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先:在他们的书写中,某种新的东西正在出现
来源:文学报 | 时间:2019年01月31日

  文/张滢莹

  刘大先,生于1978年,曾获鲁迅文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等,著有《文学的共和》《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时光的木乃伊:影像笔记》《无情世界的感情》等。

  真正留在文学史上的作品,永远是留下时代信息的作品,在此意义上,作家不应以“难以定性、难以描摹”来回避时代性的书写。

  在一代“青春文学”作家成长起来、却少有突破性作品产生的境况下,评论家刘大先曾以《后青春文学的形象与贫困》一文,从张悦然的作品出发探讨他对于“后青春时代”文学书写的看法。青年究竟是谁?我们对于年轻作家的书写是否存在某种误判?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在专访中邀请刘大先更具体地进行了探讨——

  青年究竟是谁?在刘大先理解中,“青年”一词不仅代表着生理青春的年龄段,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概念。“青春文化是现代化以来文学概念中很重要的一脉,早有梁启超‘五四’时期的‘新青年’形象,继后我们与杨沫《青春之歌》、王蒙《青春万岁》等作家作品的相遇、以及知青文学的书写中,许多概念都是这一脉的沿传。在很长的时间里,青春、青年意味着明快、向上、积极等词汇,向我们勾勒出未来的蓝图。”及至改革开放初期,青年亦代表着昂扬的向往、与世界接轨的强烈渴望,充满了对外部、未来和更广阔世界的书写欲望。

  在此基础上,理解当下文学意义上的青春与青年,需要理解社会整体结构的某种变化:“在社会的快速发展中,价值依据、文化依据、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变化,这在文学领域带来的是混乱也充满勃勃生机的场景,而我们原先所‘固化’的某些价值观,其实已经悄然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在文学现场首先体现为1990年代开始兴起的日常生活书写,写作者的关注点逐渐转向个人内心世界。评论家陈平原曾引用黑格尔的判断,认为当下写作已从“诗歌时代”逐渐走向“散文时代”,愈加强烈的个人化书写不仅是写作者的表达需求,也在很大程度上是读者的阅读需求,而青春在文学中的内涵,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改变。“其实,早在‘70后’的写作者身上,我们已经看到了消费写作和符号化书写的存在,这与市场经济所形成的消费观念以及相应挪移的文化观念都有关系。在他们以及后来被定义为‘青春文学’主要力量的一批‘80后’作家的身上,对于物质的关注和某种炫耀性书写,其实存在着某种内在的不自信。”刘大先表示。

  如今,曾一度被诟病的“物质写作”,随着社会发展已经渐渐内化在新一代人的生活中,也成为了某种不再刻意彰显的写作背景。“多元化的社会生态也是文化应该有的局面,任何社会、历史不是决定论,而是彼此互动的一对关系,青年人永远代表着未来发展方向,每一代人都必须面对自己的命运。”在近年来对于青年作家的切近观察和研读中,他发现,青年写作正在发生某种转向,新的趋势逐渐形成。“不仅是新一代‘90后’‘00后’作家在年龄上的成长,而是在他们的书写中,某种新的东西正在出现。”

  例如在2018年,获得最多关注的两位年轻作家王占黑和班宇的身上,他读到的就是高度特质性的风格和写作理念。“我们总是批评年轻作家没有历史感、没有大时代和大社会的认知,但在他们的作品当中,你能读到属于历史的深重和时代的鲜活。”

  与此相关的一个情况,则是近年来,年轻作家中不少人开始以回望方式深入历史、深入过往,试图重建自己的写作蓝图,多部家族史叙事作品在市场引起反响。很大程度上,这是作家阅历成长、自醒意识提升的体现,但这也引发了另一种争议:如果当下年轻作家都选择“向后看”,那么属于“同代人”的书写,又该由谁来完成?这种集体性的“回望”,是否意味着对于庞大、火热当下的某种无力感与回避?对此,刘大先认为,真正留在文学史上的作品,永远是留下时代信息的作品,在此意义上,作家不应以“难以定性、难以描摹”来回避时代性的书写。“如今我们看茅盾的《子夜》,其中对于工商买办的描写其实并不那么精细,但却为我们留下了那个时代的特殊图景,帮我们认知那个时代的丰富面貌。”

  青年作家笛安不久前获得人民文学奖的《景恒街》就是一个例子,这部小说问世后,引起了两个极端的评论意见:有人认为小说过于通俗,在商业性的外壳下放置了一个“并不怎么高明”的爱情故事;有人则觉得作品关注最前沿的粉丝经济,试图勾勒当下青年的职场和生活生态。“《景恒街》很有代表性,作品中充满了真正意义上具有时代感的东西,放在文学史的脉络中,也拥有自己的独特性——作者描述的不仅是当下北京,而是当下中国特殊的新经济模式中的一种,这一点值得肯定。”刘大先表示:“不能因为作品的通俗、好读,就觉得文学应有的严肃性减弱了。如今看一个年轻作家的作品,我们在其中会期待新经验、新思想、新题材、或者新的写作技巧、新的表达形式,对于当下来说,新题材大有可为。”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充满各种“典型形象”的年代走来,如今,文学是否仍拥有典型形象,或者说,文学的典型形象对年轻作家而言是否还有意义?“其实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文学的典型形象就逐渐开始隐退,先锋文学、现代主义并不注重塑造典型形象和人物,从大量那一时期的作品中,我们印象深刻的其实是对于理念和情绪的传达。一路走来,我们不自觉地接受了这样的表达方式,但是很多作家也并未找到实际出路。”但在阅读中,刘大先坦言,自己最受感动的,仍是拥有强大人物塑造能力的作品。“比如梁晓声的长篇小说新作《人世间》,皇皇120万字的作品,在塑造人物形象上依然有极强的感染力。年轻作家如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也是以传统的人物塑造方式,让笔下人物强悍地‘站’了起来。”他感慨,“无论时代和外在环境如何改变,真正的文学离不开‘老根’,离不开对人物的精准刻画和对世界的真实构建,时代的、社会的内容需要通过人物形象来投射,这点无论对于成熟作家、还是年轻作家而言都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