人性张扬的最有吸引力的口号。在一批曾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著名诗人艾青、牛汉、蔡其矫、穆旦、绿原等重返诗坛写作的同时,一批年轻的诗人在新诗潮的影响下,写人性、写自我、写意识流等,给诗坛以强烈冲击。舒婷、顾城、杨炼等诗人学习现代主义表现手法,他们的作品被称为“朦胧诗”。后来,现代主义诗歌一直在发展着。但随着诗歌创作风格的日益多样化,现代主义诗歌不再独占先锋诗歌的潮头,对这股潮流的批评也时有出现。

其二,面对现实的向下姿态。向下面对脚下土地的写实主义和民间的姿态,这种潮流经过多次流变而成为中国诗坛上主要的新写实主义诗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批曾受到打击和批判的老诗人回到诗歌创作现场。同时,也涌现了一批优秀的青年诗人。他们的诗作表现底层大众疾苦,呼唤思想解放和民主科学。中国作家协会1979—1980年度首届优秀诗歌奖的大部分篇目,都是表现底层大众心声的作品。这种潮流得到了读者的追捧,在推进中国思想解放运动中起到了鼓动作用,同时,其文学资源和诗歌元素大多来自生活底层,具有较强的民族性,而与现代主义形成并立潮头。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诗坛这种向下的关注底层的诗歌发生一些流变,出现了新乡土诗、城市打工诗等。这股潮流中的诗人,注重用生活中鲜活的口语作为诗歌语言,关注底层,为弱势群体呐喊,同时强调自我独特的创作风格。进入21世纪后,网络的出现,加快了诗歌在民间的普及,在各地出现了大量杰出的青年诗人,特别是进入城市的新移民中的青年诗人。虽然诗人们的风格迥异,但成熟并风格鲜明的诗人正引领诗坛。他们的作品关注现实,将及物写作与表现自我更好地结合了起来。

其三,面对传统的坚守姿态。坚守古典诗歌的传统,坚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坚守革命文学的传统,也是中国诗坛没有缺席的角色。中国有2000多年的诗歌传统,特别是唐诗宋词在艺术上所达到的完美境界,使中国古典诗歌有最多的喜爱者。这种传统诗歌在当下中国仍有大量的写作者,他们是中国文化的坚守者。在新诗写作者中,也有坚守五四传统,坚守革命文学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些写作者创作上坚守姿态令人敬重。央视的诗词大会撑起了传统诗词的气场,自媒体和手机又为各类写作者提供了发表的舞台,让坚守者们有了文化自信。

当代繁荣而杂芜同在的诗坛,还存在一些令读者感到不满意的问题,认真总结和梳理新中国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诗歌创作得失,会为我们在新时代写出更优秀的诗歌提供宝贵的经验和可能。

问:回望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前行,您对中国诗歌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叶延滨:中国百年新诗真实地记录并表达了中华民族奋起反抗争取自由解放的百年心路历程,成为中国人振兴中华的百年情感史。中国新诗在民族危亡和社会变革的每个历史时期,都产生了代表性的诗人和里程碑式的诗篇。在五四时期,胡适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女神》以及徐志摩、李金发、冰心、冯至等诗人的作品,都是开一代风气的大家名作。抗战时期,艾青、田间等一大批诗人的作品,记录了中华民族危亡时用血肉筑起长城的精神。新中国成立后,贺敬之、郭小川、邵燕祥、闻捷、公刘等诗人的作品,记录了一个站起来的新中国所激起的喜悦浪漫情怀。直到改革开放,重新歌唱的牛汉、绿原等老诗人,以及舒婷等青年诗人的作品,呈现开放的中国青春焕发的气象……除了那些与时代与民族紧密联系的诗人,还有许多在诗歌艺术上作出贡献的诗人,细数百年历史可以开一个长长的单子,写一部厚厚的专著。坚守中国新诗与时代同行的初心,不忘中国新诗与中华民族同呼吸、为中华复兴而歌的使命,一定能产生这个伟大变革时代的伟大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