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书写“安魂曲”的《云中记》
来源:晶报 | 时间:2019年07月31日

文/伍岭 闵洁

《云中记》 阿来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9年4月

《尘埃落定》之后,阿来一直没有放弃对文学中神性的表达,即对现实与精神的超越。今年他又带了最新的史诗力作《云中记》,再一次让读者看到他笔下的生命荣光与面对死亡时的庄重之感。《云中记》是一部侧面描写汶川地震的感人诗篇,阿来行文流畅自由,情感饱满厚实,整篇充盈着草木之灵与人性之美。这确实是人们所熟悉的阿来。在以前的作品中,天地、草木、故乡、藏民生活是主要的色调。而在《云中记》里,阿来更着重探寻灵魂的色彩。在灾难面前,人类无能为力。大地给予人们恩赐,也让人们陷入危险。只有那一条通向永恒的救赎之路,永远盘踞在纯粹的人心中。

7月28日,作家阿来做客深圳南山书城,以“愿你面前的道路是笔直的”为主题,与深圳读者分享了创作《云中记》的体悟。现场嘉宾青年作家、深圳作家协会副主席蔡东说:“看完了《云中记》我感觉这是一本让人越读越安静的作品,现在这样的作品太少了,很多时候我们拿到一个长篇小说会感到一个剧烈的刺激,它会一路压迫读者,但是《云中记》不是这样的,它让人阅读的时候很安静。”在一个被焦虑生活所填充的时代,阿来是如何沉下心来写出这部20万字、让人越读越安静的作品的?这要从作家如何处理“死亡”这一主题讲起。

阿来,作家,四川省作协主席,曾任《科幻世界》杂志主编、总编及社长。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转向小说创作。2000年,其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2018年,其中篇小说《蘑菇圈》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成为“双冠王”。主要作品有诗集《梭磨河》,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散文《大地的阶梯》《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瞻对》《三只虫草》《蘑菇圈》《河上柏影》等。

一次没有构思的创作

阿来是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当汶川地震之后,就有很多作家向阿来申请写这个题材,但阿来对此是警惕的,他一直在问一个问题:“写地震会不会有灾民心态?”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这么大的题材面前,阿来坚持要对死亡的生命有一种庄重感,所以他不仅警惕别人谨慎书写,自己也迟迟无法动笔。

直到汶川地震十周年那天,5月12日下午2点08分,四川全省默哀,所有汽车都在鸣笛,所有警报都被拉响。这一刻的声音,终于让阿来的所有记忆复活了。

阿来说,这种感觉就像电一样穿过大脑。“平常我是一个比较平静的人,但那一刻可能有20分钟左右我泪流满面,我赶紧锁上了书房的门,我不想让家里人看见。”他既痛苦,又觉得幸福,因为他终于找到了一种方式排遣自己的情感。过了20分钟后,阿来收起了当时正在写的一部小说,立即开始了《云中记》的创作。在几乎没有构思的情况下,阿来花了3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这部作品。

一种很深的宁静

在活动现场,阿来也提到了为什么要在书中感谢莫扎特,而书中所呈现的庄重的乐感又为什么是《安魂曲》?

阿来曾经作为志愿者在震后的第三天便进入了灾区,并在那里待了八九个月时间,他当时所能体会最多的便是人们面对死亡时只能哭泣,而哭泣之后又是漫长的沉默,仿佛把心都掏空的那种沉默感。当时他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中国人对待死亡除了哭泣,难道不能有一点更庄重的方式吗?阿来想到了莫扎特的《安魂曲》,这个曲子本身就是写死亡的,而且令人振奋的是女高音合唱队像颂诗一样吟唱着死亡。阿来由此反思,如果有灵魂的话希望他们的灵魂有一个美丽的去处。而这对于活着的且要面对死亡的人是一个巨大的鼓励,这里所表达的是一种很深刻的宁静。

就着死亡这个话题,蔡东提到了书中主人公阿巴这个角色,阿巴是一个为死者和亡灵服务的祭师,而这个职业也同样和作家很像,两者都在为死亡和消失服务,其中暗藏着很细微也很巨大的情感。所以说《云中记》这部长篇小说所带来的力量,便是看待死亡时那种庄重的态度。这种庄重感弥漫在《云中记》的字里行间,从章节分布的第一天到第七天的紧凑,再到月份的慢慢消失,读者也是从一种紧张感艰难走出而渐渐步入了庄重的节奏中,这便是那种让人越读越安静的节奏,并且让人不得不思考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独家专访

阿来:神性,是文学中庄严的诗意

晶报:铁凝评价您的作品时说“在阿来那里,写作是一件有神性的事情”,您觉得这种“神性”是什么?

