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塞利:我喜欢把小说想成连接人脑的一种组织
来源:澎湃新闻 | 时间:2018年10月29日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钟娜

  35岁的墨西哥作家瓦莱里娅·路易塞利住在纽约市布朗克斯区。随着1号线北上,站与站的间距越来越漫长,乘客像石头一样一个个沉默地落出车厢。到达车站后,沿着油漆斑驳却高大结实的高架桥,黄沙颜色的街道向两边摊开。空气闷热。在一个杂草丛生的公园背后,一辆面包车前,聚拢一群梳脏辫的非裔年轻人。车门半敞,有嘻哈音乐传出,年轻人嘴皮颤动,跟着节奏低声诵唱。和皇后区的政府廉租楼一样,这里是美国嘻哈乐的中心之一,换言之,是贫穷与冲突的涡眼。

  离路易塞利家还有五分钟步程的街上,有一栋卫斯理宗教堂,一间男女通剪的发廊,一家名叫GG&J的小饭馆,一家大超市。超市里卖很多种豆类,超乎你想象得丰富,象征着这个街区的人们不一样的食谱和口味。拐到路易塞利家门前,只见一栋小尖顶两层白楼,阳台上两张白色沙滩椅,桃红色的儿童滑板车,花园里绣球花枯萎。对面有邻居修车,播放燥热的拉美音乐。根据最新人口普查,这里有9.6%的白人,29.5%的非裔,3.6%的亚裔,55.4%的西裔。这里的人均年收入18896美元,低于全美人均年收入的29829美元。

  路易塞利说,她有意选择在这里搭建写作与生活的中心。在纽约,选择住在哪里,或多或少折射出你选择成为怎样的人。威廉斯堡、皇后区、长岛、布朗克斯、哈莱姆,每一个地名都是进入一个小世界的密匙,人们通过它们,粗略地判断你是嬉皮还是中产,你有多忠诚于自己的文化基因。

  在路易塞利2012年出版的西语散文集《假证件》里,她是一个喜欢骑自行车的文艺青年,对城市抱有学者式的好奇,会在喜爱的诗人墓前徘徊。而在她2017年出版的《告诉我结局是什么》(Tell Me How It Ends),她成长为一名热诚的行动派,为来自美洲中部的儿童移民提供义务口译,并将自己对移民问题的思考集结成册。这种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或者说,她是什么时候开始将自己的社会责任感融入到写作中?为她赢得国际声誉的小说《我牙齿的故事》或许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

  《我牙齿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叫高速路的果汁厂工人,半路出家当上拍卖师的故事。有一天,他拍拍脑袋,决定拍卖自己的牙齿。他谎称这些牙齿来自古今名流,从梦露到科塔萨尔,应有尽有。如果书中交织的粗鄙活泼的口语和晦涩哲思让你摸不着头脑,或许了解它的诞生过程会为你解惑。《我牙齿的故事》在成书之前,是一个连载系列,读者是来自墨西哥胡麦克斯果汁厂的12名工人。每周,路易塞利写下一个章节,将它发送给工人阅读,而工人们对故事进行讨论的录音将发回给路易塞利,她再根据录音把故事继续写下去。与其说《我牙齿的故事》是一本书,倒不如说它是路易塞利和工人们之间的一次合作创作,一件观念艺术作品。按她本人的话说,《我牙齿的故事》 = 狄更斯+ MP3 + 巴尔扎克+ JPG。

  今年8月,澎湃新闻在路易塞利家中进行了采访。除了小说本身,我们还聊了聊当代艺术、科技与写作以及身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

  瓦莱里娅·路易塞利

  为写拍卖的故事,曾申请进入拍卖学校

  澎湃新闻: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这本书的?

