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反抗一种写作惯性
来源:谢有顺说小说(微信公众号) | 时间:2019年07月22日

  文/谢有顺

  一

  不少人开始重提现实主义的口号,这对救治一种远离生活现场的苍白写作是有益的,但我觉得同时也要警惕一种误区,以为存在一种标准的现实主义,等着作家们去认领。标准的现实主义是不存在的,存在的不过是个人的现实主义。有多少种人,就有多少种现实;有多少种现实,就有多少种写作。可是,不少人对现实的理解,日益狭窄,以为只有写了苦难、写了底层,才是现实,其实并非如此。写农村是现实,写城市就不是现实?写底层是现实,写时尚就不是现实?没有这么简单。重要的不是你写了什么,而是看你写的是否、真实、诚实。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现实主义是作家的根本处境》,里面说到,现实是作家的精神处境,也是作家的语言处境,只有当这种现实被心灵所真正理解并表达之后,它才是文学的真实。

  很多人习惯把不同的作家分成现实主义作家、现代主义作家、后现代主义作家这几类,好像现代主义作家就和现实无关似的。然而,在我看来,一切优秀的作家都是现实主义者,即便是那些看起来不怎么直接面对现实的作家,他们所写的,又何尝不是现实?我们不能用巴尔扎克或托尔斯泰式的现实标准来要求他们,也不能认为,只有像鲁迅、巴金那样写作,才是现实主义的。

  法国新小说派作家罗伯-格里耶曾经说过:“所有的作家都希望成为现实主义者,从来没有一个作家自诩为抽象主义者、幻术师、虚幻主义者、幻想迷、臆造者……”大家都认为自己是在表达现实。在古典派看来,现实是古典的;在浪漫主义者看来,现实是浪漫的。在加缪看来,现实是荒诞的;在卡夫卡看来,现实是变形的;在梵高看来,现实是模糊的;在毕加索看来,现实是割裂的。因为现实的图景一直在变动,表达现实的方式、到达现实的道路,也必然会发生变化。不同的作家,所看到的真实是不同的,因此,不存在一种标准、统一的现实主义。只要是真实的,我想它就是现实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对作家是一个有限的概念,它是一条狭小的、尖锐的通道,通往的只是作家个人所体验和面对的世界。

  二

  真正令人担心的,倒不是作家没有现实关怀,而是担心多数作家都活在一种写作惯性之中,从而失去了进一步往前的动力。必须承认,一个时代是有一个时代的写作惯性的,作家如果对此失去了警惕,就会躺在现成的文学秩序里享清福。越来越多的作家,在现有的发表、出版、宣传、销售等一系列的环节中获利,他们似乎很满足,觉得慢慢累积,就会有光明的文学前途。很少人会去关心,文学在这个时代发生了哪些细微、秘密的变化,也很少人会去想,文学中的精神流转是不是到了该转折的时刻。

  为什么说我们这个时代缺少文学先锋?就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作家,比较匮乏前瞻的眼光、探索的勇气。所谓先锋,不就是对现有文学秩序的反抗么?没有反抗的勇气,就只能臣服于时代的写作惯性之中。文学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认同这个格局后再写作,一定是轻松的,因为他无须关心文学的变化,也无须承担这种变化可能造成的后果。

  惯性使作家的创造性日益衰败。听说写身体、写欲望的作品好卖,大家就都去写身体、写欲望;听说有民族文化内容的作品,容易获得国外出版商的认同,就都去写貌似有民族文化关怀的作品;听说只有写时尚生活的作品,才能俘获新的读者群的心,于是,年轻作家写的多是都市时尚生活,农村在他们的作品里,成了要刻意回避的领域……

