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摩司·奥兹:一次相逢
来源:文艺报 | 时间:2019年01月09日

文/张楚

奥兹与张楚合影

知道阿摩司·奥兹的名字,是因为当初老听徐则臣提及。他在博客上推荐,在访谈中推荐,在书单里推荐,在饭桌上也推荐……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他让另外一个异国他乡的小说家念念不忘,提及时全然是由衷赞美的口吻。犹如高中时渴望钱锺书的《围城》一样,我也难免对这位以色列作家的小说充满了无尽的想象,这想象中蕴含着对未知事物的构建,也蕴含着一个久居乡镇的写作者的沮丧。那时网络购物还不发达,家离市里的新华书店也远,因而对于奥兹小说的憧憬,也只能限于憧憬本身。

2008年,我跟一帮朋友去小韩家吃饭。小韩是个很厉害的专栏作家,在他的书柜里,我看到了那本《爱与黑暗的故事》。那顿饭我没怎么吃好,一直琢磨以何种理由借走这本书。根据我的了解,小韩是那种宁愿借给人钱也不愿借给人书的作家。他主要是怕人家把书弄脏了。既然如此,我只好没吭声,把那本《爱与黑暗的故事》悄悄带回了家。随后的数个白天夜晚,我都沉浸在这本544页的小说里。当然,这本书我再也没有还给小韩。他是个不错的哥儿们,我后来赠送给他一套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我觉得他并没有吃亏。

读完《爱与黑暗的故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陷入了抑郁。一个作家的文字就是这样,它让另外一个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年龄的人在深夜里辗转反侧,连空气里都充溢着哀伤与怀想的原子。后来参加活动时,我不停地向周晓枫推荐这本书,聊天时推荐,吃饭时推荐,候机室等飞机时推荐……当再次见到晓枫,她正在读《我的米海尔》。她读书特别认真,拿着把透明的直尺和一支碳素笔不停地勾画。我当时有种奇怪的感觉,仿佛奥兹的小说是一种神秘的暗号,它在朋友们中间秘密传递,带着某种无端的信任与光芒。

后来,遇到推荐自己最喜欢的外国经典这样的事,我都把《爱与黑暗的故事》这7个汉字郑重地写上。它的旁边通常是《复活》《卡拉马佐夫兄弟》《包法利夫人》《追忆似水年华》《城堡》《喧哗与骚动》《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我觉得这7个字排在那些名字中间,一点都不逊色或轻逸。

说实话,我没有想到以后会遇到阿摩司·奥兹先生。

2016年夏天,他来北京参加一个文学奖的颁奖典礼。我印象里他是坐着轮椅出来的,惊讶之余他已经从轮椅上轻盈地迈步下来,跟我们打招呼。他脸上没有长途飞行后的疲惫之态。他没有我想象中高大,但和我想象中一样清瘦。他戴着眼镜,穿着条草绿色的裤子,怀里是束玫瑰。他和他的夫人笑起来都让人觉得亲切、迷人、谦逊。我想那是时光赋予老人们独有的礼物吧。

颁奖礼上,我和戴潍娜分别用中英文朗读了颁奖词,然后他发表答谢演讲。他说,中国文化与犹太文化是世界上最漫长的两种记忆、最富有的两种文化。他觉得世界上很多人都忘记了战争带来的记忆,忘记了痛苦的记忆,忘记了如何去宽容。他认为世界各地现在都有一种虚无主义,而治愈这种虚无主义的良方就是幽默。他的这些话让我再次想起《爱与黑暗的故事》中的叙述腔调。他在书写这些历史时,并没有我臆想中的愤怒、怨怼和声讨,相反,他心平气和地、断断续续地诉说着家族故事,声音低沉,语言有种普鲁斯特式的华美轻盈,并时不时蹦跳出善意的嘲讽与自嘲。

那天吃晚饭时,他喝了几盅白酒,比我想象中要健谈。我敬酒的时候他说,你的颁奖词写得特别好,谢谢你。我笑着说,颁奖词是梁鸿女士写的,我只是把它朗读了出来。我不知道他是否听懂了我的意思。他可能不知道我是他忠实的读者,更不会知晓万籁俱静的夜晚,一个陌生的男人读到他母亲去世的情节时,曾默默地流泪。