  路易塞利:我当时在为一场PhD考试做准备,所以大概是2014年。胡麦克斯基金联系到我,请我为他们正在布的一个展写点东西,我觉得直接写那个展没什么意思,但又发现那个艺术画廊和工厂之间的关系非常有意思。于是我问他们能不能为了那些工人写点什么。

  澎湃新闻:所以其实是你决定了这个合作项目的方向。你觉得他们为什么会选中你?

  路易塞利: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也不知道。我猜是因为我的第一本书,一本散文集,《假证件》。我猜艺术界的人读了我那本书。因为是我出了那本书后才开始有艺术界的人来找我。有个非常有意思的女策展人,京都的,她不久后找到我,请我去参加一个很奇怪的活动,叫Mind the Gap(小心缝隙)。一群艺术家,包括我,我们聚在一起思考图书馆空间问题。这是我干过的最怪的一件事。我们就真的花好几天时间,向对方介绍自己的作品,然后讨论什么是一个理想的图书馆。就这样,艺术界的人开始找到我。尽管我从没写过艺术,或者说没直接写过它,但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本书,我猜书里有什么东西触动了艺术家和策展人。

  澎湃新闻:艺术界很在乎给艺术作品一个哲学或者思辨的维度。

  路易塞利:是这样。同时我还发现,很多为画廊做编辑工作、出画册的人,他们对那种“艺术批评体”已经越来越厌倦了。他们找到小说家和诗人,寻求一些不那么一样的文本,或者和实际展出不那么相关的东西。我觉得我大概属于那种潮流,不过那潮流不是我开创的。

  澎湃新闻:当你开始为这本书做准备的时候,有没有去过拍卖会?

  路易塞利:为了写这本书,我对拍卖行进行了很多调查。我试图进入那个世界,但艺术拍卖是个昂贵的行业,我有个朋友算是业内人士,她答应带我去一次拍卖展,结果我们最后没去成。我最后申请了一所拍卖学校。我得到了……

  澎湃新闻:证书?

  路易塞利:哦没有,我写信给他们,假装我要申请入学,找他们要项目信息。我收到一个资料包。这帮助我了解一个拍卖师是做什么的,他们如何接受培训。然后我看了一系列视频和电影,有一部电影,名字就叫《拍卖师》。就这样,我用其它方式研究这个行当。但主要来说,真正帮到我的是这个拍卖学校的资料。

  澎湃新闻:有个叫特德·康诺弗的记者,他想去调查纽约的星星监狱,但监狱不允许他采访里面的工作人员,于是他自己申请去当狱卒。最后辞职后出了书。

  路易塞利:太神奇了。

  澎湃新闻:你从一开始就知道你要写这个拍卖师吗?

  路易塞利:不是一开始,但很早。我知道我想做什么,而且有几个直觉性的想法。我知道我想要探索工厂和画廊之间的关系,我知道我想赋予工人们声音,让他们对那些画廊里的作品发表自己的观点。所以我需要找到一种方式,让我进入他们,创造出对话,同时给我一些能写的素材。我觉得要是以策展人来写会很枯燥,而且很做作。要不然就会太讽刺,是吧?我可以拿策展人开玩笑,但这样做又有什么价值呢?讽刺很好,这本书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讽刺故事,但如果你做得太过头,就好像什么都没说,不是吗?我不希望以艺术家为主角。所以我希望这个他或她——最后是一个“他”——能成为艺术世界和工厂之间的桥梁。拍卖师是个绝好的人选。因为我在探索价值和艺术之间的关系,而拍卖师恰好是二者之间的纽带。

  澎湃新闻:而且拍卖师既是一个销售员,又是个讲故事的人。

  路易塞利:没错。

  澎湃新闻:你是怎么选择拍卖哪些作家的牙齿的?