  一个真正敏感的作家,一定要警惕、甚至反抗这种写作的潮流。

  我曾经和一些年轻朋友聊及,前些年,当作家多强调精神、思想的时候,我强调文学的身体,强调身体在文学中的合法性,并专门写过一篇长文,就叫《文学身体学》,这在当时算得上是比较早的研究身体叙事的文章了,引用的人很多。我在文章中说:“过去我们把这个身体世界用道德的力量将它排斥在文学之外,现在它被敞开,被探索,被书写,的确意义非凡。因为害怕面对人的身体的文学,一定是垂死的文学;连肉体和身体的声音都听不清楚的作家,一定是苍白的作家。”[2]这个观点,今天我并没有放弃。只是,一夜之间,许多作家好像都成了身体叙事、欲望叙事的爱好者,除此以外,似乎没有多少东西可写了。这时,我觉得就有必要重申灵魂叙事的重要性了。当思想泛滥,要讲文学的身体;当身体泛滥,又要重申灵魂叙事了。这不是故意变化或摇摆,而是要警惕、反抗任何一种文学惯性。

  文学光写身体和欲望是远远不够的,文学应该是人心的呢喃;文学不能只写私人经验,只写隐私,文学还应是灵魂的叙事。人心的呢喃,灵魂的叙事,这是文学写作极为重要的精神维度。很多人在写作中打着个人经验的旗帜,好像只要写了个人经验,就一定是好文学,这是偏颇的。文学光有个人经验的摹写是不够的,文学最重要的还是要到达灵魂、直抵人心。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小说家呢,他应该去调查、分析这个民族的风俗和现实。假如作家真的对现实取调查和分析的态度,就会发现,个人经验、个人隐私,绝非现实的全部。不是说,小说不能写隐私,不能写私人经验,而是要看作家写的是什么样的隐私和经验。

  三

  之前读李静评论木心的一篇文章,看到木心的一句话,印象很深。木心说:

  我的童年少年是在中国古文化的沉淀物中苦苦折腾过来的,而能够用中国古文化给予我的双眼去看世界是快乐的,因为一只是辩士的眼,一只是情郎的眼——艺术到底是什么呢,艺术是光明磊落的隐私。

  艺术作为个人经验的一种表达,一旦进入公共领域,许多时候确实必须具有光明磊落的品质。其实,文学又何尝不是“光明磊落的隐私”?“隐私”强调的是个人经验,“光明磊落”强调的是经验的公共性和精神性,二者的结合,才是文学的正途。今天,写隐私的作家很多,但能写出“光明磊落的隐私”的作家太少,为什么?我想,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缺少在精神上真正光明磊落的人,或者说,他的写作,缺少光明磊落的精神视野。

  所谓的光明磊落者,一定是有健全的精神维度的人。健全才能广大,广大才能深透。但是,不少作家的精神维度可能是残缺的,容易沉陷于自己的一己之私,而无法向我们提供更广阔的经验、更高远的想象。

  文学当然要写人世和现实,但除此之外,中国文学自古以来也注重写天地清明、天道人心,这二者不该有什么冲突。比方说,中国人常常认为个人的小事之中也有天意,这就是很深广的世界观,它不是一般的是非标准所能界定的——现实、人伦是非分明,但天意、天道却在是非之初,是通达于人类的。中国文学缺的就是后一种胸襟和气度。因此,文学不仅要写人世,它还要写人世里有天道,有高远的心灵,有渴望实现的希望和梦想。有了这些,人世才堪称是可珍重的人世——中国当代文学惯于写黑暗的心,写欲望的景观,写速朽的物质快乐,唯独写不出那种值得珍重的人世。

  “可珍重的人世”一说,胡兰成是这样解释的:“可珍重的人世是,在拥挤的公车里男人的下巴接触了一位少女的额发,也会觉得是他生之缘。可惜现在都觉得漠然了。”[5]这个说法,当然只是一种比喻。但是,对那些美好事物感到漠然,这确实成了作家们的心病。他们为什么写不出“可珍重的人世”?因为在一些作家的视野里,根本就没有值得珍重的事物了。他们写恶可以写得很尖锐,写黑暗可以写得惊心动魄,写欲望可以写得很放纵,但几乎都写不出一颗善的、温暖的、有力量的心灵。即便有人试图写美好生活,那多半也是应时之作,写得虚假。而那些所谓的底层关怀,同样也是显得简单而可疑。这些作家,不是对农民、对底层人群没有感情,而是他们在写作时,把这种感情处理得过于道德化,甚至充满怨恨和怒气,这样的写作,看起来很有良知,其实很外在,没有真正的力量。

