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长发的秘密
来源:收获(微信公众号) | 时间:2019年07月12日

  文/迟子建

  二零零一年九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在北京举办了首届中日女作家作品研讨会,那是我第一次参加以女作家名义召开的会议。当时我丈夫还健在,记得他还跟我开玩笑,“原来我老婆是一女作家呀。”我说:“可不是,我也没想到自己是一女作家。”在写作上,我一直没有强烈的性别意识。

  近些年来,因为个人生活的变故,我不知不觉间写出了以女性视角为主的系列作品,《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额尔古纳河右岸》《晚安玫瑰》等,所以时隔十二年后,金泰成先生邀请我来韩国参加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女作家论坛,我欣然应允。从这两个会议的时间跨度上,可以看出这些年来,女性作家身份的标签,其实一直隐秘地贴在我们身体的某个部位,如影随形,只不过我们没注意而已。那么关于女作家的写作,就有研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了。

  回望自己的阅读史,客观地说,我欣赏的作家,无论中外,还是男性居多。像英国的莎士比亚、毛姆和乔治·奥威尔,法国的维克多·雨果、巴尔扎克和福楼拜,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美国的马克·吐温、威廉·福克纳、欧内斯特·海明威和爱伦坡,拉美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巴尔加斯·略萨,德国的海涅,澳大利亚的亨利·劳森,中国的汤显祖、蒲松龄、曹雪芹和鲁迅,日本的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等等。如果再这样罗列下去,那将会是一个漫长的名单。

  尽管如此,我喜欢的女作家,也是大有人在。如法国的乔治桑和尤瑟纳尔,英国的勃朗特三姐妹和侦探小说之王阿加莎·克里斯蒂(这次与会的王安忆女士就很尊崇克里斯蒂),德国的克里斯塔·沃尔夫,美国的斯托夫人、玛格丽特·米切尔、奥康纳、托尼·莫里森和安妮·普鲁,澳大利亚的考琳·麦卡洛,加拿大的阿特伍德,南非的纳丁·戈迪默,瑞典的儿童文学作家林格伦,以及中国宋代的词人李清照和日本平安时代的紫式部(《源氏物语》的作者)。她们来自不同的国度,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但她们的作品在世界文学艺术的天空,熠熠闪亮。

  记得二零一零年在罗马举行的首届中国意大利文学论坛上,我曾做了一个《月亮的妹妹》的发言,谈的就是女性写作。在我眼里,女作家就像月亮的妹妹。月亮在天上,月亮的妹妹在大地上。月亮没有尘埃,但月亮的妹妹在尘世中,所以女作家的呐喊,皆因蒙尘而生的忧伤。由于女性天性的慈悲,她们笔端流淌的文字,不管多么粗粝豪放,质地都如水一般柔软。她们的文学,也就更接近于天籁之音。比如投水而亡的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拥抱的是河流,而河流是月亮在人间的摇篮;再比如法国的乔治桑和波伏娃,不管她们是民主主义者还是存在主义者,不管她们在世人的心目中多么叛逆,多么犀利,多么落拓不羁,她们的文本,透视出的仍然是无边的水汽,惆怅忧伤,如梦似幻,湿漉漉,雾蒙蒙。英国的勃朗特姐妹,她们在文学史上,都留下了传世之作,夏洛特的《简·爱》,艾米莉的《呼啸山庄》,是文学史上的绚丽之作。很奇怪,我喜欢的一些女作家,生命都像朝露一样短暂。夏洛特·勃朗特活了三十九岁,艾米丽·勃朗特不过三十岁,美国的奥康纳活了三十九岁,中国的萧红活了三十一岁,而风靡全球的美国《随风而逝》(中文版翻译为《飘》)的作者玛格丽特·米歇尔,四十九岁死于车祸。她们更像是月亮的妹妹,将尘世的苦难与哀愁,欢欣与忧伤抒写到极致,就去拥抱月亮了。

  女作家的写作,没有任何题材是她们不曾涉猎的;没有任何文体探索,是她们不曾尝试的;没有任何枷锁,可以禁锢她们浪漫飞扬的文思。她们写战争历史,写家族往事,写政治风云,写时代变迁,别有洞天,并不逊色于男作家;而在处理家庭伦理、两性关系等一类题材时,更是驾轻就熟,成就斐然。女作家的作品,野心不大,格局却不小,她们不期望自己的光焰会照亮这世界每一个黑暗的角落,只要有一片阴影因她们的光芒而退却,她们便很知足了。

