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晓:那些事件日复一日在我面前上演
来源:浙江24小时 | 时间:2019年04月28日

  自述人:新荷作家方晓

  方晓,1981年12月生于安庆,数学学士、法律硕士,居杭州。小说散见于《中国作家》《青年文学》《山花》《作家》《长城》《江南》《百花洲》等期刊,有小说入选《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选刊》等。

  以下,是新荷作家方晓自述的创作历程——

  对我这种不够聪明又不善交际的人来说,写作的素材主要来源于读书,其次才是贫乏的生活经验,灵感则微乎其微。我想这就是我和那些经典作家的最大区别,他们脑海中的灵感火花一瞬之间即可闪亮,而我却需要很长的道路才能到达。阅读、生活与灵感之间当然存在的联结,在我而言也有着无法轻易克服的难度。但这个现象从办理案件之后似乎有所改变,一些人带着各种目的坐到我面前,诉说着千奇百怪但真实发生的故事。他们中有洗澡、医疗、交通肇事、投毒致死者的亲属,斗殴致残者,建筑队的农民工,职业放贷人和职业打假人,抬棺信访户,还有被解雇者、被抛弃者、被诈骗者,继母子和各自的亲人们,世代仇隙的邻居……父子成仇、夫妻反目、兄弟相残以及诸如此类的事件经由他们的陈述日复一日在我面前上演。不再是新闻里冷冰冰的文字,而要远为复杂、残酷和血淋淋得多,他们或求助或懊悔或沉痛或仇怨的表情和语气传达的,是原本一直生活在一条稳妥的平行线上,纠纷却无来由地突然降落至头顶,然后他们被迫滑向深渊。部分人的诉求最终能够得到满足,但即使胜诉他们仍然是站在悲剧的跷跷板上,看似赢得了利益优势而已,因为法律从来做不到根本上解决情感和心理问题,中立裁判者的同情、怜悯和开解也同样无用。悲剧的罅口早在纠纷尚未开启时就已向他们洞开,而直至案件终结伤口仍未愈合,在他们此后的人生中也难以彻底平复。他们提交的是至少已经过两次诉讼的材料,里面繁杂、琐碎、有用或无用的内容,能证明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本大书。那么这会是一个契机,我可以逃离生活经验欠缺的困境了?

  我尝试过要写出他们的故事,但随即感到又得面对一种悖论,当我似乎不再受生活经验的制约时,却并没有足够信心告诉自己我完全理解了他们。毕竟只是短暂一瞥,我不过是从他们生活中浮光掠影般摄取了一个横截面而已。我必须耐心等待故事在我的意识里缓慢、自然又隐秘地发酵,自动与其他细枝末节汇聚或分离,然后以不可更易的方式呈现出来;近乎一个人或许直至老去才能真正理解童年在他生命中的意义、重要性和某种程度上的决定作用一样,这需要时间。为了克服那些远超于我想象力的故事所馈赠的诱惑,我给自己定下一条规矩,不超过三年时间绝不去碰它们。但这条规矩在我的小说《花好月圆》里的罗兰后不攻自破。

  去年冬天,因为一个机缘我去了一趟女子监狱,看见一位女性在演艺台上唱歌;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狱方简略介绍后,我查了一些资料,得知她与一个有妇之夫因无法继续恋情而相约自杀,男人死而她历经多次审判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不出一个月,我就放弃了与写出这个故事的欲望的斗争,开始动笔。那位演艺台上的女性当然只是一个模糊的引子,最终成型的罗兰与她之间已有很大不同,但或许更符合我想象中的真实。

  直到小说发表出来后,重读时我才明白,或许我急于写它的原因就在于,我想能够做出一种改变。我不希望现实中的那位女性走到那个地步,在她采取与恋人相约自杀的行动之前,能有什么东西突显出来重新占领理性的高地,祛除甚至毁灭她狂热的情感。我想这至少符合朴素的人类观念,生存下去在很多时候应该高于一切。但结果表明我的愿望是徒劳的,哪怕小说中的罗兰也似乎是活在一种天然就隶属于她而她必须服从的宿命里。而仅用宿命来定论又显得过于武断和轻忽,她是处在一种复杂、精微、致命又莫名其妙的困境中,无法自行脱笼而出,外力也难以拯救她,哪怕是类似于一只上帝之手的小说作者。究其原因,我只能找到一个不太形象的词汇来概括:精神特质;但相比性格而言它应该较为贴切了。就像那些坐在我面前的当事人,他们一直在庸常中平静地生活——这是一种值得羡慕的状态,但他们精神中的某种特质一直埋伏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和前路上,直至突然某一天某个人或者某件事来临,他们就无可挽回地走进一种极端里。无论成为侵犯者还是受害者,他们的侵犯看似顺理成章,迟早势必发生,而他们的受害其实也非毫无来由,滑向深渊也并不是完全被迫而且很难避免。这远非因果一词所能囊括,它至少显得过于简单和间接。那位女性和罗兰也是。