  路易塞利:我的答案可能会让你失望了。故事里面有两类作家的牙齿被拍卖了。一类是当代作家,中国或波兰的读者可能不认识这些作家,因为他们不一定在墨西哥之外很有名,是吧?所以很多这些作家只是我的朋友,因为如果我用他们的名字,他们不会生我的气。我只需要问:某某,我能用你的名字吗?他们会说,当然了,没关系,无所谓。另外一类作家是我记得和牙齿有点关系的作家。有一阵,有个很聪明的小孩问我需不需要一个研究助手。我说我不需要,但他说他真的很想积累些工作经验,于是他帮我做了很多这个小说的调查工作。而且,当你跟别人说起你的项目时,每个人都会跟你讲故事:哦我记得普鲁斯特有这么个故事,他是孟德斯鸠男爵的朋友,这人是个贵族,这个年轻人他牙齿很坏,棕黄色的。他笑时会把自己的牙遮住。但就因为他是一个绅士,而普鲁斯特因为想加入上流圈子,于是他也开始模仿这个手势。我听过很多这种故事,后来就开始读。这也是我喜欢牙齿的地方,因为它真的解释了为什么我决定讨论它。它关乎野心和假饰,同时能揭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牙齿像一个遍布我们印迹的地方。你的恶习,你的虚荣,你在上面花的时间,你的社会地位,我觉得可以通过它来讲我这个故事。

  澎湃新闻:我觉得你朋友同意把他们名字借给你这点很有趣,就好像名字也是他们拥有的一件物品。

  路易塞利:是吧?你这种表达很好。

  澎湃新闻:牙齿变成艺术品,而艺术品,一旦失去它的背景,不一定真的就变得一文不值,但至少没有之前那么有价值了。这是你的一种忧虑吗?观念艺术对背景和概念过分依赖?

  路易塞利:很多观念艺术都成立于这种依赖关系上。它依赖的不仅是背景,还有叙事。在这次展品里有一尊自由女神像,艺术家按1比1比例用铜重新浇筑了这尊雕像,然后把成品打碎成几块,直到你无法辨别出它的原貌,然后把它们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画廊,这似乎就是一则当代叙事,讲述民主的崩塌。(大笑)就好像你是在硬生生把象征意义写进一个意象。但我们的确是这么做的,我不觉得它就失去价值,但这的确这是一种依赖。我想探索它,但不是去批判一个东西变得一文不值,而是感兴趣艺术和观念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如何把一个故事套在一个东西上,于是让那个东西充满意义和价值。

  澎湃新闻:我很喜欢最后一章,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观看高速路。我觉得这给整个故事降了温,让它冷静下来,而且对我个人而言,它让故事重新扎根在现实之上。你是在什么时候找到这种完结方式的?

  路易塞利:你是说当他闭上嘴,让他年轻的学徒……

  澎湃新闻:佛拉金。

  路易塞利:叫佛拉金的这个人其实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他写了圣徒的故事。他是个专门写圣徒的传记作者。

  澎湃新闻:很妙啊。

  路易塞利:我为什么把这个人物放进来?因为我想引入另一个视角,解构我建构的东西。部分原因是这其实都属于同一个机制:高速路讲的故事到最后其实不那么可信,对吧?那么这会对我们正在读的这本书里人物的价值和历史产生什么影响呢?整本书就是一个谎言,一种叙事。

  科技当然会影响写作方式

  澎湃新闻:你提到这个艺术展,“猎人与工厂”。你亲自去参观过吗?

  路易塞利:没有。从来没有。整本书都是远程写的,这其实是这个写作游戏的一部分。我本来可以去的,他们肯定愿意支付我的机票费,这其实是原计划的一部分。但是写的过程中,我真的很享受通过他人的叙述和版本构建这个故事。好比说,我会使用谷歌地图浏览那个街区的街道,然后安排什么事发生在什么街角。或者我会找到一家咖啡店,于是我就用那个店当背景。就路线规划而言,这本书是很准确的,我还让胡麦克斯当时的策展人助手,一个年轻人,帮我去这些地方拍照。那个人的绰号叫“狗”,他会走到街上,根据我发给他的地图,然后去找这些地方,拍照片。我大部分用的照片都是他拍的。没错,每个人都以不同方式参与到这个计划中。有时他们会发给我非常莫名的照片,比方说那天办公室发生了什么。有人会在盆景上贴张字条:“不要给我浇水了!我要淹死了。”我开始把这些图片编织进小说里。正因为我不在那里,所以我融入了许多东西,是吧?这是一种另类的观察方式。

  澎湃新闻:我问个有点离题的问题。你第一次接触网络/电脑是什么时候?

