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湖畔诗选:精致抒情与湖山静修
来源:文学报 | 时间:2018年11月26日

  文/尤佑

  现代汉诗经过一百年的生长,已然不再单调青涩,而庞杂、深邃、幽远。其精细化程度远超文学史认知。但揭其内幕,良莠不齐。近期出版的《新湖畔诗选》,收录了双木、袁行安、施瑞涛、卢山、北鱼、子禾、许春夏、水原清、浮世、陈健辉、卢文丽、泉子、李郁葱、赵思远的诗歌。地域性与抒情性为其两大特色,诗意蓬勃,诗心静寂。《新湖畔诗选》的横空出世,让诗还原,继而让以诗歌活动为旗帜的汉诗浮夸者对镜洗面。策划者卢山说:“新诗百年之后,是时候拿出一点抒情的勇气了。所幸的是,江南的这片打好湖山,为我们的抒情保留了纯正的诗歌血液。”

  “新湖畔”之新,首要在于其“还诗以纯粹”,把人作诗的意义,等同于诗歌意义的本身。凭语言和诗意当先,有切身可感的主体意识,而不是为派别而派别、为旗帜而旗帜。《新湖畔诗选》以“退让”“开放”“沉静”“自由”“纯粹”的姿态,不过分夸大人的主体位置,将人与自然结合。李郁葱、泉子、卢文丽等诗人生于浙江,深谙“江南好风景”。正如泉子诗中所说:“我是在江南的持续教育,/以及二十年如一日地与西湖朝夕相处中/得以与今日之我相遇的。”(《教育》)此诗至诚,在于人乃自然之子,涵盖了广泛的时空意识。从本质上讲,人的肉身只是客观存在,而人的意义在于时空浓缩。“新湖畔”找到了与“湖畔诗社”的内在联系:智者临水,原来我们在湖畔已行走数百年。

  诗人泉子擅长在“疑无路”上做文章,总能找到日常生活的哲学命题。反观,当代生活之所缺,正是某种通灵的慰藉。声色犬马、红灯绿酒,都市生活的奢靡与低俗,让人的心愈发孤独,以致狂躁、无语无眠。面对都市生活的困境,人们究竟是放逐自我、沉溺自我,还是追求更高的精神写意。此处,需要在“恍惚”之中,找到“清醒的自我”。正如梦亦非在评价李郁葱的诗歌时所说:“中国新诗在处理当下日常生活中日趋琐碎,并因为极致琐碎而陷入某种庸常。诗歌发展到今天,总是有一个指向,这个指向就是一些原初的哲学命题:从琐碎和庸常中走出,找到自己明确的个体位置,也就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问题。”

  其实,梦亦非的这个论断不仅适合李郁葱,同样也适合所有诗人。诗人如果在诗中丢失自我,那是一件冒险的事。

  毋庸置疑,当代汉诗所取得的成就很高,可追世界水平。为反映当下中国的社会人性提供可靠的、精准的文学报告,其尊严在于“越自由。越精细”。诗坛虽有不少笑谈,但不可否认当代汉诗已经进入“纳米技术”阶段,一些潜心于研究的诗人,用精湛的表达,将琐碎又繁复的生活迷宫打开。一百年前的湖畔诗社的抒情,与“新湖畔”的抒情,完全是两个级别。如今的抒情,节制而含蓄,精致且及物,不说字字珠玑,至少是情于词中,不泛滥,不虚妄。且有一批“80后”“90后”诗人,他们的抒情剔除了“荷尔蒙”写作的空泛,显得沉稳而有耐心。

  显然,抒情不是退步,泛滥才是硬伤。“新湖畔”的抒情主张,是退守,并非守旧。展望未来,诗歌更应主张人心与自然的真正融合。在物质至上、经济生活高速轮转的当下,诗人可能陷入被迫叙事的困境,那么“新湖畔”的退守的“不合时宜”,恰恰是超前而真诚的抉择。

  可喜的是,“新湖畔”集结的诗人中,有数位“90后”诗人。比如从双木和袁行安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代汉诗的现代性生长。他们不再“固化”形而上的哲学思辨,更注重现代生活的双向互动。

  最后,可从主编许春夏的同题诗《新湖畔》中,窥探“新湖畔”的初衷及未来可能。诗人们立于西子湖畔,看湖水似镜,想到张枣《镜中》的“天人合一”。或许,人是很难在社会中看到自己的真灵魂,毕竟,“趋同”是社会所需。只有向湖水纵深处探寻,才能明晰心灵的概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