阿来:很多文学写作集中关注于当下的物质层面,为了具体的目的:财富、权力或爱情、肉体的欲望等等,并不太关注精神层面的东西(形而上的哲学思考),关心精神、形而上的、直抵生命本身的、宗教的、哲学的部分比较少。另一方面我认为所谓“神性”也涉及到对于自然的关注,很多文学仅仅聚焦在人和人的关系上,其实人也是自然界的一分子,人很少考虑大地和天空以及它们和所承载的万事万物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神性是文学中庄严的诗意。

晶报:您的作品在哲学和宗教方面的思想比较浓厚,《尘埃落定》《机村史诗》《云中记》都涉及宗教文化及其村庄的主题,这三部作品是否有内在联系?

阿来:内容方面没有特别的联系,都是书写现实的。但它们有个共同点,就是没有被琐碎的现实给淹没,否则反而就缺失了艺术需要的抽象的到达。很多作品本来是为了书写、超越现实的,但往往淹没于现实的琐碎中而忘记了精神的追求。文学一定要对现实有超越性。

晶报: 《云中记》真的花10年时间吗?

阿来:是这个事件发生了10年,这期间我还写了很多其他的作品,如《格萨尔王》等。只是这期间汶川地震的事不停地来到心头,使我拥有创作的冲动,但又害怕后劲不足,是虚假的情感,所以我选择把它按下去,看看它是不是会有第二次乃至第二十次的到访。后来发现这不仅是冲动,所以想开始书写这本直逼生死的小说。直到去年,再抑制就不太可能了,所以就开始了创作。

晶报:有的写作是基于冲动,汶川地震后也出了很多相同题材的作品,您的作品的特别之处在哪儿?

阿来:写地震但是没有被地震的现实所淹没(很多其他作品写救灾、英雄事迹,仅此而已)。我借助了一次生命浩劫来思考其中的生命和死亡的诗性。如果只有现实的模型,何来“神性”呢?我觉得既要写出这个现实,但又要追求艺术之真对生活之真的超越。

晶报:“愿你面前的道路是笔直的”这句话是表达对众生的祈愿么?

阿来:这句话其实是书写对象实际生活中在分手时互相祝愿的话,有精神象征意义的,包含了丰富的精神情感,我把它挖掘了出来。这句话第一个层面是告慰亡灵的,另一个是精神象征意义上的人生祝福。这和祭师这样的角色设定也有关,这样的角色就是在生死两界之间,肩负了这样的责任,产生了象征精神的可能。

晶报:您的多部作品都反映了“大地”这个主题,比如这本书中也有“因为除了依止于大地,人无处可去”的句子,让人读来震撼。

阿来:是的,我认为大地是人的宿命。我们生活的世界是充满灾难的,但其实“大地震动,并非与人为敌”,是人的宿命感让人产生了悲悯感。

晶报:书中记录了一个真实的习俗名为“告诉”,您如何看待作家与读者的关系也是一种“告诉”?

阿来:作家和读者之间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告诉”。只是“读者”仅是个概念,他们的面目完全是模糊的,作者没有办法完全掌握。我之前在《科幻世界》时建议编委会不要提“读者”这个说法,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读者具体是什么样的。作为个体创作者,我能做的只严肃地对待我的作品,这才意味着我们会小小地向前迈进一步。很多时候我们的文艺作品的品质降低就是以读者和市场作为伟大借口,而我恰恰认为对读者最大的尊重就是把自己的特性放进去,做到精神、审美的追求。如果总怕别人不接受,那么我们就只能很小心,比较难创新。

晶报:那您如何评价《云中记》这部作品?

阿来:这部作品是形式和内容互相配合,互为表里的。我认为它的故事、语言和结构都很好,这是作家的使命和光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