  小说的“我”是一个凭空而来的角色,存在的主要作用也许只在于多年后劝导罗兰回归庸常生活。庸常生活,已经成为他遭遇婚姻失败并且决定放弃事业后的唯一追求。他对罗兰暗恋多年的情感,也只是一种添加在外力之上的筹码,他寄希望于罗兰的改变甚而是她性格的改变,但最终仍然失败了。在刑满出狱的时隔多年之后,罗兰,这个已经反思过爱情赋予她的疯狂的女人,仍然无法从自身的精神特质中走出,而再度选择自我毁灭。或许,我只能勉强相信,小说中一九九八年的冬天出现在罗兰面前的如果不是秦川而是“我”,是“我”代替秦川在罗兰的生活中存在,可能他们各自的命运会有所不同。但那似乎已经偏离人和命运的真相。

  读一点

  方晓短篇小说:花好月圆

  我再次见到罗兰是在监狱的舞台上。我们几个摄影师应邀拍摄一些囚犯劳作的照片,狱方为了答谢,安排了一场文艺表演。压轴节目是翻唱徐小凤的《花好月圆》。听完第一句我就确定,那站在一群翩翩起舞的年轻女囚犯中间唱歌的是罗兰。接下来的几天,我一直在想要不要去看她,但内心总有个声音在反对;我并不清楚它到底什么。一个落雪的早晨,我觉得所有的犹疑都毫无道理,决定去看她。半路上,我买了一条紫色的围巾和几瓶吉祥罐头。我不是故意要这样,如果我们无话可说——对我而言这可能成为现实,那么对她更是了,我可以用它们安放眼光。她也可以。我在会客室里等待罗兰时,才想起来没有考虑过她会不会见我。但她出现了。坐在我对面的她,显得庄重自持,看着我的眼神像滑过时光的流水,而我,却像多年来遗忘了监狱里的亲人那般窘迫。

  她和舞台上那个深情的歌唱者判若两人。年月已经在她脸上留下了永远的烙印,尽管她与世隔绝多年,这种损耗依然不是缓和的。十九年前,我第一次见到她。那是一个冬天的下午,她第一次登台演出。此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现在,她用友好但陌生的眼光看着我,我想打破沉默,却不知要说些什么,只好问她为什么愿意见我。她早就准备好似的,用平静又冷漠的声调说:

  “我就快出去了。从你身上能看见外面的世界。”

  如果这代表一种希望,我愿意充当这个跳板。我刚从一场婚姻的灾难中走出来。但这没什么,只是早有预见的未来提前来临了。她接受了我的礼物。我从她的表情看不到一丝波动。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给了我勇气,后来又去看过她几次,但很多时候我们一句话也不说。冬天行将结束的时候,她告诉我再过一周就出狱了。“我有个请求,”她说。“我想再住到月河街那间房子里。”我不理解更不赞同,但没有问原因就点头答应了。

  接罗兰出狱那天,天下着雨。城市像浸在海里。我慢慢开车,边对她说着杭州十七年来的变化,但她没有如我希望的那样看向窗外。系在她脖子上的紫围巾把她的面容衬得灰白。我又说起对她以后生活的安排——好像我有这种权利,她也没有回应。一只鸟飞过天空,她抬眼追寻它的踪迹。前方车停下来了,应该发生了交通事故。绕过路口时,我们看见几个人围在路边,那只鸟躺在雨地里,像一团湿漉漉的黑色棉絮。

  “你不是一个人生活吧?”应该就在这时,她突然问。

  “离了。”我想解释下,却发现很多事情实际上无从说起,“有不少原因。但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我不该提这事。”她语气冷漠,即使有道歉意味也少得可怜。

