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家《人生海海》:英雄归来之后
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 时间:2019年07月25日

文/谢有顺 岑攀 

内容提要

《人生海海》讲述英雄归来之后的生活。通过多视点、零散化、非线性的叙事,麦家把讲故事的权力交给小说中的多个角色,塑造了一个有凡人味的、和世俗生活紧密联系的新的传奇人物。作者原谅了英雄的脆弱,还原了英雄作为一个人的常情和常理。上校与太监这个一体两面的复杂人物形象,是此前的中国文学作品中所未见的。麦家通过《人生海海》的写作,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回到故乡,并通过一个人的存在与命运,写下了一个地方的灵魂—这个灵魂里,有凡俗的乐趣,也有等待清理的罪与悔。这样的重新出发,见证了麦家对自己写作的超越。

关键词

麦家 《人生海海》 英雄叙事 毁灭与拯救 自我超越

麦家是一个独特的小说家,他所创造的新的谍战小说类型,读者众多,也直接为一种谍战影视剧的风行打下了重要的文学基础。可以说,他在艺术性和大众性之间走通了一条路,这个写作经验是如何取得成功的,值得研究。麦家是一个苦苦追索自己叙事风格的作家,但他又紧紧握住故事和人物命运这两条主线,试图在阅读趣味上与读者和解。要平衡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似乎并不容易。谍战、破译、听风、捕风、在密室里寻找潜伏者,这样一种小说类型的成立,必须有严密的故事逻辑、严丝合缝的细节、出人意表的智力较量,还要有叙事耐心,才能让读者在享受一种猜谜般的阅读乐趣的同时,精神上也被作者说服。由于麦家所塑造的人物具有独异的英雄品质,如何把人格与信念、以及人性的强悍与脆弱融为一体,使之成为小说的筋骨,并由此写出一种雄浑而孤绝的力量,这同样是有很大艺术难度的。而麦家出版的《解密》《暗算》《风声》这几部代表性作品,以及与之相关话题的讨论,也就成了这十几年来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

和之前的英雄叙事的模式不同的是,麦家新出版的长篇小说《人生海海》讲的是英雄归来之后的故事—他被抛回早已变得陌生的俗世之中,远离危机四伏然而又像智力游戏的冒险生活,被迫接受普通人的崇拜、质疑、抗拒、不解、好奇和以讹传讹,试图在平庸的、泥沼般的日常生活中找回存在的意义。在英雄的神性和人性之间,麦家这一次更多是选择还原后者,主人公“上校”的传奇色彩虽浓,作者在他的脆弱、痛苦与无能为力上却也用心很深。

即使不从麦家自身的写作来看,而是放诸当代小说中去比较,《人生海海》的叙事手法也是相当复杂的:多视点、零散化、非线性的书写,对作者与读者都是一种挑战。上校这个人物,没有在纷繁的话语中变得暧昧不清,或者自相矛盾,而是作为一个独特人格站立了起来。

不像之前困在单一上帝视角里的《风语》,《人生海海》回归了多视点的叙述,但和《风声》又有区别:《风声》虽然由“我”、潘教授、顾小梦、“老鬼”等互相角力的讲述,为真相铺陈了不同的可能,但主要还是采用第三人称叙述;《人生海海》中上校的故事,则纯以第一、第二人称交代出来。这样的写法,使英雄和我们之间不再隔着一个全知全能的讲述者,读者和最主要的讲述者“我”一样,都是听故事的人,“我”在听故事时的紧张、激动,尤其是偷听老保长藏了一辈子,为医治爷爷几乎致死的心病才讲、且只对爷爷一个人讲的上校往事时那种触碰禁忌的快慰,特别能引起读者的同感—听故事本身也变成一场小小的冒险。同时,麦家在紧要关头对叙事的有意打断,比如老保长说故事的中途,又去撒尿,又去拿烟,这种延宕,一来给读者以节奏感,避免阅读的倦怠,二则和“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有同工之妙,刺激了听故事的欲望。在小说的思想底蕴、文体实验价值被普遍强调的今天,麦家仍然追求小说的可读性,这是他能够贯通雅俗的重要基础,也是他的写作得以接续上传统民间叙事气脉的地方。