  路易塞利:哈。(笑)你让我觉得我有点老。

  澎湃新闻: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我意识到你对在线搜索非常熟悉。

  路易塞利:我不是千禧一代,尽管其实按照千禧一代的定义,我算是。我1983年生的。我记得我第一次有电子邮箱是16岁。

  澎湃新闻:我也差不多是那个时候。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很多比我更年轻的人,他们出生时或年纪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用iPad了,当他们开始写小说时,肯定会更不一样。

  路易塞利:会非常不一样。网络运行的方式,想法串联的方式,当你一直在网络里周游的时候,会很不一样的,是吧?超链接式的框架。我们的大脑正在重新架构自己。我觉得在我的小说里,就科技这方面,我是比较保守的。我的小说里没出现什么科技。比方我刚完成的那本小说,2019年初出英文版。在那本小说里出现了手机,但人物不用GPS、谷歌地图,大概因为我长大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

  澎湃新闻:或许跟这本小说有关,它是合作的产物,我觉得它有种超链接小说的味道,所有细节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对应。

  路易塞利:没错。我觉得你说得很对。这本小说的写作过程比我写其它任何一本都动用了更多的网络工具。这是通过科技写成的作品,这是我唯一一本不是手写的作品。我绝大多数的作品的草稿都是手写的。我的新小说《走失儿童档案》(Lost Children Archive),我记了15个笔记本的笔记。写这本书我记了些笔记。我会听音频,然后看地图,看图片。这本书有一种电子科技的质地。

  瓦莱里娅·路易塞利

  澎湃新闻:我们刚才谈到了背景和叙事。其实对我个人来说,知道这本小说来自一个艺术项目后,其实也改变了我读这本小说的方式。你觉得对于读者理解这本小说,知道它背后的故事有多重要,我们需要这个背景知识吗?

  路易塞利:这是个悖论,是吧?这本书说的就是叙事赋予物品价值,而这本书的背景故事也改变了它自身的价值。它其实就是一件观念艺术作品,你可以这样看,对吧?我觉得,如果你知道这本书是怎么诞生的,它的过程,这会改变这本书的价值。如果你知道那件艺术品不是破碎的铜块,而源自一尊自由女神像,那么它的价值就提升了。过程,过程,这是很基本的一件事。所以,没错,这本书评论、解剖了这一点,但它同时也是它所书写的东西的一部分。

  澎湃新闻:你似乎很看重这本书不是关于工厂工人,而是为了工厂工人(而写),你还提到你想让小说为某个更广阔的东西服务。我想知道,这个更广阔的是什么?

  路易塞利:桥梁。就这本书而言,我更感兴趣听到那些在工厂工作的人们的声音。这些人居住在墨西哥的边缘,我本来永远不会和他们打交道,我本来没法跟他们进行对话。我喜欢把小说想成是连接人脑的一种“组织”,它把不同的现实、心灵和经历连接起来。事实就是如此,你知道吗?通过这个故事,我把他们逗笑了,让他们去思考,去批评,想干什么干什么。正因为这个项目我才能和他们进行一种富有意义的对话。

  写作目的就是为了把它写好

  澎湃新闻:你在写作时会抱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吗,比如去冒犯、去娱乐?