  “没什么。”我更可能是为了宽慰自己才这样说。

  月河街,那幢青砖砌成的楼房时隔十七年之后还在,在五层靠东端的那间房屋前,我把钥匙交给她。我赔偿了原有租客违约金,又双倍支付房租,才租了下来。罗兰关上门前认真地看了我一眼,但并没说什么。她没问我为什么这样对她。

  我不知何时去见罗兰才不会被拒之门外。虽然我想不出她有什么理由要这样做,但这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她在监狱时,我可以是个无须允许的探监者,但现在我什么都不是。我在书柜上放了一部新手机,她当然早已发现。书柜里摆满了我能搜罗到的音乐书籍,但我不确定她会翻阅。手机里只储存了我一个人的号码。我没有接到过她的电话。我偶尔打过去,她有时接听,有时不接。我没问过应该何时去看她,她也从来没有主动邀请。一个月后的一个下午,摄影楼转手的事情已经有了眉目,我在街道上漫无目的地溜达,然后发现自己站在了那幢房子前。

  在门口,我活动脸部肌肉练习笑容。开门的罗兰眼光仍然陌生,似乎都忘了世界上还有我这个人。她手一直握着门锁。我说,“我只是路过。”

  她没有说请进就转身向屋内走去。满屋的紫罗兰,我所能看到的一切都一尘不染,似乎争相散发着馥郁的光。罗兰出狱前,我就清空了原有的家具,买来全新的。它们摆放的位置和我印象中那年房间的模样绝对不同。打扫时,我还查看过所有隐秘的角落,似乎担心哪里有被遗忘的血迹。罗兰站在窗前,她应该已经在那里站了很久。五楼之下,运河正在无声流淌。沿河而立的月河街近些年成了这座城市最繁华的地落,行人摩肩接踵。

  “以前不是这样。那时候,看一下午,才能看到一个撑着油纸伞慢慢走过的女人。”罗兰像是在自言自语。

  “没什么是不会改变的。”说完我才意识到我并不想说这种话。

  这里现在更像一家花店,而不是家居之所,四壁上空无一物。但它至少证明我的决定是对的。我没有挂上罗兰十七年前的照片。中午,我在摄影楼收拾时发现了那些旧报纸。十七年前,报纸上会偶尔刊登罗兰的照片,文艺汇演,慈善慰问或者大小晚会,她刚一出道就成了杭州知名人物。有些采访配的是生活照,背景是大兴安岭的雪和森林、布达拉宫、桂林或者五台山。那两年,她去过很多地方,而我从不远游。我们的生活是如此不同。照片上,她的长发在风中飞舞,海上的夕阳跌落在她的肩膀上,花儿朝向她的指尖开放。典雅,优柔。那时我只能想到这两个词,但它们对我而言已经代表全部。她的脸即使很平静也好像在笑。即使她正对着给她拍照的那个男人在笑,她的笑容背后也藏着一种忧郁。那时我就觉得自己能看出来。她代言过吉祥罐头,我不想做饭的时候就用它充饥。在我婚后的家庭餐桌上,看着它我就像在看着一个可以存放灵魂的奥秘。当年,我从摄影楼回家会路过一个报亭,每天都买可能有她消息的报纸,但失望居多,她参加的演出活动越来越少,后来几乎绝迹了。她的照片解决了一些困扰我的夜晚,让我在孤独中得到满足。但我一次也没有去找过她。避开所有能接近她的机会,不是不想,而是不敢。然后那一天来了。惨案刊载在报纸上,鲜血淋漓的照片,和无情的五十三个字。我现在还能背出来。在那天之前,我听说过她的一些事情。当你内心关注一个人时,你就会无缘无故地认识一些与她有交集的人,他们会告诉你什么。我从未去求证。没有必要。说到底,与我和我想象中的她,都无关。这天中午,我按时间从前往后翻看照片时,像重新走过罗兰在二十六岁那年就戛然而止的一生。我还记得看到消息的那天夜里,我想象罗兰遭受的痛苦甚至她已经到来的死亡,为她大声哭泣。我去了案发现场,站在运河边遥望,直到第二天清晨才离开。此后十七年,路过月河街我总是绕道而行。我不知道如果凝视窗外的罗兰此刻和我想着同样的事情,那她想起的是那最后一个下午还是之前。在最后一个下午之前,我就听说过秦川。他认识罗兰时已经结婚。

  最后一抹夕阳映在罗兰的脸上,她终于转过身来。她说,“要喝杯水吗?”

  “不用,谢谢。”我担心让人感觉寒冷的沉默会再次来临,所以赶紧说,“最近怎么样?”