《人生海海》的讲述者,如老保长、爷爷、父亲、林阿姨等,多是平凡人,相较《风声》中的教授、作家和全国政协委员的母亲,精英气要少得多了。麦家把书写英雄形象的大部分工作交给了普通人:爷爷的又恨又怕,林阿姨的又爱又怨,老保长的羡慕与叹息,父亲的内疚与珍重,“我”的好奇、崇拜与悲哀,这些情绪缠绕着上校的不同侧面,形成了不同的价值判断,但又殊途同归地指向一个“骨头比谁都硬,胆量比谁都大,脾气比谁都犟,认领的事十头牛拉不回”1的蒋正南。在普通人和英雄的相处中,英雄不仅得以摆脱单一的光明色彩,露出有缺陷、因此也就更有人味的一面,还与俗世的物质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当读者去触摸上校这个人时,就知道他不仅是属于大时代的,也是属于小地方的,双家村的气候、作物、饮食、建筑等等,都是真切的,有温度的。麦家以往笔底的英雄,多少带着点儿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飘”,而上校却有一种坠手的扎实感,这显然和麦家在准备写作材料时回到童年、回到故乡的选择大有关系。

小说里上校出场的时间并不很明确,但至少已是1950年代末、抗美援朝志愿军全部撤回中国后,他的事迹,都以既是插叙、也是倒叙的讲述,极其灵活地散布在“我”的自叙中。由此,大体遵循线性时间的“我”的故事,就和时而线性、时而非线性的“上校”的故事,形成了一种错落有致的双线叙事,读者既免于单一时间线索的疲劳,又可激起他拼贴、还原“上校”时间线的兴趣,同时,这也符合我们对一个人的认知顺序:我们认识同事、朋友、长辈时,也是既在不可逆的线性时间中与之相处,又在他自身、或第三方的叙说中断续地得知他的从前,于是,读者会发现自己很容易代入“我”的角色,同样急不可耐地想知道上校每一桩奇闻异事,因为每一次听故事的机会都遽然而来,戛然而止,也就会特别投入,这种微小的意外之喜,构成了读者的阅读动力之一。并且,相较于上帝视角的回忆和追述,读者对人物的回忆会更宽容,允许一些模糊,一些美化,在这种带感情的讲述中,真相不再是唯一有价值的了,人们乐于享受花园的歧路,沉迷于故事本身,甚至主动为它增加传奇色彩。更重要的是,英雄的过去和现在,他属于“上校”的光辉而惊奇的冒险历程,与属于“太监”的平庸而冷漠的归来生活,在这种叙事手法下得以并置呈现,令我们为人物无解的命运产生更深的共感与同情—当然,也隐含着自己是否有资格同情上校的拷问。

无论神话里的英雄叙事,还是章回小说中的英雄传奇,对英雄通过考验的奖赏,或考验本身,常常是与一个美丽的女神/女人结婚,“神秘婚礼象征着英雄对生命的全面掌握;因为女人就是生命,英雄是生命的知晓者和掌握者。英雄在其最后的考验和功绩之前所受的考验象征认识上的关键时刻,这些关键时刻使他的意识得到扩大,从而能够经受对他那注定会有的、既是母亲又是毁灭者的新娘的占有”2。与神话故事不同,上校没有因为通过了考验而得以登上新娘的婚床,是在失败后才获得和新娘重逢的可能;但林阿姨既是毁灭上校的直接原因之一,也是上校灵魂的终极拯救者这一点,却是合乎神话逻辑的。

麦家为何不愿把《人生海海》处理成一个英雄美人的故事,让上校熬过所有的批斗,在拨乱反正之后再和林阿姨修成正果?其中当然有宿命论的缘故,作者借爷爷、老保长“我”等人的口,反复地、不容置喙地给上校下过“命苦”的判词,而一段苦尽甘来的爱情无疑会冲淡上校的悲剧感—连带地,也会消解部分崇高感。但单以英雄和爱情的关系而言,《人生海海》对英雄叙事模式的反叛在于:英雄不是一定要通过考验才能获得爱情的。通过把两人重逢的情节设置在上校因不堪受辱发疯,而且已经再无好转可能之后,麦家其实原谅了英雄的脆弱—英雄不必是无坚不摧的,即使在和命运的战斗中,他失去了自己,但这无损曾经的荣光,也不会伤害英雄的本质—人,上校仍然拥有人该当有的、爱与被爱的权力。爱情不再是一种奖励,而是一种离功利主义更远、也更为可靠的人与人的联结,正是这种联结,使上校的被救赎成为了可能。

