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岛作家弗丽达·奥·西古尔达多蒂尔《夜逝之时》
痛苦的叙事:女性、记忆、历史
来源:文艺报 | 时间:2018年12月14日

文/张欣彧

为人物立传的“生命写作”

“我知道,我会在这间房间里,这间完完全全地压迫着我的房间里,一直坐到这一切结束。”一间逼仄的病房,三个迷乱的夜晚,《夜逝之时》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主人公尼娜,在母亲的临终床边焦躁地等待:等待母亲死去,等待这一切结束——期待,却也恐惧。

女儿送别母亲。弗丽达·奥·西古尔达多蒂尔曾在采访中提到,1973年母亲去世时,自己身患顽疾住院治疗,未能陪伴母亲落葬,故而愿以一部小说来悼念母亲。弗丽达生于冰岛西部峡湾豪斯川迪尔半岛的海斯泰里村,在13个孩子中排行倒数第二,姐姐雅科比娜·西古尔达多蒂尔也是冰岛著名作家。豪斯川迪尔是冰岛最为偏僻亦最为壮丽的地区之一。因山势崄峻、地貌崎岖,当地农业发展极为有限,人们的食物主要是悬崖上的鸟蛋与海洋中的鱼类;而入冬后,雪花如席,各农场间便几乎无法通行,北极熊不时还会侵袭农场。二战及战后时期,豪斯川迪尔的农场全部废弃,居民全部迁徙至首都雷克雅未克等城镇地区。1945年,弗丽达一家也搬迁至首都附近的凯夫拉维克。这场“从乡村到城市”的人口大迁徙贯穿了冰岛整个20世纪的历史,深刻改变了冰岛的社会结构与社会面貌,在20世纪中后期的冰岛文学作品中,乡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不断复现。

19岁时,弗丽达便嫁给了丈夫贡纳尔,但并未放弃学业与工作,于1961年高中毕业,1971年获冰岛大学冰岛语本科学位,1979年获冰岛大学硕士学位。弗丽达曾任图书馆管理员、大学教师等职,1978年后才正式开始专职写作。1980年出版首部作品、短篇小说集《这没什么大不了的》。集子里的六篇故事,大多以现实主义笔触描绘当代城市居民的精神生活,具有浓郁的社会批判色彩;弗丽达在其中试验了多种叙事形式:独白与对话的构建、梦境与现实的糅合、转换不停的聚焦……弗丽达对叙事形式的重视可见一斑。六篇故事中的主人公都因心生感触,而回忆起从前人生的某些片段,这种为人物立传的生命写作(life writing)是弗丽达作品的鲜明特征之一。

在弗丽达的作品中,人物常常被丢置于压迫感极强的陌生环境中,换言之,这些作品都有或多或少的实验意味;逼仄的空间迫使小说人物直视自身,直面过去、现实乃至未来,在塑造其身体体验的同时,也对叙事行为本身产生具体的影响。弗丽达的首部长篇小说《太阳与阴影》中,主人公西格伦患上一种无法确诊的奇特病症,在漫长的等待后,西格伦终于排到了住院床位,开始入院接受检查与治疗。作品有三条线索,一条探寻西格伦的真正病因;一条颇具批判现实主义色彩,展现西格伦与医院体系的权力斗争;最后一条是西格伦与众多病友的亲密交往,以心理现实主义勾勒西格伦直面生死的心路历程。以小见大、以医院反映社会的批判现实主义一线广受评论家赞誉,这部作品也与弗丽达自己的生命体验紧密交织:医生一直未能确诊她所患的病症。20世纪70年代,冰岛涌现出一众批判社会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被文学史家称为“新现实主义”。《太阳与阴影》被誉为新现实主义文学中难能可贵的佳作。

《太阳与阴影》是传统的第三人称过去时叙事,而弗丽达的第二部长篇作品《像海一样》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叙事景观。这是一部人物、场景、聚焦不停转换的“群体小说”,或曰“群像小说”。弗丽达的小说作品都算不得大篇幅,却以群像式的众多人物著称;她对“群体小说”的运用与发展在20世纪末的冰岛文坛上是绝无仅有的。