  “还行,我挺好。”

  “晚上一起吃个饭。我的事情就要解决了。”

  “不了。”她没有给出理由,也没有问我指什么事。

  “这里烟熏火燎的。”我看着窗外升腾上来的炊烟,终于找到了一句话。沿街有多家饭店。

  “那时是些卖字画和瓷器的,没什么生意,那些店主整个下午都坐在墙边晒太阳。”她看向我的眼光让我觉得自己也是个可恶的入侵者,让她感到害怕。我强迫自己对她笑笑。她也跟着笑起来,但痛苦同时出现在脸上。她说:

  “在监狱里还有秩序。现在好像整个世界都失控了。”

  我看见紧张的情绪正在空中布网,每个结节里都包裹着无穷的悲伤。我想立刻就谈起所有其他的事情,然而找不到话题。然后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说,能请你唱支歌吗?我注意到惊惧从她眼里慢慢溢出来。她十指交缠,灰白的脸有些微抽搐。我想立即逃走。我倒了一杯热水递给她。她说,“不会再唱了。”

  “我不知道。对不起,我以为……”

  “在监狱里。那只是一种活下去的方式。”她语气清冷又好像含有愤怒,“那并不是我在唱。”

  “我只是想,”我说不下去了,我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

  “我宁愿生来就是个哑巴。”她的声音更像从遥远的过去传来。她已有细碎皱纹的手紧握着玻璃杯,指尖在剧烈颤抖。“那就像是燃烧。”

  她把一生在两年里烧尽了。我看向窗外,天地之间一派通红。然后夜色从空中缓慢地铺下来。在一天中最为安静的这个时刻,在这间房子里,在她身边,我发现我同样觉得孤独。

  再次去见罗兰我没有事先想好理由。但她不在。房东说,有几天没看到她了。我感激他好奇地瞅着我却没有打听罗兰的事情。她曾经是杭州街头巷尾议论的传奇。时隔十七年,有些眼光依然不会放过她。我坐在门口的石阶上等着。黄昏时,罗兰在街角出现了。我只在附近走了走,她说。停顿了片刻,她看着空茫的远处又说,今天我本想去找你,却不知道你住在哪里。

  “有点路。穿过半个杭州城,在西边。”我笨拙地指着方向。

  “或许我该邀请你上去坐坐。但现在我饿了。”

  我们走过三条街道,才找到一家人少的餐馆。罗兰选了一个靠窗的角落。服务员拿菜单过来问需要些什么时,我说,十七个菜,你们最好的。罗兰笑出声来,对服务员说,“他是想让我把十七年一顿吃回来。”

  等菜的时间里,罗兰没再说话,我也宁愿保持沉默。她头发高高盘起,能看出来简单地焗过油,灯光从背后打过来,在上面润出一圈圣洁的彩色。她的面容消瘦得恰到好处,神情像个拘谨的少女。她是个稍微打理下就会年轻十岁的女人,这种女人能同时活在她的二十岁、三十岁和四十岁里。我能看出她身上她也许想让我看到的改变。我不想盯着她看,但无法克制自己。她注意到了,扭头把脸贴在落地窗上。我似乎看见她脸颊上泛出了红晕,但很快消失了,又平静得像一块冬天的大理石。

  “我还记得这里。以前是家录像厅。”她说。“你看,外面的夜色真美。在里面,我真怀念这样的夜色。”

  “是啊,真美。”

  不需要再多一个字附和她意味复杂的欣赏。我只想留住这个瞬间,给她拍张照片。以后有个回忆的见证。相机就在我随身携带的包里。你爱它胜过爱我,我的前妻曾经说。尽管我从来不认为两者可以比较,但有时候我又觉得她说的不一定是错的。但如果这是真的,也是她最初欣赏的。现在她应该在夏威夷,在海滨别墅里与她的新欢如影随形。她因为摄影选择了我。十五年里,在慢慢集聚起来的厌倦中,她在厌倦摄影的同时也厌倦了我。摄影,只不过固定了一个再也不会回来的虚假时空,她在决定分手后很正式地告诉我。这就是她对我日复一日的生活、或许还有我们之间关系的全部定义。上周末消息传来,她选择了一个四十五岁的鳏夫,听说人品和财力都还不错,尽管这两样都不是那么可靠的东西,我还是为她感到高兴。