  路易塞利:我以前从没这么干过。我之前或之后的书,我写的时候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它写好,创造一种节奏。但写这本书时,我必须带有目的性,因为它其实带有表演性质。这是一次非常不同的体验。而我的确在想着去娱乐他们。我知道我的这些听众们要在工厂里工作十个小时,完了还要坐在一个类似教室的地方读我写的东西,还要在傍晚讨论,每周三晚上。所以我知道我决不能让他们无聊。我得让他们保持兴趣。

  澎湃新闻:我也不觉得娱乐听众有什么不好的,莎士比亚也时时娱乐。但他写得很好。(笑)

  路易塞利:没错,就莎士比亚而言,我同意你的观点。但我也要指出戏剧也是表演性的,你也得想着观众。我之前从未参与过戏剧创作。但我当时第一次在大脑中出现了观众。我知道那里有12个工人在读我的东西。我写得越多,我对他们的声音、笑声、不同的个性就越清楚,我知道他会喜欢这段,她读到这里会笑,她绝对不会喜欢那段。

  澎湃新闻:很有意思啊。

  路易塞利:有意思,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是谁。他们觉得自己可以公开批评我。他们从来没听过我的声音,他们是通过高速路的声音知道我的,直到最后一天,我发给他们我的声音。那是他们第一次听到我的声音,大家都很惊讶。他们没想到我是女人。“天哪!这是个女人写的!”

  澎湃新闻:他们有什么反馈让你记忆深刻的?

  路易塞利: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有很多不同的事。他们会说这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个太蠢了,你不能让这个发生。他们会对某个很小的细节懊恼。高速路第一次拍卖牙齿的时候,他在拍卖柏拉图啊伍尔夫的牙齿,在那个教堂里。我一开始给的价位都很高。他们就说不可能,这太贵啦。于是我就改了价格。改得便宜了很多。还有个很有意思的是他们试图阐释我为什么会这么写,“哦他写的主题是故事的价值取决于你是否认识故事里的人。”

  澎湃新闻:直觉很敏锐啊。

  路易塞利:他们会说:如果这个故事是关于胡安的,而没人知道胡安是谁,那这个故事就没什么意思。但如果这个故事是关于你认识的人的、住在你社区的人的,你的兴趣就不一样了。而且这个人比我先意识到这一点,我听了之后才发现,“对啊,我想写的就是这个。”于是我开始把名字当作具备价值的东西来使用。很多想法都来自他们的讨论。

  澎湃新闻:高速路讲过很多故事。你怎么判断一个故事好不好?

  路易塞利:靠他们(听众)。

  澎湃新闻:靠他们?

  路易塞利:有的故事他们的反响会很好。而且我在这本书里用了不少他们讲给我的故事。“哦今天我在开车,结果被一个警察拦下了”,我会对这个故事进行再创造。这也很有趣。因为把这些他们已经讲过的故事重新讲一遍就在他们眼里赋予了这个故事价值,不是吗?

  文学创造同情的价值

  澎湃新闻:你提过文学作为社会的桥梁。你之前为美洲中部的儿童移民作法庭口译,现在在参与一个监狱项目。

  路易塞利:我现在正在参加。

  澎湃新闻:你还记得你是从什么时候起有了这种“社会责任感”?

  路易塞利:我的家庭就是这样的,尤其是我们家庭中的女性,她们都积极地参与到社会活动中。看见墙上那张照片了么?那是我的外婆。她生了九个孩子,尽管如此,每到周末,她会去墨西哥的一座山上,在那里有一个非常边缘的原住民群体,对教育、食物有很大的需求。她毕生都在那里帮忙。我的叔叔最后搬到那儿,和另外一个人共同成立了一所学校。我母亲在那儿也工作了很久,她还介入了1994年的恰帕斯起义,发生在墨西哥南部,你估计不记得,你太年轻了。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运动,称得上一场革命,我母亲是其中的一份子。实际上她有一阵还离开了我们,搬到丛林里去了,去工作。她在那儿有点类似于游击队。但她主要和原住民的女人和儿童一起合作,那个社区在和墨西哥政府作战。我认为这种责任感来自我们家庭中的女性。我从小在其中长大。但我只在最近的写作中才融入了这种责任感。它从前不是我写作的一部分。

  澎湃新闻:这个问题和上一个有关。你有没有问过自己,文学的价值究竟是什么?