海边城镇耸立着一座古老而破旧的房子,小说主人公就是房子里的12位居民,他们要面对新与旧、现实与梦境、理智与情感的激烈冲突。房屋是冰岛文学中的关键意象,经常作为现代性暴力的发生场所出现。相比之下,《像海一样》的叙事声音与故事情节更为柔和,却不无汹涌,因为或许爱就如大海一样。澎湃的情感使人物鲜活无比,人物的内在思绪与外在现实水乳交融,诗意与梦幻的氛围油然而生,叙述者娴熟的意识切换与时空拼贴都大大拓展了小说的叙事格局。

现代化、城镇化过程中的新旧冲突是弗丽达作品一以贯之的主题。弗丽达在《像海一样》中构造了一片“完整”的文学空间、一个拟真的可能世界,小说也因此充满了建构感,在追寻真实的同时,脱离了现实主义的文学圭臬。有评论家指出,《像海一样》或许与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一脉相承。而在弗丽达此后的作品中,会不断看到她对现实主义文学观、对建构世界可能性的超越与解构;在弗丽达的文学世界中,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与叙事模式渐渐弥散开。

弗丽达的长篇小说《夜逝之时》《封闭世界中》《马利亚之窗》被视为三部曲,关乎时间与记忆、现实与虚构以及过去之于现代的意义。三部小说的主人公都是现代都市人,在与记忆和历史对视之时,其自我认知却逐步瓦解。在一个个密闭空间中,小说叙事愈发破碎,叙述人丧失了对所述故事的完全掌控,身体与精神的痛苦频频打断叙事进程。对幽邃意识的书写也为叙事蒙上黑暗、迷离甚而恐怖的悬疑之纱。可以说,弗丽达对于叙事形式的探索并非空洞的文体试验,她始终在寻找最符合故事质感的文体与形式。

弗丽达所有作品中都有关于家庭的情节:《太阳与阴影》中核心家庭因妻子患病而碎解;《像海一样》述说了多个家庭的命运故事;《夜逝之时》是一部六代女性的史诗。小说中,人物的生命书写不是由自己完成,而是通过一位第一人称见证者(事实上也是采访者)映射传记书写过程,书写者与被书写者之间的张力为作品增加了新的维度。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冰岛最引人瞩目的几位女作家全部具有文学研究的学术背景:五六十年代,斯瓦瓦·雅各布斯多蒂尔曾在牛津大学学习中世纪冰岛文学、在乌普萨拉大学学习瑞典文学;1970年,奥尔芙伦·贡略格斯多蒂尔获得巴塞罗那自治大学中世纪文学博士学位,1988年成为冰岛大学比较文学教授;维格迪斯·格里姆斯多蒂尔1978年获得冰岛大学冰岛语本科学位。弗丽达也是一位冰岛文学专家,她多次提到,自己热爱阅读冰岛与世界文学。这些女作家的作品或如斯瓦瓦,以女性角度重审冰岛文学遗产;或如奥尔芙伦,将冰岛置于世界历史背景之下;或如弗丽达与维格迪斯,冥思虚构、艺术及写作的本质,进行元小说创作。而弗丽达的艺术追求并非“自揭虚构”这样简单,她寻觅的是揭开虚构后的现实感;她以(后)现代笔法书写的,或许仍是某种社会现实——指涉虚构,是为了破除幻象,直抵现代性暴力在人们身体与精神上留下的创伤。弗丽达作品中那些丰盈而沉重的具身痛苦、那些幽邃而澎湃的生命叙事,也正是她为冰岛文学做出的无可替代的贡献。

《夜逝之时》1990年获首届冰岛文学奖,1992年又获北欧理事会文学奖,弗丽达成为冰岛第一位获得该奖的女性作家。北欧理事会文学奖的评审委员会这样评价《夜逝之时》:

这是一部大胆、创新而富于诗意之美的小说。作品回望过去,追寻其中对我们当下仍有意义的生命价值。故事发生于冰岛西峡湾的壮丽风光中,自然描写亦构成了文本魔力的一部分。作品并未营造我们能够完全理解祖辈现实的幻觉。它唤起重重疑问,却也在寻觅答案。弗丽达·奥·西古尔达多蒂尔以其诗意之笔,勾勒着我们对于历史与叙事的需要,也昭示了求索生命与艺术的惟一真理是何等艰难。

过去与现实的对撞是弗丽达的胸中块垒,在她的作品中,过去是幽灵般的存在,无处不在、一再侵袭,令自以为坚不可摧的现代人措手不及,勾起他们不能承受的创伤记忆,《夜逝之时》是弗丽达对这一主题最为深沉的演绎。我们可以无限简短地复述小说的情节:当夜晚逝去之时,尼娜坐在母亲的临终床畔守夜,关于家族女性的古老故事与记忆却萧萧来袭;我们也可以去无限细致地整理尼娜在床畔回忆起的六代女性故事。而《夜逝之时》不是一部传统的家族历史小说,尼娜是回忆者,亦是记录者——为了“消磨时间”,尼娜将六代女人的生命经历付诸纸上。记忆转为文字,尼娜成为作者。或许这部作品便是尼娜写的一部小说。她在时空之间穿梭不停,企图记录、企图寻觅,而“寻觅,狂悖的寻觅——寻觅些什么?”

女性的历史/历史的女性

苏艾娃—索尔维格—卡特琳—马利亚/索尔蒂斯—马大/尼娜—萨拉,《夜逝之时》是一部生动鲜活的女性历史,而她们也都是历史中的女性。

粗略算来,第一辈的故事约发生于19世纪初,第二辈、第三辈的故事则发生于19世纪中后期。如前所述,豪斯川迪尔人依凭悬崖与海洋为生,而自然的诗意中藏匿着危险,“那只苍灰的爪,在此等着捕捉每一个胆敢挑战悬崖的人”。据冰岛民间传说记载,主教古德蒙德·阿拉松为冰岛北部德朗盖岛上的悬崖祝圣,以期减少伤亡。主教悬在绳上,降下悬崖,为其洒上圣水,而一只苍灰的毛爪猛然持刀出现,欲剪断主教身上的绳子,同时道:“恶灵总要有块栖身之地”,一部分悬崖遂未被祝圣。“苍灰之爪”这一意象在《夜逝之时》中反复出现,代表着巍巍自然的原始危险。

原始自然之间亦有情欲流动。尼娜记录下苏艾娃、斯蒂凡、雅各布、弗丽德梅等人的罗曼故事。苏艾娃意为“太阳的馈赠”,她也为这座农场带来了光明与快乐,抑或是灾难与痛苦。农场主人斯蒂凡是苏艾娃的丈夫,侄子雅各布却也对她生出爱慕。一位黑眼黑发的海员为苏艾娃留下一条披巾——或许还有更多:雅各布葬身悬崖时,一个新的生命降临到苏艾娃体内。

而这只是尼娜从姨姨马利亚那里听来的一段故事,在母亲索尔蒂斯看来,这是一段荒谬的丹麦罗曼史:是情节夸张空洞的虚构故事。尼娜笔下,索尔维格与卡特琳的故事亦复如是。索尔维格是苏艾娃的女儿,生下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后,便跳下悬崖自杀。卡特琳嫁给了索尔维格的儿子奥德尼;面对丈夫的不忠,她选择原谅,并将丈夫的前情妇埃琳接到农场一起生活。在讲述这些故事时,尼娜充满不解和愤怒。她直接进入自己创造的文本世界,作为现代女性的她不愿理解、也不愿原谅祖辈女性的各种“卑微”选择。