  我很理解这些作家的心情,他们看到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群时,看到一些人的精神困苦无人关心和援助时,难免会生出作家的义愤。他们想替这些人说话,他们想替他们伸冤,他们想代替他们对生活进行审判。但是,这种写作方式,也有简化生活的嫌疑。底层并没有天然的道德优先地位,不能说现在大家关注底层了,你也去逼着自己写底层,你对底层不熟悉,不做研究,写出来的,一定是虚假的,你那个底层关怀,可能也是冒充的;你的写作,还是要遵循自己内心的指引。

  四

  真正用心的写作,是写什么都可以体现关怀、表达灵魂的。你可以写奢华生活,也可以写苦难叙事,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真实、诚实,你要把自己的体验、自己的心放进去。你写的东西如果只是为了注释你的观念的,那你写什么,很可能都是一种造假。奢华生活可以造假,难道底层叙事就不能造假?作家要写好一种生活,是要有一种情怀,也要有健全的眼光的,要不,你所写的,连你自己都说服不了。比如,当你看到底层的污秽和绝望时,是不是还有另一双眼睛,能去感受底层的欢乐和底层生活独特的伦理?这方面,很多作家不一定想得到。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多数作家在写农村时,都把农村写成贫困、愚昧和需要思想启蒙的地方,他们普遍地向往生活在别处,觉得农村是要被抛弃的,是落后的象征,现在看来,这个观察视角也过于简单了。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农村有农村的快乐,农村有缓解苦难和缓解危机的独特伦理,有农村自己那种微小而坚韧的希望,可是,少有作家能在苦难背后发现某种希望,能够在恶势力的背后看到生生不息的善的力量。那些伟大的写作,往往不会陷于太过明晰的道德立场和道德抉择,而会试着用更宽广和仁慈的眼光打量生活,去发现生活本身的丰富和复杂。苦难是存在的,但苦难背后还有希望;心灵可能是痛苦的,但一定还有坚定的力量在推动着人们往前走。

  今天的文学,很多时候容易把问题简化,把丰富的生活简化。善与恶是对生活的简化,过度的苦难是对生活可能性的简化。简化生活,就是对生活的遗忘,同时也是向生活说谎。不诚实,向生活说谎,这似乎成了现代作家写作的通病。米兰·昆德拉说:

  简化的蛀虫一直以来就在啃噬着人类的生活:即使最伟大的爱情最后也会被简化为一个由淡淡的回忆组成的骨架。但现代社会的特点可怕地强化了这一不幸的过程:人的生活被简化为他的社会职责;一个民族的历史被简化为几个事件,而这几个事件又被简化为具有倾向性的阐释;社会生活被简化成政治斗争,而政治斗争被简化为地球上仅有的两个超级大国的对立。人类处于一个真正简化的漩涡之中,其中,胡塞尔所说的“生活世界“彻底地黯淡了,存在最终落入遗忘之中。

  确实,一些作家所书写的民工,除了在流水线上做苦工、或者在脚手架上准备跳楼以威胁厂方发放工资之外,并没有自己的欢乐或理想;他们笔下的农民,除了愚蠢和恶俗之外,似乎也没享受过温暖的爱情、亲情;他们小说中的都市男女,除了喝咖啡和做爱之外,似乎不要上班或回家的。一些人的写作像有默契似的,不约而同地把世界简单化、概念化。

