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澳儿童文学作家对谈:
小小的身躯,大大的想象力

来源:中国作家网 | 时间:2019年03月25日 15:04:00

  文/虞婧

  从孩子的角度写作需要极其丰富的想象力。有时,短短几行字可以包含最复杂的地理政治学信息;有时,最简单直接的人际关系,却需要赋予其舞台剧般的曲折与微妙……孩子的眼睛里,到底折射了什么?什么是儿童的语言?怎样才能写出跨越时空的、具有“儿童感”的故事呢?

  3月23日,在洋溢着春日暖意和文艺气息的798艺术空间,来到中国参加第十二届澳大利亚文学周的澳洲童书大使莫里斯?葛雷兹曼与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周锐展开了一场关于孩子与故事的对话。本次活动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主办,中国文学海外推介网站纸托邦承办,特邀儿童教育作家、童书出版人三川玲主持。

  莫里斯?葛雷兹曼是澳大利亚畅销童书作家,也是现任澳大利亚童书大使。他的童书作品常以幽默又出人意料的方式,讲述具有挑战性的话题,在全球20多个国家出版并获奖颇丰,其中包括由孩子们选出的“澳大利亚最受读者欢迎奖”的所有奖项。他的作品包括《与女王相处的两礼拜》《优雅》《多疑的托马斯》《无赖》《给豆子一个机会》《加时赛》《忠诚者》和《癞蛤蟆》系列,以及系列作品《往事》《彼时》《此景》和《余声》等。

  周锐是颇受欢迎的的儿童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从事儿童文学创作30余年,曾获第二、第三、第五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第四、第五届宋庆龄儿童文学奖,第十九届陈伯吹儿童文学等奖项,代表作有中国幽默儿童文学系列(《幽默三国》《幽默红楼》《幽默水浒》《幽默西游》)《超级球迷》《书包里的老师》《蚊子叮蚊子》等。

  这次来到中国参加澳大利亚文学周活动,莫里斯期待能与更多中国的作家和读者增进沟通和理解,用故事的力量跨越“咖啡与茶的距离”,搭建起中澳文学交流的桥梁。周锐也表示,莫里斯以孩童视角创作沉重命题的儿童文学,给自己带来了触动和启发。两位来自不同国度的作家,从事着同一领域的文学创作,对如何以孩子的眼光看世界,如何讲述故事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观点和方式。真诚、热烈的交谈中碰撞出了新的火花,给现场的读者带来了新的思考与启迪。中国作家网记者整理了现场对谈,以飨读者。

  三川玲:我想问一下两位儿童文学作家,会向孩子们如何介绍自己呢?

  莫里斯:我会跟13岁左右的小朋友说,我是你们的朋友,是来自未来的朋友。

  周锐:我是一只有尾巴的青蛙,我经常这样介绍自己。那青蛙有没有尾巴呢?在青蛙还是蝌蚪的时候,是有尾巴的,后来尾巴就萎缩、消失了。但是,这条“尾巴”对我来说一直存在,那就是天真和想象力。做儿童文学,必须拥有这条“尾巴”。

  三川玲:那两位作家那么受孩子欢迎、被孩子喜欢的秘密是什么呢?

  莫里斯:其实孩子是有非常充沛的情感、想法和内容愿意和大人分享的。但大人们往往会觉得,孩子小小的身躯蕴含的想法和情感是有限的。而任何热爱童书创作的作家都应该认识到,局限孩子们的只是小小的身躯,而不是头脑。我的书是比较幽默的,封面往往会比较吸引人,但是孩子们看书也并不只是看封面和表象。他们真正能看下去一本书,是因为通过表象看到了本质——生活的本质。不管我们多少岁,生活中对我们重要的内容都是一样的,我们有共同的想法和愿景,这些愿景关乎爱,关乎希望,还有通过更多的想象力来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美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这也是我写作时的基本思路。

  周锐:我觉得是因为一种感觉——童年的感觉。也就是说,虽然你已经是成人,但还是能和孩子沟通、共鸣。这种感觉和沟通的可能性是跨时空、跨年龄的。安徒生为什么能受到全世界的欢迎?莫里斯的作品为什么能走到我们中间来?也许正是因为这种跨时空的童年感。

  三川玲:能具体举例描述一下“童年的感觉”吗?