第二夜,尼娜开始写作母亲索尔蒂斯与姨姨马利亚的故事。索尔蒂斯意为“索尔的女神”,索尔是北欧神话中力量的化身,与大地、农耕紧密相关,索尔蒂斯亦是如此。马利亚则是《圣经》中的名字,但不确定指涉的是哪个马利亚。20世纪上半期,索尔蒂斯与马利亚曾在雷克雅未克生活。姐姐马利亚不希望索尔蒂斯重回海湾,鼓励她与自己一同在领事公馆内侍候宴会,再出国探寻更广阔的天地。此时冰岛的现代化与城镇化已缓慢开始,女性的生存空间更加广阔,索尔蒂斯却选择重返海湾,对此尼娜责备道:“却在阡陌交汇处背过身去——通往其他方向的阡陌。拒斥其他选择与可能,重返家乡那片海湾。不相信选择。”二战期间,随着英美驻军的到来,冰岛以惊人速度实现了全面现代化,一整代冰岛人被生生“抛入现代”。尼娜出生于现代化完成之后,母女之间的个体冲突也因此附着上历史性与社会性。

姐姐马大与妹妹尼娜之间的冲突却似乎带有某些意识形态色彩:尼娜是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化身,而马大笃信革命、笃信社会主义与“自由、平等、友爱”。姊妹间的意识形态之争却也与情欲、爱欲两相纠缠——最后一夜,在母亲床边,这场斗争或许终将落下帷幕。

尼娜的自我叙述散落于各处。尼娜曾与哥哥海尔吉、恋人阿德纳尔重返故乡海湾,西峡湾的恐怖自然令她不知所措,一再想到死亡。尼娜也曾梦想成为作家,期待亲身体验冰岛的自然与历史。她的初恋男友阿德纳尔是一位画家,二人对未来生活满怀憧憬。而乌托邦式的艺术幻想在生活的重压下破灭,尼娜与阿德纳尔分手,带着无人问津的小说手稿回到家中,同律师古德永结婚,成了家庭主妇。离婚后,尼娜创办了自己的广告工作室,转向“那惟一恒久的诗艺——广告的诗艺、现代的诗艺”。

抛却虚构,抛却文学,尼娜自诩为真正的时代之子,她所使用的词语与句式属于崭新的时代:她常将主语省略,句子多以动词开头,句式简短破碎,与现代主义文学的并置手法不无贯通之处。这是速度、效率的文字,也是迷惘与痛苦的文字。尼娜在讲述祖辈故事之时,也曾试用连贯的现实主义叙事,但她明白,自己的讲述皆为虚构:“我永远也无法理解他们的生活,永远也无法理解他们之间的种种。”有论者指出,回忆得愈多,尼娜愈能感知过去与现代的贯通,她的叙事也愈渐完整,而随着所述事件距尼娜愈来愈近,她的叙事却愈趋破碎,其对过去与现在的感知双双瓦解,文本的裂隙不断扩大,这种不确定性在全书结尾达到顶点:“现在,我将怎样呢?”

回溯历史是80年代北欧女性文学的核心主题之一。女作家们回望历史,追索历史中的女性认知与女性形象,她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条途径:去问妈妈。我们或许可以说,回溯历史这一举动,体现着北欧女作家们对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反思与反抗。女性不断要求获得更多权利,而女性自身有何权利要求这些权利?女性是谁?我们是谁?“你是谁人的子孙?”这些问题都萦绕在八九十年代众多女作家的心头。

记忆与后记忆:如何现代,怎样女性

海员的披巾将六代女人联结在一起。披巾是沉重的符号,承载了太多意义、太多记忆、太多女性气息,到尼娜这里,披巾本身已成为一个记忆之场。皮埃尔·诺拉如是说:“历史的演变在加速。对于这个说法,除了其隐喻意味,还应评估其含义:对象转向最终死亡的过去的速度越来越大,但人们也已普遍意识到对象已经完全消失——这是平衡态的断裂。人们已经摆脱以前尚存于传统的余温、缄默的习俗和对先人的重复(受某种内在历史意识的驱动)中的经验。在已然变了的环境中,自我意识已经到来,过去周而复始的事情已经走到终点。人们之所以这么多地谈论记忆,是因为记忆已经不存在。”尼娜之所以始终抗拒这条披巾,正因为她哀女人之不幸、怒女人之不争,换言之,因为她对女性命运、女性地位持有清醒的自我意识,“过去周而复始的事情”在她这里“已经走到终点”。然而披巾在她眼中虽然空洞,却仍沉重,因为作为记忆之场的披巾即是过去与现代断裂的明证,一场记忆危机已然发生。