  路易塞利:我的答案有点一目了然。我总是会强调同情的价值:文学其实创造的是对他者的同情,让看起来很遥远的东西变近。而且就算作为一种大脑神经的活动也罢,当你阅读时,你其实是在思考另一个人的思考。你在消化吸收另一个人语言的节奏和意象,这是百分之百的同情,一个大脑阅读另一个大脑。这是我们能真正抵达另一个人的最深处。它甚至比我们现在在做得要更深:你在听我说话,思考;但当你阅读时,你是在生产我的思考,不是吗?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种训练同情的练习,不仅仅是情感上的,也是智力上的。除此之外,我认为还有一点,我敢肯定你也经历过这点:当你阅读时,你会发现你在体验一种更深刻、更有趣、更多样、更奇怪的现实。作品是一层滤镜,当你阅读一本真的很有趣的书时,你会发现一切都开始模拟文字的那种模式了,是不是?

  澎湃新闻:回到这本书。你为什么会对英文版基本上进行了一次重写?

  路易塞利:因为我是个工作狂。我觉得西语版还需要修改。当时我没机会这么做。编辑流程有点赶。作为一个年轻的作家,很容易落入这个圈中。我觉得当人年纪大些之后,就会说“不,我需要更多的时间”。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克里斯汀娜(英文版译者)是在我写的同时进行翻译的,因为产品目录是双语的,英语版和西语版必须同时完成。所以克里斯汀娜是这世上除我之外唯一一个听过那些录音的人。所以她也是整个项目的一部分。她会坐在家里听那些录音,边听边笑。而且我觉得我在用西语写的时候也在读她的英语翻译,那其实或多或少对我的写作产生了影响,我会自我修正。这就像凝视你在镜子里的投影。我会想:哦这个在英语里不错,说不定西语里也可以改进一下。

  澎湃新闻:你从前提过你过着一种四处漂泊的生活,但我猜你现在扎根下来了?

  路易塞利:没错。我想待在纽约。生平第一次我买了房,我拥有了一座房,拥有了一棵树(笑)。美国现在对移民的态度越来越糟。我会留在这里,与它对抗。这个国家给了我学习和写作的机会。我喜欢这里,喜欢这里的文学世界。但我的处境相对比较脆弱,因为我不是公民。如果事态变糟,我可能会遭受与公民不同的对待。我生长的地方不会发生这种事。尽管墨西哥有很多暴行发生,但它是个很自由的国家。我不习惯这种生活状态,有点吓人。

  澎湃新闻:在《假证件》里,你提到诗人希尔维托·欧文,在美国生活的墨西哥诗人,他似乎和你的生活处境有相似之处。你还在用西语写作吗?

  路易塞利:哦不,我上两本书都是用英语写的。《告诉我结局是什么》是用英语写的,然后重新用西语写了一遍。但《走失儿童档案》我是完全用英文写的,而且我不会自己把它翻成西语,这太难了。那本小说很厚,很难。我不会再写这样一本书了。

  澎湃新闻:写英语和写西语的瓦莱里娅有什么不同吗?

  路易塞利:我不知道。你得去问一个读过我的西语版和英语版作品的人来判断。我不知道。我活在双语之中:在我的家庭,我们说两种语言,经常话说到一半就切换语言。我们会用英语开始一个句子,用西语结束。我做梦也梦到两种语言。对我来说英语是西语的延续,所以我不知道答案。我认为我刚完成的这部作品,是我目前为止最好的一本小说。目前为止。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它是用英语写的,但也有可能仅仅因为我年纪大了,经历更丰富了。或许两者都不是,只是我需要认为它是最好的,不然的话也太惨了。想想看——我的第一部小说比我的第五部还好!这得多悲哀啊。(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