林阿姨毁灭者与拯救者的双重身份,首先和麦家小说中一直时隐时现的、“你用右手挖人左眼珠,人用左手捏碎你右眼珠”3的果报观念有关:正因为林阿姨检举了上校,令他被遣返回家,结束了英雄生涯,多年后当她得知上校发疯了时,这份带有愧疚的爱才沉重到足以推动她去找他,并像母亲一样,背负起一个无知无识的中年男人的下半生;其次,或许可以用“菩萨”这一意象的内涵来解释:小说中,林阿姨多次被形容为、甚至就被叫作“菩萨”—“村里人都叫她‘小观音’,也把她当观音菩萨待,她也像观音菩萨一样待全村老小”4。中国传统的民间思维里,“菩萨”总是与美貌、善良、救苦救难相连,这和林阿姨的拯救者身份是契合的。在深层的神话思维中,菩萨因其雌雄同体的性质,被视为使神话中对立的两个冒险(“与女神相会”和“与天父和解”)合二为一,“去和天父相会的英雄的难题是毫不恐惧地极度敞开他的灵魂,使自己成熟得能够理解这个残酷无情的巨大宇宙的令人厌恶的疯狂悲剧在上帝的威严之中变得完全合法”5,而上校所面临的难题,即是如何面对过去:他是否已做好准备,向林阿姨毫无恐惧地敞开灵魂?他是否能够摆脱身体上由别人、也由自己加之的罪恶感,以至进一步反驳灵魂上的侮辱?上校曾经的逃避,招致了林阿姨带来的毁灭,但,借由与女神的再会,通过他反复设计、由林阿姨亲手文制的文身,上校终于不再害怕面对自己的身体,与“命”达成了和解—在人生的最后,英雄找到了修改过去的方式,而这修改,其实在他愿意让林阿姨文下第一针时,就已完成了。

作为“新娘”,林阿姨的意义,不仅在于她的毁灭与拯救,使故事得以进行、圆满,还在于她超越了传统英雄叙事中“新娘”只是功能性人物的地位—固然,她有不够精彩的地方,一个人生意义是救赎单一的、特定的别人的人,格局难免有些小了,总不如志在“鬼杀奸除”的上校光芒四射,而麦家的写作趣味也并不在于挖掘这“小”里的“大”,但她是一个人,一个有情有欲、有对有错的人:“有人会同情我吗?我想不会有,包括我自己,有时也懊悔把他毁成那样。但我不是神,我是人,我就那水平,人的水平,所以更多时候我并不懊悔。我认了,是把刀子也得吞下去,没有选择。人就是这待遇,熬着活,你看我和老头子,现在活成这样还不是熬着在活?”6这不仅是一个在当代小说中极为难得的、逻辑可以自洽的人,更是一个在思索生命意义之后仍能坦然处之的人,一个不是英雄,却同样坚韧而伟大的灵魂。麦家塑造的这一女性,对当代很多只顾形塑“英雄”本身,而把其他人物作为垫脚石的军旅类小说是一种警醒和突破。

如果根据悲剧的成因来观照《人生海海》,会发现,它首先是一个命运悲剧,但并非古希腊式的、常以神谕的形式在最初有所兆示,英雄无论怎样抗争命运,也无法逃离注定的失败的悲剧,而是中国传统的、惯以小人物为主角的,“在天人合一的整体框架中展开,人面对天命不是抗争,而是发出无可奈何的哀叹”7的宿命论悲剧。具体来说,可以解读为英雄归来之后,无法融入普通人社会的宿命悲剧;其次,上校的悲剧,也和狂热而颠倒秩序的社会历史背景,与他既大胆又怯懦的性格,有着相当的关系。以小说中反复强调的“命”来看,作者本人似乎更倾向于将它主要理解成一个“一切都是命”8的命运悲剧,但实际上,《人生海海》中的英雄悲剧成因,可说是命运、性格、社会历史环境三者杂糅的,三者环环相扣,倘缺其一,都不至于使上校走向最后的神智失常。

英雄悲剧的宿命性,在于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成为英雄,首先必须具有某种超人的特质,而超人的特质,总是不能被人完全理解,同时也是被人抗拒着、眼热着、歪曲着的。英雄总是夹在神与人之间的尴尬存在,他既没有神那样足够的强力,令人维持畏惧与崇拜,对于人群而言,又始终是一个无法彻底融入的异质分子,一个不安定、不可控的因素。即使神话里给王国带回拯救性力量的英雄,都常常遭到普通人的质疑与敌视,何况《人生海海》中并没有直接惠泽双家村每一个人的上校?“战场上早迟要当英雄”9的上校,从离开战场伊始,也就走向了悲剧,尽管他一度曾在双家村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任凭大家津津有味地为他的裤裆编造各色传说,默许自己背后有个“太监”的外号,即使小孩子调皮,当面叫他太监,多数时候他也不加理睬,上校才能以一个无害的、被阉割了的“英雄”形象在村庄里生存下来。但这种平衡终究是昙花一现的。当动荡的、秩序的颠倒成为可能的时代来临,最先倒下的总是上校们。

