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曼殊与杭州:白云深处拥雷峰
来源:文汇报 | 时间:2019年01月22日

  文/黄轶

  1904年冬天,华兴会在湖南的起义计划失败,曾参与该组织活动的苏曼殊当时在湖南实业学堂任教,便不得不以僧人身份走避杭州。此后,苏曼殊多次旅居杭城,有据可查的就有十四次之多,挂单之处有白云禅院(白云庵)、韬光庵、秋社、新新旅馆、陶社、巢居阁等。风流蕴藉的杭城成了苏曼殊避难会友的洞天福地,西湖则似乎是其梦中佳人,漫游日本时念念在兹的也是“何时归看浙江潮”,而孤山最终成其埋骨之地。

  苏曼殊游历杭城,最常住在西湖之畔、与雷峰塔相邻的白云庵。1905年秋后,他又驻锡此庵,在晨钟暮鼓中做诗、绘画、谈禅、泛舟,写下了著名的《住西湖白云禅院》:

  白云深处拥雷峰,几树寒梅带雪红。

  斋罢垂垂浑入定,庵前潭影落疏钟。

  “白云”和“疏钟”是禅诗和禅味诗常常出现的两个意象,静物也许没有比白云更能体现禅家的闲淡,动音也再没有比钟声更富有诗意和禅味的了。近禅人和禅家对钟声的偏爱在心理层次上是多重的,钟声不但能唤起人们对寺庙的情感,同时也是一种时间定位和地点定位,使诗人在万籁俱寂中获得一种依托感、相伴感;钟声动亦静、实亦虚、动静不二,象征着禅的本体和诗的本体,诗人在对袅袅钟声的体味中,易将宗教情感转化为审美情感,超越于形象之外的绵长诗韵从中流泻。

  《住西湖白云禅院》中最有灵气的就是“雪中红梅”和“远钟疏音”了。“白云深处拥雷峰,几树寒梅带雪红”,视觉上:一个远景,幽静的白云庵似乎将静穆的雷峰塔拥入怀中,或也可解读为悠闲的白云掩映着雷峰塔;一个近景,皑皑的白雪中冷傲的红梅独自绽放,远近互衬,化虚为实、化空为色,静穆中蕴藏着活泼,拟人化的“拥”和“带”字,不但生成一种悠然闲静的氛围,在空间上也造成一种空阔的层次感。接着,在释子心空的澄澈中,几杵“疏钟”落音,遥遥传来,纡徐回荡在水面上,“感觉挪移”的修辞方法,将听觉上缥缈神秘、禅意浓郁的钟声,幻化为视觉上徐徐落入白云庵前潭影里的音阶,声音的波动因“落”字具有了一种姿态美,化静为动、化实为虚,时间与空间、虚实与静动交融莫辨,瞬息与永恒同在,禅境与诗境共生。苏曼殊以禅入诗、表现禅思禅悦的诗作并不多见,他很少有向心空门的空静心境,而是惯于将禅宗的“唯心任运”化为一种“自我”的存在——或许唯有水木清华的杭州,唯有西湖之畔的悠悠白云、雪中红梅、袅袅疏钟才能让诗人坠入“澄澹精致”的神秘世界吧。

  1908年初秋,苏曼殊再次赴杭州住进白云庵,和僧人得山、意周由相识到深契;后又移至北高峰下韬光庵,绘《孤山图》《西湖泛舟图》寄赠陈独秀,又绘《听鹃图(二)》拟赠刘三(季平)。《听鹃图(二)》后由友人代书跋曰:“昔人天津桥《听鹃词》云:‘最可惜,一片江山,总付与啼鴂’!衲今秋驰担韬光庵,夜深闻鹃声,拾笔图此,并柬季平一诗,诗曰:‘刘三旧是多情种,浪迹烟波又一年。近日诗肠饶几许?何妨伴我听啼鹃。’”上海华泾人刘三同样是位杭州迷,是苏曼殊恨不能时时随其左右、对床风雨的挚友,所以刘三在函中戏言曼殊:“只是有情抛不了,袈裟赢得泪痕粗。”在此期间,苏曼殊还请刘三题写了“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的字幅。两位诗友诗酒唱答,“多情种”伴“有情僧”,不知在西子湖畔留下了几多故事。而刘师培此间所见到的苏曼殊却是另一番行状:“尝游西湖韬光寺,见寺后丛树错楚,数椽破屋中,一僧面壁趺坐,破衲尘埋,藉茅为榻,累砖代枕,若经年不出者。怪而视之,乃云日前住上海洋楼,衣服丽都,以鹤毳为枕,鹅绒做被之曼殊也。”此次苏曼殊流连杭城一月有余,直到杨仁山邀其至南京金陵刻经处祗洹精舍担任教习,才束装而去。

  杭州城留给苏曼殊的确实并非全是“西湖歌舞”的赏心乐事,也有过惊骇惶然。1909年9月,苏曼殊第八次踏歌杭州,“去逐刘三共酒杯”,还是住在白云庵——此庵当时成了光复会和同盟会浙江分会的秘密联络处。苏曼殊在小楼上挂有一幅手书的小联:“小窗容我静,大地任人忙”。岁月静好似乎并不容易,这一年与曼殊旧谊匪浅的刘师培已明目张胆地背弃革命,投靠两江总督端方了。同样隐匿白云庵的亡命客雷铁崖不明真相,以为苏曼殊也随之做了“叛徒”,愤然投其一封恐吓信。苏曼殊百口难辩,为表清白,匆匆离杭返沪。刘三闻听此事后写诗相慰:“流转成空相,张皇有怨辞。干卿缘底事,翻笑黠成痴。”章太炎在《书苏元瑛事》中也曾言及此事:“元瑛可诬,乾坤或几乎息矣”,替其澄清。1912年初,苏曼殊从爪哇返国,在上海《太平洋报》任主笔,雷铁崖专程到报馆拜访苏曼殊,彼此恩仇尽泯,惺惺相惜,曼殊作画相赠。