身陷记忆危机的现代人同时因过多的记忆与过少的记忆而煎熬。对尼娜来说,祖辈女性的过去是那“过多的记忆”,她们的生命经历无比浓烈,却掺杂了太多尼娜不能忍受的价值与色彩。而与此同时,或许尼娜并不了解母亲,也根本无从了解祖辈女性。尼娜对于祖辈女性的“记忆”是一种所谓“后记忆”。罗马尼亚学者玛丽安娜·赫什最早提出这一概念,以探讨后辈与祖辈之间的记忆传承。祖辈历经的记忆通过故事、照片、行为等形式传递给后辈,成为后辈记忆的一部分。赫什主要将这一概念用于大屠杀等创伤事件的幸存者;在这些家庭中,没有经历过创伤的后辈也将其纳入自身记忆。作为一种关于记忆的记忆,后记忆主要产生于想象与创造。

我们可以谨慎地挪用后记忆理论,描述、阐释现代人罹受的记忆危机。后记忆与记忆之场一样,都是过去与现代截然断裂的显证。记忆在社会中的一般保存过程为:个人记忆→家庭记忆→档案或文化记忆→社会或国家记忆;大屠杀等创伤事件干扰了这一过程,而后记忆的作用就是要以个人与家庭记忆去激活、体现那些被干扰的记忆。大屠杀等集体创伤事件或许会抹去历史档案的存在,关于冰岛的前现代时代则存在着有限的档案。尽管如此,现代性的降临仍然使尼娜这样的现代人丧失了与历史档案间的联系。然而,通过马利亚、索尔蒂斯、马大等人的叙述,通过马利亚展示的老照片,通过与家庭成员间的具身交往,尼娜收获了丰满的后记忆,(不)自觉地激活了关于冰岛前现代的文化与社会记忆。

但这一切并非怀旧式的缅怀,而是痛苦的凝视与清算。尼娜经由后记忆抵达的前现代社会不能为她提供任何慰藉,现代式的割裂一切的虚无主义亦非出路。在隐含作者眼中,尼娜或许是当下现代女性的代表,却绝不能代表现代女性的未来。可何为现代?怎样女性?这些重任或许落在了尼娜之女萨拉的肩上。萨拉是小说中的希望所在:“也许令萨拉觉得正常的正是这个:变化。”

《夜逝之时》与张洁的《无字》之间有着镜像般的惊人相似。《无字》中,对女性的冀望也同样寄托在主人公吴为的女儿禅月身上。尼娜可不就是个禅月般的女性?独立,不依赖男人,语法正确且表述清晰。可在弗丽达看来,尼娜仍然算不得现代女性的榜样。

女性的痛苦是屡见不鲜的话题,弗丽达的尼娜已超脱于此,她早已不再为生为女人而痛苦,能够坦荡享受自己的性别,她甚至可以跟碧昂斯一起唱:Who run the world? Girls——谁统治这个世界?女孩。可迸发自历史、时代、两性交往、同性交往(母女、姊妹、友人)的痛苦,缘何丰盈如旧?现代女性究竟应当如何?女性的未来在哪里呢?《夜逝之时》向读者抛出这些问题,又或者如北欧理事会文学奖的授奖辞所说,这部作品“唤起重重疑问,却也在寻觅答案”。

《夜逝之时》甫在冰岛出版,便广受赞誉,而在其他北欧国家却出现了一些批评的声音:小说留白太多,场景转换过快,时空变幻过频,主人公尼娜过于扁平,缺乏深度与可信度等等。如今看来,这些批评恐怕很难站得住脚;期盼一劳永逸地理解《夜逝之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若想真正的进入小说世界,我们或许需要一再“重访”那间狭窄的病房、那片逼仄的海湾。正如尼娜在小说中的玄思:艺术“不是为了囊括现实,不是为了将其固化,是为了打开这道裂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