  无论从中国还是世界来看,文学正被商业浪潮裹挟着,在弥漫全球的空虚中,陷入迷航。为了畅销,以抒写暴力、丑陋、变态的性为要素的作品,纷纷出笼。而这样的作品,极少有出自天性喜洁的女作家之手。女作家们还是有一颗金子般的心,独处一隅,守护着文学的尊严,让文学的审美,像清凉的钟声一样弥散。

  还是回到这次论坛吧——跨越纷争走向和平——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主题!其实稍微回顾一下女性写作历史,一些女作家,早就用艺术实践拥抱了这个主题。像美国斯陀夫人的《黑奴吁天录》,德国的克里斯塔·沃尔夫《分裂的天空》和《卡桑德拉》,南非作家纳丁·戈迪默的《我儿子的故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尼·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中国萧红的《生死场》,印度年轻的作家阿兰达蒂·洛伊的《微物之神》等等,从种族歧视、民族矛盾、战争等不同层面,阐释了自由、平等、民主对于构建人类美好生活家园的重要性。虽然我们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可是在这个世界上,局部战争引起的硝烟,宗教的流血冲突,并没有止息。核战争的阴影笼罩着地球上的每一个人,我们不知道每天迎来的朝阳,是不是人类最后的日出。

  文学这时能做什么?女作家能做什么?我还记得二零零一年九月在北京参加中日女作家研讨会期间,美国遭受恐怖袭击,911事件让整个会议蒙上了一层阴影。我们在会上探讨的人性、人类的普世价值观等等,在那一刻被无形地击碎了,心中有股说不出的痛楚!

  文学不能拯救世界,但它能给人的心灵世界注入泉水,让人活得安宁。而安宁可以带来宗教般的情怀,让世上少些作孽的人。

  二零零五年,我在创作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时,写到了一个鄂温克族女人,在迷山时遭遇到黑熊,怕黑熊袭击,她脱掉上衣。因为在传说中,熊的前世是人,只因犯罪被上天贬成兽,而熊是不伤害在它面前露出乳房的女人的。在那一刻,熊不是野蛮的兽,而是满怀慈悲的山林教主,它最终放过了鄂温克女人。当然这是我在小说中的描写。而事实是,我在大兴安岭山林小镇生活时,尽管女人们也常进山,但那些被熊袭击的人,也的确都是男人。

  而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战争的发动者,政治阴谋的制造者,基本都是男人,可受难的往往是女人,是那些本该让我们满怀怜惜的平民百姓。当人性坠入深渊时,人类连野兽都不如了。女作家生性惧怕流血,惧怕撕心裂肺的生死离别,她们对和平有着更热切的渴望。

  世界上除了一些少数民族的特殊风习,男人一般是不留长发的,而女人喜欢留长发。可是中国有句俗话,叫作“女人头发长见识短”。那么女人头发长,见识果然少吗?至少从我列举的女作家的文学实践来说,非也。而且,女性还成了这世界民间神话和传说的有力传播者。那些我们祖母辈儿的人,也许不识得几个字,可脑子里装满了故事。那故事中的人是星辰的化身,那故事中的动物能开口说话,那故事中的蘑菇变成了房屋,那故事中的石头居然流出眼泪,那故事中的枕头插上了翅膀,那故事中的葫芦里藏着金娃娃。我们童年的长夜,就是被这样的故事照亮的。

  这些故事从哪里来?显然不从书本中来,它们口耳相传,不知多少世纪,如一条隐秘的岁月之河,悄悄流过我们的心田,滋润和照耀着我们。这样的故事也不都是欢欣,它也有恐怖,有离愁,有悲苦,但因为讲故事的多为老年女性,她们在传承过程中,那历经沧桑的悲悯,满月似的慈祥,不知不觉与故事融合,让我们看到了光,看到了暴风雨后的彩虹。女作家的写作,同这些没有拿起笔来的民间神话传承人一样,柔情备至。

  女性的这种美好情怀从哪里来?也许秘密就埋藏在她们的长发里。这难以割舍的长发,更多地接受了阳光和月光的照拂,更多地接受了清风和雨露的滋润,更多地接受了男人的爱抚,更多地接受了婴儿的抓挠,更多地感受了植物生长的气息,也更多地听到了大地深处的叹息,所以女作家进入写作时,这有着丰富感知的长发,不知不觉做了她们的笔。这笔游走在天上时是彩虹,游走在大地时是晨雾,游走在地下时是暗河!

  女人的长发多么浪漫——虽说这长发有时也会束缚和限制了她们。

  (选自迟子建散文集《也是冬天,也是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