  罗兰小心地慢慢品尝食物,每一种只尝一点。我觉得今晚的时光就像她嘴中的食物一样美好。有一阵子,餐馆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或许这正是我一直以来渴望的生活,柔情、简单又波澜不惊。我能清楚地知道过去是什么,未来会怎样;回顾与设想,自责与忧虑,恋而不得与害怕失去,所有的念头都显得多余而无足轻重。在这个专属我们两个人的时刻,过去逃离了,未来还在远方,我相信自己都能听到天使在天空路过的呼吸。而天使脚步遗落的音符来自于青年时代一个想象的回响。从我二十八岁那年冬天开始,这个回响就潜进我的内心里,而后沉寂下来,我时常捉摸不到它,但知道它就在那里。

  “会好起来的。”罗兰突然抬起头说。

  “是啊,没有理由不这样。”

  她正在努力露出笑容。我能看出她同时在压制着什么。我无法想象面前这个瘦弱的身体里曾经蕴藏着多大的力量,此刻还有没有。我说,“再过几天,我忙完影楼的事,我想,我们可以找几个景点去散散心。”

  “我不喜欢人多的地方。”

  尽管这是否定,但至少代表着一种回应。

  “那就小镇。古老一些的,人迹罕至的那种。”我说。

  “是在井冈山下的农民小客栈里。”她似乎在反抗内心的某种束缚,费力地坚持说下去,“秦川对我说,他会用一生去后悔再次遇上了我。”她说完动静很大地长出一口气。我眼前闪过溺水者的头颅探出海面的场景。

  这是我们之间第一次提到秦川。服务员已拉灭了餐厅另一边的灯,他就站在那半透明的黑暗中看着挂在墙壁上的电视,偶尔若有所思地望向我们,也许在猜测我们关系的同时,会在想象中把我换成他。窗外,一只猫慢慢横穿马路,然后在街角消失了。这是一种松动,我愿意这样认为,往事和它所裹挟的一切从此刻起有了个溃口。“命运把我推到他面前,”罗兰说。他们相识于罗兰的第一次登台演出,但到第二年春天才开始真正的恋情。她是个随性的背包客,那天正好到达井冈山。秦川参加单位的红色之旅。在一个山脊转口,他和她迎面相遇。他问,你还认识我吗?他灼热的眼光让她顿时清醒了,半年来一直蒙昧她心神的就是面前这个男人。对不起,她说。只有她自己知道这是对他以后必须承受的劫难的提前道歉。

  “我们都愿意成为对方想要的那个人。然而世界却不允许。”罗兰说。

  尽管知道这个话题在我们之间迟早要被谈起,但至少现在我并不想聊下去。我还在思忖着要怎样打断,罗兰又问出我早就猜到的话来,“你说,如果没遇见他,就什么都不会发生,对吗?”

  她把脸埋进手掌里。是在哭泣吗?我摇摇头,她没有看见。我必须说点什么了,“现在没什么好怕的了。”我等了很久,她都没有回应,所以我只好问,“后悔吗?”

  “我不知道。”她立即回答。

  我也不知道我希望的答案是什么。我把已经冷却的菜肴尽力塞进胃里,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填充我内心里深渊一样的空白。有那么几分钟,电视里播放一首谭咏麟的老歌,《水中花》,它悲伤的曲调缓慢阴郁地飘散在半空中,而后集结成一张网兜头而下。我看见罗兰又把脸贴到落地窗上,似乎夜色里有种东西能拯救她。

  告别时,她说,“找个你有空的时间,陪我去下他的墓地。”

  然而我们终究没有去成秦川的墓地。罗兰一直没来电话,我也见不到她。有时我感觉她就在房间里,而且知道是我在门外,但敲门声并没有打通一墙之隔的两个不同的世界。春天来了,我终于卖掉了影楼,看它的最后一眼我只觉得轻松。它和它无法不代表的灰扑扑的过往,从此跟我再无关系。我不知道如果罗兰未曾出现,我会不会这么做;是否如此决绝。但我曾经的婚姻就像个狭长的隧道,它拖带的黑暗物质迟早得被抛弃,如果我还想重见光明的话。我径直去看罗兰。门虚掩着。罗兰站在窗前,在二月的暮色中看上去更加弱不禁风。她看到我进来,但没有任何表示。室内昏昧的光像一种让人难以忍受的疾病。过了很久,罗兰才开口说话,那个女人在等谁,他不会来了,她已经等了一下午。