《人生海海》怎么才能写出不一样的悲剧?麦家的尝试,是去回答英雄何以在特殊年代中分外悲惨,普通人又在英雄的受难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那个特殊年代之所以能让人普遍狂热,就在于它不仅提供了一个颠倒秩序的机会,而且把英雄的特质由“超人”篡改为“忠诚”—由此,小瞎子、胡司令等人,才有了取英雄而代之的可能,更有了打倒英雄的理由。革命成了普通人的狂欢,英雄则成了狂欢中首当其冲的祭品;如果说英雄的悲剧是一种必然,那么“文革”这一特殊的历史语境,则加速和放大了这种必然。叙写普通人对英雄的感觉,麦家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是“好奇”,因为好奇,上校在受小瞎子审问时,“我”和矮脚虎不觉难过与愤怒,而是“听得津津有味”10;因为好奇,当潜逃的上校被押送回双家村,没人关心他的冷暖哀乐,“大家的目光都没看他脸,而是盯着他的小肚皮,希望用目光扒下他裤子”11;大家好奇的并非上校本身,而是要求一个足够有娱乐性、可以千变万化、反复咀嚼的“真相”,在传来传去的瞎话中,英雄的崇高性被粉碎了,“超人”的特质被扭曲了,传奇的一面被消费了,而就连村民对他人的同情,也多少带着仪式性的虚伪—在得知告发上校的人是爷爷后,村民集体对“我”一家人的孤立、恐吓甚至身体攻击,与其说是为上校报仇,更近于满足自己内心对暴力的欲求。在英雄的受难里,普通人是冷漠的旁观者,尽管对于这种旁观,他们未尝没有愧疚,但弥补的途径却也只是将愤怒施加给更弱小的对象而已。

西方的悲剧传统中,起先以亚里士多德的“情节中心说”影响最大,性格只能屈居情节之下,自卡斯特尔维屈罗始,是否成功地表现性格成为悲剧的评价关键,到黑格尔、狄德罗,都对悲剧中心灵的、性格的冲突有所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则进一步将理想的悲剧根源归结为主人公的性格矛盾。上校的性格矛盾,在于他并存的大胆和怯懦:面对战争和性,他是无所畏惧的,于公,敢跟鬼子肉搏,也敢独身到京深入女汉奸的虎穴;于私,不惮睡老友轧的骈头,还在日本女人“不准和中国人上床”的禁令下和“大婊子”搞在一起—如果在性上节制一些,他就不会在妓院名声大噪,进入日本女人和女汉奸的视线,甚至他只要稍微谨慎一点,不在卧底期间和中国人上床,则终生带给他耻辱、悔恨和无能为力的绣字将不复存在,上校将是一个清白、无瑕,但也可能失去辨识度的英雄了。面对别人的爱,自己的过去,和不再作为英雄被承认的可能,他又是懦弱的、不敢去触碰的:神智尚清时,上校只吻过林阿姨一次,“是那种吻,只有仪式,没有欲望”12。要到他彻底疯了之后,两人才玉成夫妻之实。一个清醒的上校是自我放逐的、以失去被爱的资格来自我惩罚的,只有儿童般懵懂的上校,才敢回应林阿姨的欲求,表达出自己对她母亲般的依恋;直接引致上校发疯的,是在公判大会中瞎佬的弟弟等人要在众目睽睽下扒他裤子,而使他宁愿失去神智也要回避的,是关键部位上的字在众人面前展露无遗,从此钉实了自己曾做过汉奸的传言,没有了最后一点以英雄形象存在的可能。上校可以容忍自己是“太监”,在别人眼中不是个男人,却不能容忍自己是汉奸,在别人眼中是个背叛者—在上校眼中,自己早已是个背叛者了:他付出了做男人的尊严,甚至付出了做中国人的尊严,即使立下再多汗马功劳,也已失却资格做中国式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英雄了,况且他还没有获得真正有价值的情报;这是上校终极意义上的无能为力,又因为身体上的绣字,而永不能有哪怕片刻的自欺欺人。有着这样的痛苦,上校的疯狂,或许才是一种解脱,事实上,也是在疯狂之后,他与林阿姨才得到了至少维持在表面的平静生活。