2017年,我去参加京东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他的《乡村生活图景》获得了那年的国际作家奖。他没有前来领取巨额奖金,但发过来一段致谢视频,还是那么清瘦,声音依然缓慢低沉。这个喜欢讲家庭故事的犹太人,总是以迂回温和的声音和文字不经意间淹没我们,然后,纠正我们对于时光的偏见与傲慢。

犹太民族在历史上所受的无与伦比的苦难,注定了凡涉及犹太人的小说,都弥漫着无法回避的不安定与漂泊感。对战后犹太作家而言,“二战”期间的大屠杀不仅成为犹太人的种族灾难,成为一种集体记忆,更成为犹太文学中一个鲜明且永恒的选题。纵观犹太文学,不同时代的犹太作家都在其作品中对种族屠杀有着不同程度的表达和反思,从经典作家艾萨克·辛格到70年代作家乔纳森·萨福兰·福尔,莫不如此。

但在《爱与黑暗的故事》 中,阿摩司·奥兹并没有用更多的笔触对屠杀进行具象描述、剖析和形而上的追问。大屠杀在那个时代如此普遍。在人们玩捉迷藏、举行篝火晚会、被一个个充满烧烤味和歌声的晚上填满的索林基森林,2.5万名犹太人被德国人射杀,里面有教徒、小贩、知识分子、艺术家,奥兹母亲的所有同学,以及大约4000名婴幼儿。奥兹如此平静地描述年轻时的伙伴,“他去巴黎读书,然后被杀害”。与其他犹太作家相比较,他似乎更愿意探讨以色列建国前后,犹太知识分子在精神上的游离与苦难。在奥兹的家庭里,没有人谈论单恋欧洲而永远得不到回报的屈辱,没有人谈论对新国家的幻灭之情,没有人谈论过家庭成员的情感,没有人谈论过性、记忆和痛苦。他们只在家里谈论如何看待巴尔干战争,或者耶路撒冷的形势,以及莎士比亚、荷马、马克思和叔本华,或者坏了的门把手、洗衣机和毛巾。关于家庭成员的内心、伤痛、隐秘的情感,从来都不会成为谈资,或者说难以启齿。

在犹太知识分子眼中,欧洲无疑是一座魔山。Varro在《我是耶路撒冷的一块石头》中曾经如此总结犹太人眼中的欧洲:“他们向往欧洲、迷恋欧洲,学习欧洲人的语言,模仿欧洲人的生活,却被欧洲驱逐和屠杀,几千年来不绝如缕。从巴比伦帝国、罗马、阿拉伯、十字军、奥斯曼土耳其,一直到英国、德国,迫害从未中断。”面对如此血腥的历史,以色列知识分子不可能不感到痛苦,包括奥兹的父亲和母亲。能读16种语言、讲11种语言的父亲,以及能讲五六种语言的母亲,竟然只教给奥兹希伯来语。究其缘由,竟然是怕奥兹懂得任何欧洲语言,怕他一旦成人就会被欧洲诱惑前往欧洲,然后在那里被杀害。在他们的眼里,欧洲是“家”,是地理意义和心理意义上的“应许之地”。但正是在这样的“应许之地”,犹太人被不断地屠杀追逐。犹太作家内森·英格兰德在短篇小说《我们是怎样为布鲁姆一家报了仇》中曾经借主人公之口说:“被人追赶了2000年,我们体内没有任何捕猎者的本能。”面对捕猎者,犹太人惟有逃离和躲避。从这个意义上讲,“欧洲”变成了敌人,或者比敌人还令人绝望。它不再是一个名词、一个知识体系,而是实实在在的炼狱之都。这种不安和恐惧不光体现在犹太知识分子身上,也流淌在普通民众的血液里。小说中,奥兹用一种夸张到荒诞的笔法描写了祖母对细菌的敏感和恐慌,无非是从反面印证了一个民族被迫害后居无定所的神经质。可是除了宿命般的等待,还能有什么更好的路途?

奥兹说:“倘若这种歇斯底里的犹太纽带非常坚固,没有它我又怎么能够生活?我又怎能放弃这种对集体共振与部落纽带的沉溺与迷恋?如果我将这毒瘾戒掉,我还剩下什么?”