  我走到窗前,这是一个阴天的黄昏。冷风在若有若无地飘。一个女人在运河边来回走动着张望。夜色就要从天空压下来,但渐次亮起来的人间灯火正在倔强地抵抗。楼下人声鼎沸,似乎每个人都在歇斯底里地喊叫,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一艘木船遥遥而来,一个女子在为一桌食客唱歌助兴。我注意到罗兰的表情是由惊愕慢慢变成麻木,又慢慢变成痛苦的。我关上窗户。那跟我们无关,我说。

  站在幽深的灰暗里,我似乎仍能看见,往事再次在她脸上集结,在那近乎庄严的悲愁背后是吞噬一切的阴云。我能嗅出空气里有种异样的干燥,如果我说出一个字就会擦燃她眼中浓重的忧伤。我抑制着呼吸。但我听见自己说,生活还得继续下去,你知道的,罗兰。

  她点点头,但随即又摇摇手。她咬着嘴唇似乎惧怕自己要说出什么来。从她的手势我能看出她此刻全身冰冷。

  “我只是一个剩余的东西。”她说。“而他们都在活着。”

  “你有我。”

  我确定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我又重复了一遍。

  “我原以为我不会再难过。因为我实在厌倦了难过,但事实不是这样。”

  “我们要做的其实只是一件事情。”我向她走近两步,她强忍着退缩的冲动。“罗兰,重新开始。”

  她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

  “我们去一个遥远的地方。那里没有人认识你。”我想走过去抱紧她说,罗兰,我们离开杭州。我没有这么做。

  “从哪里重新开始呢。在法庭上,我得给自己辩护,说我杀他是被他强迫的。”

  夜正式来到了房间里。每次黑夜重新降临,那些已经远去的时光,仍然会带着寒意在我们的内心里重生。

  “他说,从看我第一眼,才明白什么叫爱情。”她已退到墙角,用双臂紧紧抱住自己。

  我想我理解秦川。

  “自杀应该进行一半了吧,我想放弃了。”罗兰盯着被街灯映射得暗影斑驳的窗户,突然尖叫起来,“可是,他偏不。”秦川在电话里向他妻子最后一次道别,告诉她他们就要去另一个世界了,然后把手机扔进了运河里。我们可以开始了,他对罗兰说。很滑稽,她刚才警告他不要那么做。何必告别,谁也不欠谁的。罗兰似乎还能听到手机里传来他妻子的咆哮。那是个被忧闷压垮了然后突然有了惩罚欲望的女人。她会赶过来的。罗兰的父母会接到她的电话,也会来的。他们不知哪一天起站在了一个阵营里,反对他们的爱情。罗兰的父母在劝诫、斥骂和乞求均告无效后,去秦川的单位,后来去她的单位要求开除她。他们把她锁在家里。一年半过去了,无法说服任何一个人,又无法逃脱他们,那只剩一条路好走了。她知道秦川是个怯弱的人,只是因为爱,她才姑息他不敢抛弃妻子,然而现在他在笑着,一副用尽此生所有剩余勇气的模样,这让她又觉得理解不了,难道我们非这样不可吗。也许我们可以,她说,然后哽咽在喉。不要半个小时,他们就会到了,秦川开始催促她。她和他同样需要一个见证;她想,即使私奔也是没有意义的,仍然不能向那些人证明。如果可以,我们都宁愿从来没有遇见过对方,是吧?她问秦川。他没有回答,没有表情。他在准备了,他说,快,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明天,我们就走。”我说。我想我会成为她与世界和往昔之间的屏障,也就此成为她的依靠。“在哪里,我们都能活下去。”

  “我看不出任何可能性。对不起,”即使在黑暗中,我也分明能看见她身体颤抖得厉害。仿佛爱让她感到害怕,世界上所有的情感都让她感觉不堪重负。

  “为什么?”