  周锐:曾经有一个母亲告诉我她女儿的一篇日记。日记里说到,有一天女儿很愤怒,觉得应该惩罚一下爸爸,就一下子坐到了爸爸的膝盖上。为什么呢?孩子在日记里写:“我是小蜜蜂,我要刺你。”这就是孩子的特点,生活和想象是混合在一起的,她觉得她就是蜜蜂,屁股上有刺,能够惩罚到爸爸。

  三川玲:真是个可爱的小女孩啊!那在人们的想象中,儿童文学作家好像都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童年,才能感知到很多东西。是这样吗?

  周锐:很多中国家庭会认为要尽快培养孩子懂事,懂事意味着不要胡思乱想,不要想离常识太远的事情。其实这是一种对想象力的扼杀。孩子说自己是蜜蜂,很可能会被训斥,只有开明的家庭才会允许孩子这样说。我小时候是不被训斥的,我父亲会带我去看戏剧、看电影,还会给我寄旧书,比如《水浒传》《安徒生童话精选》《高玉宝》,比较混搭,这对我来说是很丰富的精神财产。一个孩子,不管要不要当作家,都需要丰富的精神影响。

  莫里斯:在我回答童年的问题之前,我想回应一下周锐老师说的“儿童的感觉”。在看童书的时候,成年人往往已经丧失了一些感知。我书中的人物都会面临人生中比较重大的问题。在写书的过程中,我希望为我的人物尽可能多地提供机会和资源,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我的人物不会具有超能力,不会耍特技。我给他们留下的“武装”是一些天生的特质,包括乐观、想象力。通过这种特质,他们才能以创造性的方式解决问题。我想,这也是种“童年的感觉”,成年人保持这种感觉,坚定信念,通过想象力其实可以创造无限可能。而孩子们,虽然身躯小小,生活经历很少,但是他们有大大的,不受限制的想象力。他们的未来,前途无限。成年人虽然处世经验丰富,但这种“丰富”的背后也包含着失望的情绪,如果不能处理好这些情绪,就会阻碍潜力的发展,这也是我们鼓励成年人也读童书的原因。

  三川玲:这种感觉结合具体作品,如何呈现呢?

  

  周锐:当我翻开看莫里斯作品的时候,确实觉得跟我想象得不一样。幽默感如何运用到悲惨的场景中?这让我想起了电影《美丽人生》中的场景。莫里斯讲的是特殊的悲惨时期,但依然有美好存在。即使人性会被扭曲,但是人性中总有某一部分是不会被扭曲的,那就是爱、希望和童年的赤子之心。

  莫里斯:我们的作品很像,不仅仅在于我们的作品都有幽默感。我们还都认为,孩子应该有机会接触到人类的各个方面。在任何的历史文化当中,都有回顾起来令人感到悲惨、羞耻的部分。但是我认为,还是很有必要让孩子通过读故事与过去的这些历史时空连接起来。这样,孩子才有机会明白“何为人”。我在主题中穿插这些沉重的主题时,总是希望能够通过孩子的眼睛来呈现这样的内容。我有一本书是关于一名犹太男孩的生存故事,用第一视角写作,充分展示他的所思所想。这个故事在我的脑海中酝酿了很多年,我去了很多个国家,和上千名儿童对话,就是为了能让孩子们阅读这本书的过程,可以成为一次新的发现的旅程。

  三川玲:最后一个问题,今天讨论的是关于儿童的语言和故事。那么两位觉得孩子和成年人的语言,到底谁的语言更高明呢?

  莫里斯:比起“高明”这个词汇,我想不如换成哪种语言更有表达力。我选择孩子的语言,我觉得孩子的语言是更富有表现力和感染力的。

  (摄影:Luke Pegr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