  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声势高涨,各地纷纷通电宣告独立。“以言善习静为怀”的苏曼殊以佛教界名义,在上海《民立报》发表《讨袁宣言》,声讨袁氏“甘为元凶”,以致“兵连祸结,涂炭生灵”。但“二次革命”很快失败,苏曼殊遭上海镇守使郑汝成通缉再次避祸杭州。诗人寻幽访胜、品茗食鸡,踽踽独行于颓圮的雷峰塔下,偶尔会捡一块残砖断瓦,但“临瞻故园,可胜怆恻”,于是借钱塘名妓、埋香西泠桥畔的苏小小发抒内心抑郁:“何处停侬油壁车,西泠终古即天涯。捣莲煮麝春情断,转绿回黄妄意赊。玳瑁窗虚延冷月,芭蕉叶卷抱秋花。伤心独向妆台照,瘦尽朱颜只自嗟。”他在诗中以“转绿回黄”喻指革命事业,以“冷月秋花”表明自己已经心灰意懒。

  苏曼殊喜欢杭州,除了迷恋那里的湖光山色、禅林寺院、佳朋善友,还有美食诱惑着他。苏曼殊最喜欢甜食,而杭州是甜食的天堂,他曾记录在杭州“日食酥糖三十包”。苏曼殊最喜江南的八宝饭,1913年春在安庆教书时曾致函柳亚子:“至小蓬莱吃烧卖三四只,然总不如小花园之八宝饭也”;1914年初又复柳氏书札:“每日服药三剂,牛乳少许,足下试思之,药岂得如八宝饭之容易入口耶!”糖月饼也是其最爱,1916年9月于日本致徐忍茹信中,还抱怨说:“月饼甚好!但分啖之,譬如老虎食蚊子。先生岂欲吊人胃口耶?……余但静卧,以待先生将月饼来也。”信尾再次嘱咐:“望带莲子蓉月饼四只,豆沙饼六只。”在没有甜食可用时,他甚至“生鲍鱼加糖酢拌食”,南社同人、小说名家包天笑曾做诗调侃苏曼殊:“松糖桔饼又玫瑰,甜蜜香酥笑口开;想是大师心里苦,要从苦处得甘来。”

  无糖不欢的苏曼殊自1913年起常常被“洞泄”等各种肠胃疾患所折磨,但这并不妨碍他一如既往地贪吃甜品,朋友送他绰号“糖僧”,他也乐得自认。1916年底到1917年4月间,苏曼殊在沪杭间往返三遭,又东渡探母,6月中旬回国后居于上海,到冬季肠胃病加深,再也未能离开医院。病骨支离中,盼望着“有痊可之一日”的苏曼殊仍然忍不住偷食糖栗,终于导致不治而驾鹤西归。可以说,是嗜甜这一顽习最终要了诗僧“微命”。

  在苏曼殊短暂的生涯中,杭州是他魂牵梦绕、流连忘返的所在,漫游西湖,他每每言曰:“如此大好河山,将来必埋骨于此。”在暂厝破败寥落的上海广肇山庄六年后,南社创立人陈去病、柳亚子开始为苏曼殊寻找墓地,杭州当然是首选。杭州的南社女诗人徐自华慨然捐出西湖孤山北麓一片私园,作为诗僧的安魂处;曾称誉曼殊“率真”的孙中山“赙赠千金”,以成此事。1924年6月9日,暖风和煦,湖光粼粼,苏曼殊终于落葬西湖之滨、孤山之阴的西泠桥南堍,墓前的石塔上镌刻着六个大字——“曼殊大师之塔”。他的墓地与其赠诗的苏小小义冢南北相对,与“鉴湖女侠”秋瑾墓园隔水相望,这绝佳的栖息地真真应了曼殊所谓“闻道孤山远,孤山却在斯”的念想,因拜伦译介而与苏曼殊相知的刘半农写下这样的悼诗:“谁遣名僧伴名妓,西泠桥畔两苏坟。”这年9月,雷峰塔轰然倒掉,泉下的诗人可否还在吟诵着“白云深处拥雷峰”?

  若说千古流布的“白蛇传”生动演绎了情天恨海与禅林古刹在杭州相生相克的传奇,而“禅”与“情”冰炭同炉的苏曼殊的杭城缘,似乎也暗藏着一条悖论:“暖风熏得游人醉”的西湖,本该是“无量春愁无量恨”的情僧淡忘世事、含杯选曲的风月宝地,却恰恰成了他一次次政治冲击下的逃亡之所,白云庵的庇护志士、光复会的啸傲山林、同盟会的煮酒论英雄、辛亥年的三千援军驰南京……也都暗暗参与了苏曼殊的杭州人生,就连其最终落葬孤山也是仰赖革命同仁的慷慨襄助。

  或许惟有这座表面上闲适散淡而内里风骨俊朗的历史名城,才能成全“情爱”、“参禅”与“革命”如此和谐共存——这才是杭州之于苏曼殊最富意味的地方,而那个容忍情·僧·革命圆融一体的时代也是别有风情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