  我问是因为觉得自己不得不问。

  “你想想监狱那些年。”

  我想象不出;但不代表我不理解。如果我是秦川,我也没有第二条路。在这里,他们三次站在窗口,准备跳楼。那天上午她买来煤气罐。是他的要求,但她是自愿的;她毕竟没有反对。前一个星期五,她买来氯硝西泮片,他只吞了一粒,被她夺下了。加剧了他的失败感和鲁莽、决绝又多情的勇敢。那年夏天,他们路过云缅边境,在一条古街的小摊前,他拿起一把军刀说,真漂亮。他们买了两把。没有想到用途,至少她这么认为。那天下午,它们就靠在窗后。

  “时间并不能改变什么。”罗兰说。

  “不是这样的,罗兰。”

  我想,她不能忘记其实是因为她想要忘记。

  “我只被怨恨纠缠了两个月,也许时间更短,我记不清了,但我想应该是这样。在监狱里。”她说。“然后一切就该像没发生过。然后我就能从零开始生活。”

  “就该这样。”

  “但这样对他不公平。”

  “你不能为一个死人没完没了地自责。”

  我走到门口,打开灯。房间里除掉一张床和杂乱堆在上面的棉被,什么也没剩下了。地上散落的各种垃圾能将她埋没,但我确信没有一片枯萎的花瓣。在这个房间里,爱情曾摧毁了他们的生活,爱情带来了死亡。爱情的阴魂现在仍要撕开她从未真正愈合的伤口。在毫无生气的灯光下,她站立的墙角正向外倾泻着寒意,那天,摄像机就固定在那里。他们慢慢为对方脱去衣服。我后来用不太光明的手段复制了那盘录像带。那是他们在走向死亡之前,最后一场做爱。像个仪式,都希望对方能从中感受到自己的爱。他们忘记了镜头的存在,甚至忘记了片刻后计划的死亡。他们不是在表演。我看过无数次,每次都落泪。然后,如她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说的,像教科书似的相约自杀到来了。每一下,他都在迎接她的刀。来啊,她刺了他一刀,教他也这么做。他只是茫然地看着她。我是被威胁的,在法庭上她说,我不杀他,他就要杀我。在她发现他真实目的之后,她的说法几乎符合真相。她的腹部也满是刀伤,但每一刀都很浅。他在引诱她,也在欺骗她。终于,她明白了,她赤裸地站在他身边,神情迷惘地问,你到底杀不杀我?她抱着他痛哭,你不能把我一个人丢在这世上。他朝她笑着,求她,再给我一刀吧。我们的终点不该是死亡,而是解脱,她说。他说,但我们只有通过死亡才能抵达。他的眼中有那么片刻吞吐着疯狂的光芒。他用身体压向她手中的刀。但他还是忍受不了疼痛。他站起来在房间里走着,像只神经错乱的蝴蝶一样脚步虚浮。他嘴中倒抽的冷气让她的痛苦都冻僵了。血在他的身后滴落成线。他绕着她转圈,却还在不停地求她,让我死在你的刀下吧。他已经难以听清的声音像在开个玩笑。他命令她,看在爱情的份上,成全我。可是我怎么办,她问,你不能这么自私。她给了他一刀。于是他也给了她一刀。他本能地想躲开她的刀,缩身往后退,但仍在喊,来,杀我吧。她又一刀刺在他背上,瘦骨嶙峋,都能听到刀与骨头撞击的声音。有人在撞门,门外,他妻子和他的朋友、上司,还有她的父母,正在叫他们的名字。终于有人来见证我们为爱情死亡了,她说。她看向他的眼光里盈满笑意。他们能听到他的惨叫声,所以他叫得更大声了。钥匙还在门上。她反锁门时留了钥匙。她一直在向他示意,希望他能看见。他也许看见了,有时还向它走去,但终究没有去碰。他倒在她的怀里,最后一刀扎在她的腰部,很深,他对她说了最后一句话,好像是:这样他们就会放过你。

  “有火机吗?”罗兰问。我递给她。她掀起衣服,从腰间那个伤口的位置撕下什么来。我想那应该是秦川的照片。她点着,无力的蓝色火苗腾空而起,很快就成了灰烬。我似乎看见她的嘴角露出一丝微笑。我只想知道她此刻在想什么,我没有问,但也许不会发生。

  罗兰的租房在一天凌晨着火。她没有逃出来。无论她想放火再进监狱,还是想连自己一起烧掉,她的目的都达到了。罗兰永远不知道,一九九八年冬天的那个下午,我也站在露天舞台下。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她。那天她系着紫围巾,天空飘着雪花。我想上前和她说句话。我向她走去。我看见秦川斜刺里插到我面前。他捧着一束紫罗兰向罗兰走去。我想,那天秦川也说了我想说的那句话:我被你的歌声迷住了。十九年过去了,年轻的一九九八年,会再次成为我所有黑夜中的一个避风港。我暂时不会离开杭州,在这座城市毕竟还有一件事可做,偶尔我会带上一束紫罗兰去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