对于麦家自身的写作而言,《人生海海》无疑在叙事、结构、语言上都有很大的突破。叙事上的探索,前面已有论及。从结构来讲,《人生海海》摆脱了“解密”和“密码”的自我复制,变成了讲一个“隐藏秘密”的故事,褪去了原本“智力游戏”的设定所带来的精致感,变得更粗砺、诚恳、有分量。推动读者往下看的,已经不再是对“秘密”本身的好奇,而是对上校命运究竟会走向何方的在意,是一种又想去看、又不想面对人物残酷结局的好奇与悲悯的混合。在语言上,《人生海海》有意规避涩词、深词,尽量以明白如话的语言,去写人物的所看、所感,同时也追求语言效果的个性化,比如“人是铁,饭是钢,肉是梦”,一句“肉是梦”13,不仅解构了“人是铁,饭是钢”的庸常,又和它们浑然地糅在一起,而且符合人物的说话习惯和时代背景。这种精当的书写,在小说中不少。此外,麦家也适当地运用了方言,像“我看你早迟要吃生活”14 “上校的聪明体现在四四面面”15等句子,就是他对方言的选择性使用(多以词语和语序调整的形式融入行文,出现不算十分频密,几乎不会用到方言中常有、而普通话表达习惯所无的字词),为小说增加了陌生化的美感与物质细节的扎实感。但在语言上,有些地方也有过于繁复和过度煽情之嫌。如小说的第二十章,频繁以“报纸上说”来引出一些哲理、感悟

或社评,但其内容并非总是和下文形成良好的互文,多少影响了整部小说的协调。至于结局部分,如能纯用叙事而更加克制抒情,把哀戚的情绪留给读者自己去补全,小说的余味也许会更冲淡而持久。

当然,这些都不能掩饰《人生海海》的重要性,尤其是上校与太监一体两面这一复杂人物形象,是此前的中国文学作品中所未见的,那种苦难中的辉煌、污秽中的道德,那种在罪恶中开出的精神之花,那种信念的建立、垮塌、畏首畏尾而又无所畏惧的矛盾对立,那种渺小中的光辉、光芒中的阴影,那种人性的坚韧、坦荡以及自私、暗黑,都在上校与太监一体两面的形象中呈现出来了。麦家通过《人生海海》的写作,检索自己的童年、少年记忆,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回到故乡,并通过一个人的存在与命运,写下了一个地方的灵魂—这个灵魂里,有光荣,也有猥琐,有凡俗的乐趣,也有等待清理的罪与悔。这样的重新出发,见证了麦家对自己写作的超越。

雷达曾撰文说,有两条道路摆在麦家面前:“一条是继续《暗算》《风声》的路子,不断循环,时有翻新,基本是类型化的路子,成为一个影视编剧高手和畅销书作家,可以向着柯南道尔、希区柯克、丹布朗们看齐。另一条是纯文学的大家之路,我从《两个富阳姑娘》等作品中看到了麦家后一方面尚未大面积开发的才能和积累。”16现在,虽然不能确定地说《人生海海》走的就是“另一条”路,但从这部小说中可以看出,麦家还有很多写作资源可以调动,他在人物身上所寄寓的精神追求,表明他的写作一直着迷于人物的内心,一直追索人物内心世界里极为幽深而又轻易不为人所知、任何力量都不可摧毁的部分,他要通过人物来向世界说话,并一再证明人身上有着不可穷尽的可能。而从《人生海海》的叙事形态上看,又说出麦家是一个没有失去写作抱负的作家,他不满足于讲一个好看的故事,他总想创造一种有新意的讲故事的方式,也总想通过叙事探索而使故事摇曳多姿,增加艺术的曲折、暧昧、无解的审美意味,让读者在享受故事的同时,也思考故事。《人生海海》不仅留下了令人难忘的人物和故事,而且也让我们在阅读中不断地思考时代与命运、性格与命运的关系,并让我们认识到,一种人格的站立、一种精神的流传,背后可能经历的痛苦与风暴,以及心灵通过受难所能企及的高度。

注释:

1 4 6 8 9 10 11 12 13 14 15 麦家:《人生海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171、258、297、240、47、94、194、290、18、88、194页。

2 5 [美] 约瑟夫·坎贝尔:《千面英雄》,张承谟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17、141页。

3 麦家:《风声》,南海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9页。

7 梁海:《智性与人性的双重解密——麦家小说论》,《当代文坛》2019年第2期。

16 雷达:《麦家的意义与相关问题》,《南方文坛》2008年第3期。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原刊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