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手《讨债记》:商业视阈下的对立与融合
来源:文学报 | 时间:2018年09月30日

  文/郭梅

  对于《讨债记》里的系列小说,“商业”不仅是其描写的对象和贯穿始终的叙述背景,而且还成为一种叙述路径,是作家藉以观照众生世相的特殊窗口。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浙籍作家茅盾为代表的“社会剖析小说”曾风行一时,以社会科学思想剖析社会生活,表现时代斗争的重大题材,从经济、政治的角度反映广阔的社会历史变迁,以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开拓形象思维的深广度。而在当下的浙江,数十年如一日专注描摹温州底层社会众生相的王手,则着意从日常生活出发,书写几十年来温州皮革市场背景下小人物的哀乐悲欢,以及他们人生中错综复杂的对立与融合。其最新的小说集《讨债记》便是一组有关经济活动的小说,以温州“特产”鞋为关键词,从办厂、开店到讨债,全方位叙写“做鞋”之不易,并将笔触伸向了与经济活动息息相关的黑社会,以及为富不仁的社会现象。

  从第一篇《少年少年》开始,一条“斗争”的线索便在整部集子里悄然滋长,而这“斗争”当然主要是围绕温州的皮革生意展开。不论是《少年少年》里的主人公“少年”因皮鞋生意遭人算计而萌发复仇之心,还是《讨债记》和《推销员为什么失踪》里尔虞我诈的市场竞争,都十分鲜明地凸显了“斗争”的商业色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王手笔下,这种商业斗争的背后,无不暗藏着三种对立,即城乡对立、夫妻(男女)对立和官商对立。其中“城—乡”二元对立的基本模式在集子里主要呈现为两类叙事策略。一是直接赋予人物以“城里人”和“乡下人”的身份特征,如《乡下姑娘李美凤》中的李美凤及其所依附的温州城里人廖木锯一家,或是《讨债记》和《推销员为什么失踪》里敌我分明的两大阵营:城里经商者和进城农民工。鲜明的身份等级在城乡间划出了一条深深的鸿沟,使得双方的互视往往带有阶层化的意味,如李美凤以乡观城,看到的是城里人的精于算计和物质条件的优越;换言之,都是在利益遮蔽视野的境况下的褊狭之见。二是将城与乡的概念置换为两个具体的地点,并以此作为故事发生发展的背景。如《第三把手》和《双枪》里的两对夫妻都将商业分支设在城市而将大本营留在农村或城郊,而他们婚姻的变化也都起源于城里的店员。

  而当王手带着商业斗争的眼光去审视现代家庭时,婚恋与金钱的微妙关系被表现得细致幽微而入木三分。在《讨债记》和《推销员为什么失踪》中,主人公夫妻俩都是一“官”(机关公职人员)一“商”(鞋料经营者)。与传统的父权家庭结构不同,两个故事里都是做生意收入高的妻子地位压过了在单位上班赚钱少的丈夫,男人一边要为妻子的生意四处着意周旋,一边还要忍受妻子对其能力不足的抱怨。丈夫对妻子忙于生意而忽略了夫妻生活虽心有怨言却也不敢随意采取行动“以振夫纲”,而是选择了主动承担“家庭煮夫”的角色来讨好妻子。更吊诡的是,本应为婚姻提供物质保障的金钱首先破坏的却是婚姻中性关系的和谐平衡,丈夫“怨妇”般的委曲求全颇具戏谑色彩,同时也充满了苦涩的意味。而在利字当头的时代背景下,金钱和爱情(性)赤裸裸的交易关系更是在《乡下姑娘李美凤》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刻画。李美凤因一双玉手在劳动市场被鞋厂老板廖木锯相中,并在老板娘诉苦式的劝说和老板的利诱下沦为小三。后来在老板的指使下,李美凤又先后色诱了鞋厂的竞争对手阿荣和老板的儿子,最后却因廖儿子的意外去世而被廖氏夫妻送进监狱。小说的悲剧或不在于李美凤无辜入狱的结局,而在于她自始至终都将“肉体-金钱”的交换视作天经地义的生存原则,因此步步身陷金钱的牢笼而最终不可避免地堕入深渊。

  值得强调的是,王手在书写人被商业利益“物化”而日益对立的现状的同时,仍不忘追寻人与人、人与自然等融合共处的美好可能。在《飞翔的骡子》中,为赚外快而参与佛殿建造工程的“我”被派去云南挑选运输建筑材料的骡子,因骡子不堪工地的奴役而相继死伤,“我”再次踏上寻骡之路,最终因目睹壮观的骡队景象而深受震撼,决心放弃寻骡,驻留彩云之南。小说起笔伊始便设置了“人意”与“天意”的悖谬——建造佛殿本出于敬佛之心,自然也包含对万物的怜爱,却在建造佛殿的过程中肆意虐待骡子,实与初衷相悖离。而“我”放弃寻骡的选择正是对佛意的遵从,也是对“天人合一”理想的回归。如果说《飞翔的骡子》提供了城与乡之间、人与人之间互融的可能性,那么《坐在酒席上方的人是谁》则对人如何与自身以外的“他者”保持对立统一的关系作出了哲理化的阐释。小说讲述曾经的黑帮老大龙海生“金盆洗手”后,凭借自己多年的江湖经验成功解决了几次人际纠纷。在故事里,最具暴力性质的斗争逐渐被龙海生的向和之心所消解,他身上的豪侠之气也最终蜕变为一种参透世事的人生智慧,他明白“江湖是退不尽的,江湖就是社会”,要想在江湖上立足,靠的并不是武力厮杀,而是对复杂人际关系的把握及平衡。因此,小说实际上与《少年少年》里的“冤冤相报何时了”形成了内在的呼应,体现了作者由对立走向融合的终极价值取向。

  毋庸置疑,对于《讨债记》里的系列小说,“商业”不仅是其描写的对象和贯穿始终的叙述背景,而且还成为一种叙述路径,是作家藉以观照众生世相的特殊窗口。在这一商业视阈下,王手不仅看到了温州皮鞋生意场的乱象及变迁,也同样看到了婚恋、金钱、城乡等元素在商业化浪潮下的盘根错节、对立融合。他游刃有余、嬉笑怒骂于其间,既以诙谐笔调嘲讽市场弊端,也以温情姿态品味人间真心,其作品总是沉甸甸的,载满了生活的甜酸苦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