在文学讨论课上,我向奥兹问了两个问题。

“《爱与黑暗的故事》写到母亲的少女时期,写到母亲身边人比如卡西尼亚和女儿多拉的故事——母女同时爱上一个男人,女儿还跟男人生了孩子。书里写到她外公经商的经历,比如他把苏维埃军队的面粉换成了好面粉,阴差阳错拯救了自己弟弟的性命。这些情节让人感到惊心动魄,但你却用非常简洁的笔法很平静地把它写了下来。您有没有想过把涉及二战那部分精彩的细节延展开,把他们的家族史写成一部长篇小说。”

“你是个非常好的读者。最简单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我不太可能一下子设想三五部书。有时我确实会做这样的写作计划,但我知道这不太可能。不要试图去想象未来你将与之谈恋爱的5个女人,我想给你更加实际的建议。每个人都知道写作是很艰辛的。有时写作就像攀登一座非常陡峭的山。当你在攀登的时候,不要往下看,也不要往上看,更不要去看你可能要去攀登的下一座山,以及你攀登完下一座山之后要攀登的下一座山。你要做的,是紧紧盯住你的手指正在攀登的那个地方。专注于你的角色,比如他们晚上将会穿什么样的衬衫,什么令她感到羞愧,什么她不想让别人知道,或者当他专注思考时独有的姿势,他如何无意识地把手指按在自己的嘴唇上。你需要百分之百地专注于你正在写作的内容。我知道我现在在写什么,但是我一点都不知道我将来还要再写什么。”

“作为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肯定有疲惫期,怎么保持旺盛的创作力?”

“对于我而言,写作并不是激情,与之相反,是一种强迫症。它跟吸烟一样让人上瘾,我没法停止下来,即便我想。我从来都不去等待灵感的出现。我每天早上很早就坐到我的书桌前,开始试图去写作。有的时候写得很顺,能写出三段,这就算不错了。有时不顺,只能写一段。有时我什么都写不出来。有时更糟,我不仅啥都没有写出来,还把昨天和之前写的一些内容删除了。当我在基布兹一个社会主义社区的时候,基布兹社区允许我每周写作两三天,接下来的时间要在田里工作。我可能坐了整个早晨,只写了五六句话,有时更少。然后我去咖啡馆吃午饭,就会感觉很糟糕:在我左边的人,今天早上已经给8头牛挤过奶了;在我右边的人,今天早上已经犁了40亩地了。我就写了五句话,还删掉了四句,为什么我还配吃一顿午饭?后来我想到了一句口头禅,想跟大家分享:‘作家就像店主,你的工作就是每天早上都开店,等待顾客的光顾。如果有顾客来,这是非常好的一天。如果没有顾客来,你也在做你的工作,看店等待。’这将对你很有帮助,相信我。”

他的回答让一个困扰我很久的问题得到了答案。他没有使用艰涩的词语和学术名词。我想好作家都是他这样的吧?说明白话,不故作高深。下课后我们送他下楼。我用蹩脚的英文问道,阿摩司·奥兹先生,我可以跟你合张影吗?他笑着说,当然没问题。于是我们在花圃前照了张照片。花圃里种植着几株矮小的向日葵,金黄色的花盘很美。我笑得有些拘谨。

我是在柳营的微信上看到他去世的消息的。有些不太相信,然后更多的人开始刷屏。我知道这是真的了。一个你喜欢的作家离世了,日后你再也没有机会遇见尘世中的他了。我从书橱里把他的书一本本找出来,漫无目的地掀翻着。很多时候,我们被那些我们并不相识、甚至可能一辈子遇不到的作家的文字打动,然后潜意识里一厢情愿地把他们当成了我们的邻居或者亲人。他们那么熟悉,那么亲切,是因为你觉得你们是一类人,是人世间相仿或切近的灵魂,这是一种温暖自知又难以跟他人言说的感受,它只存在于想象中,而且,这是诞生于文字之上的想象,它比真实的面容更为可靠安全。

以前,每年秋天,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的前几天,我都会偷偷地默念着阿摩司·奥兹的名字。以后,他的名字不会再出现在赔率榜单上,这样也好,避免再次成为一种无聊的赌注。而一个作家能活多久,要看他的读者能活多久。如果几十年、几百年过去,仍有已经诞生或即将诞生的读者等着与他在白昼或者黑夜相逢,并且在这重逢中倾听他的故事,揣摩他的灵魂,重塑他的形象并且深深地爱上他的文字,那么我想,这是一名作家最大的幸运与幸福了。

毫无疑问,阿摩司·奥兹先生,正在用这种古老而单纯的方式,等待着与未来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