  惟有健全的灵魂视野,才能反抗这种简化和概念化,从而使写作走向宽广。

  五

  或许可以这样说,可以写出苦难的作家有不少,可以写出恶的力量的作家也有不少,可是,只写苦难,只写恶、黑暗和绝望,在我看来已经不够了。我觉得在这些概念的背后,作家应该建立起更高的精神参照——有了更高、更健全的精神维度,作家写出来的作品才会有力量。没有希望做参照,绝望就不会有力量;没有善做参照,恶也不会有力量;没有光做参照,甚至你写的黑暗都可能是假的。不错,卡夫卡也写恶,鲁迅也写黑暗,曹雪芹也写悲剧,但是,我们都清楚,他们笔下的黑暗和悲剧都是有一个更高的精神维度作参照的。卡夫卡的内心还存着天堂的幻念,他所痛苦的是没有通往天堂的道路;鲁迅对生命有一种自信,他的憎恨后面,是怀着对生命的大爱的;曹雪芹的悲剧背后,是相信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情感的知己,存在着一种心心相印的生活的,因为这种生活无法实现,他才会有幻灭感,才会体察到生命深处的痛感。相比之下,不少作家失去了信念,他们的精神视野里都是现世的得失,内心不再有坚定的事物,也不再崇尚灵魂的高洁。作家的心已经麻木,灵魂也已经物质化,甚至连基本的诚实都丧失了,这样的文学,如何能感动人?又如何能叫人信服、喜爱?

  文学说到底是一种精神事务,它要求写作者必须心存信念,目光高远。它除了写生活的事象、欲望的沉浮之外,还要倾听灵魂在这个时代被磨碾之后所发出的痛楚的声音。因此,需要在今天的写作中,重申一种健全、有力量的心灵维度,重申善和希望是需要我们付出代价来寻找和守护的。作家们要常常问自己:我除了写绝望,还会写希望吗?我除了写欲望,还会写精神吗?我除了否定,还有肯定吗?我除了怀疑,还能确信吗?我当然知道,很多作家只要一写善和希望这样的事物,就显得不真实,但这并不是说文学不能写善,文学不需要向我们提供希望,而是作家们要向我们证实,他所写的善和希望是真实的、可信的。一个没有向往过善和希望的心灵,怎能写出可信的善和可实现的希望来?人不成熟,文学才不成熟;作家自己没有确信了,他所写的才没人信。

  一切的问题,其实都是人的问题,人的内心问题。五四以来,我们几乎在文学作品中看不到成熟、健旺、有力量的心灵,就在于二十世纪文学书写中的中国人,在精神上还有重大的欠缺——西方的文明没有学全,中国自己的老底子又几乎丢光了,精神一片茫然、混乱。哲学家牟宗三说,自辛亥革命以来的知识分子,内心不一致,生命分裂。为什么会分裂呢?文化上出了问题:

  西方来的文化冲击自己的生命,而自己的生命自种族来看又是自黄帝、尧、舜来的中华民族的底子。这种中华民族的生命底子不一定能与西方来的观念相协调,而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又非得接受西方的观念不可。结果,是把自己的生命横撑竖架,和五马分尸一样。

  中国文化是扎根于世情和人性之中,它在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中依旧发生着重要的作用,而一旦你的观念无法和这种文化作用相协调,你的精神成人,可能就很难完成。没有成熟的精神,一定也产生不了成熟的文学。

  为此,重申灵魂叙事,重塑一种健全的精神视野和心灵向度,便显得意义非凡。欲望书写的时代正在过去,文学的生命流转,应该往精神深处走了,我相信这是文学发展的大势。但是,这样说并非要为今日的文学写作提供一个精神意义上的解决方案,我也不过强调,文学的精神流转已在发生变化,优秀的作家,不能再依靠惯性继续写下去了。

  灵魂叙事大放光芒的时代已经来临。一个对人与事物心中有爱、对未知的世界抱着好奇、对生命的衰退怀有伤感、对灵魂的寂灭充满疼痛的作家,才堪称是面对内心磨难、背负精神重担的作家。这样的作家越来越多的时候,中国当代文学可能就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面貌。

  (本文根据一个论坛的发言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