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衎《红墙绿水黄琉璃》:过客的风景
来源:文艺报 | 时间:2018年12月07日

  文/徐衎

  在纸上建构一个自己的小小“根据地”,是不少作家小说创作的一种路径。不过在城市化、全球化的语境下,“80后”一代几乎都或多或少地有过地域迁徙的成长经验。因此,这代人对于原生“故乡”的认同感与前辈作家相比,无疑是微弱的、犹疑的。然而,1989年出生的年轻作家徐衎,却在小说中反复书写着一个叫“婺城”的地方。从《心经》《肉林执》到新作《红墙绿水黄琉璃》,那个平凡又独特的“婺城”正在一点点变成他“邮票大的故乡”。

  小说《红墙绿水黄琉璃》中,女主人公武昌的几次迁徙足迹颇有深意。小说中,武昌在日复一日的导游工作中逐渐对“游客”问题有了自己的认识,“我们和游客之间永远不平等,我们的日常生活成了游客观光评论的风景”,“对于住在景区里的人家来说,游客无异于野蛮的入侵者”。由故乡婺城来到杭州投奔姐姐武阳,然后跟随庄臣来到武昌市,庄臣被捕后被迫返回婺城……不断的迁徙让武昌感到无论身在何处都是过客,而对于过客来说,生活不过是“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小说最后,城区改造过程中的婺城,很多当地人将自住房变成了客栈民宿,武昌再一次成了游客,一如她在西湖、在黄鹤楼所感受到的那样。她下定决心要离开婺城——“武昌恨不得即刻启程,在路上一地一地变换着,她想象自己是女浪子,不用过多计算计较,感官因为陌生环境的刺激而敏锐异常,终有一天,连家也成了陌生的风景。”家乡变得越来越陌生,仿佛时刻都处于漂泊状态的自己究竟属于哪里?借由武昌的困惑,徐衎隐约传递着这代人普遍的困惑。

  我想起台湾作家朱天心曾在《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中写到,“为什么他们没有把这块土地视为此生落脚处,起码在那些年间——她自认为寻找出的答案再简单不过,原因无他,清明节的时候,他们并无坟可上。” “原来,没有亲人死去的土地,是无法叫做家乡的。”作为台湾本岛的异乡人,眷村子弟朱天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能将这座岛屿视为家乡。同样地,在小说《红墙绿水黄琉璃》中,太姥姥一家因为当地要建造水电站而被迫移居他乡,尽管此后的大半人生都在婺城度过,但她直到临终也忘不了故乡的一草一木,满脑子都是老家“红墙绿水黄琉璃”的幻象。对于晚辈来说,正是有了太姥姥在婺城的那座空坟,婺城才得以成了他们的故乡。经由一次次的“出走”与“回归”,武昌重新认识了故乡,梳理了与母亲、姐姐、外婆,以及与整个家族之间的关系,那些曾经的难以理解与不可调和也逐渐变得淡然。她重新发现了自己,也收获了再次出发的力量。

  黄锦树在评价眷村二代作家骆以军的小说时曾说:“作为外省第二代中的晚生者(小‘乃师张大春’整整一个世代),一如家中的幺儿,家庭剧场中关于父母祖辈的故事题材,往往被长兄长姊消耗掉了,当这个在长兄为父、长姊为母的非怪胎家庭哺育下的幺儿,也想动手来写‘咱们的共同记忆’时,会很悲伤地发现,‘咱们’中其实不太有这个‘幺儿我’的位置。”作为“80后”作家中的“幺儿”,出生于1989年的徐衎在写作家庭题材时,也面临着相似的困扰。独生子女一代的“80后”,在他们漫长而孤独的成长过程中,家庭与家人始终是一个暧昧的存在。疏离的父子关系、畸形的母女关系以及被埋葬的青春期秘密等等,都已经被很多“80后”作家反复书写过了。徐衎对此好像并不焦虑,他的小说中反复出现各式各样的“老阿姨”,面对那些正在走向衰老或已然迟暮的中老年女性,徐衎始终是一个虔诚的观察者和倾听者。他不惮于在小说中提供一些悚人的细节,但更重要的是,在这些残忍与惊悚行为的背后,我们看到了一个年轻作家对于他笔下人物的好奇,以及他对每个人物内心开掘的巨大耐心。

  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徐衎笔下的“婺城”与前辈作家相区别,他那纸上的故乡以及故乡人应当不属于他的个体记忆,那种每当回望,故事便会满溢出来的故乡不属于徐衎这代人;更多的时候,他们所写的是一个想象中的故乡,是通过记忆的发酵变形而搭造与建构出来的虚幻的文字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