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叶:“为儿童写作”与“对儿童写作”

来源:文艺报 | 时间:2018年09月28日 11:54:50

目标读者(儿童)是儿童文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焦点,并由此形成了儿童文学的基本研究模式:儿童作为目标读者,作为文学反映的对象,研究其年龄特征、精神特征及审美接受特征。由此延展到成人与儿童的关系、成人的儿童观等问题,继而生成儿童文学的教育应用学研究,包括儿童阅读心理研究、阅读推广研究、语文教育研究等等。

这种研究从实用角度出发,突显了儿童文学的教育学意义及儿童文学之于儿童精神成长的意义。然而,从目标读者(儿童)出发所建立的诗学话语体系自我设限,难以阐释儿童文学文本丰富的美学意味与文化精神,研究者普遍产生“理论”小于“文本”的感触,意识到儿童文学话语方式的建构需要突破既定的思维模式和狭窄视域。

当前儿童文学研究越来越重视将经典儿童文学从单纯的“儿童读物”中解放出来,而视为独特的文类来谈论。如佩里·诺德曼的《儿童文学的乐趣》《隐藏的成人:定义儿童文学》等,即强调儿童文学应当被当作文学中独特的一种文类来研究。Deborah Cogan Thacker /Jean Webb的《儿童文学导论——从浪漫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亦强调儿童文学绝对是个独树一帜的范畴,作者致力于、披露童书本身堪称隽永之处,致力于思考儿童文学在整个文学史而非仅仅在特定研究领域中所占的地位。

芭芭拉·沃尔的《叙述者的声音:儿童虚构文学的两难》一书同样将儿童文学视之为一种独特文类,她将传统的“儿童文学”的概念置换为“童书”(children’s book)来讨论,并将它定义为“为儿童写作”(writing for children)的书,继而从叙事学角度提出了她的基本观点:“一本书之为童书的标志,不在于它说了些什么,而在于它怎么说。”这就为思考童书提供了另一个关键词:“对儿童写作”(writing to children /talking to children)。树立儿童文学的文类概念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入更全面地解读童书的独特价值,也有助于破除童书创作者的某些观念迷误。”

儿童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类型而存在,其参照系是“成人文学”。同为“对世界的艺术反映”,其主题皆涉及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皆涉及人类基本的情感模式,但两种文学类型处理主题的方式则常常区别很大。正是反映世界的方式不同,而产生了儿童文学独特的话语体式。

讨论儿童文学的复杂之处在于儿童文学作为一个文类内在地包含了“儿童”与“成人”之间的永恒矛盾,佩里·诺德曼在《隐藏的成人:定义儿童学》中对此做了分析。然而,现代文体学和叙事学理论提醒我们,“儿童”是儿童文学的核心审美畴,是儿童文学话语体式产生的原点,是一种支配性的文体规范因素。也即在儿童文学这一文类范畴中,“儿童”不仅意指目标读者或文学的反映对象,亦指称文学的反映方式。换句话说,“以儿童为读者”不仅意味着对现实儿童的关怀、对儿童受众的自觉,更意味着一种叙事策略的选择,也即芭芭拉·沃尔所言的童书之为童书“不在于说什么,而在于怎么说”。“怎么说”,即一种风格的选择、文类的选择、话语体式的选择,一种理解世界、把握世界、认知世界的方式和视角的选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既强调了作者与儿童平等对话的民主精神,强调了作者的责任心、使命感和智慧,同时强调了童书创作同样具有现代个体写作的基本特征。

众所周知,现代意义的童书写作基于明确的“为儿童写作”的前提,这标志着一种读者意识的觉醒,一种对读者身份的体认,然而,这种主观诉求的最终实现却有赖于具体的叙事策略的运用,也即芭芭拉·沃尔所言的“对儿童写作”。

“对儿童写作”意味着写作时有一个假想的或现实的孩子在听,同时有一个充满自我觉知的讲述者在讲。于是,受述者的在场感提醒叙述者自然而然地采取了区别于成人文学的叙事方式,这种叙事方式里包含叙述者的审美倾向和叙事习惯,也包含对受述者全部的爱。从爱出发而产生叙事智慧,叙述者不仅会考虑到受述者的接受能力,也会考虑到如何将更多人生经验、人生感悟和人生智慧有效传达给受述者,同时受述者并非被动接受的容器,受述者作为一个对话者和参照系会反过来引导、启发叙述者反观自身。

C.S.刘易斯在《论儿童文学写作的三种方式》中以他自身的创作经验和他对经典童书的观察中对“投其所好”“迷失本真”的创作模式提出了批评,同时总结了两种理想的童书写作方式,这两种方式正好回答了何谓芭芭拉·沃尔所言的“对儿童写作”。C.S.刘易斯所说的第一种方式表现为:作者为特定的孩子讲述故事,有生动感人的声音,有现场的即兴创作和发挥,也有后来的艺术加工和升华。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丰富人生阅历的成人与天真烂漫的儿童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一种复合的人格得以形成,一个卓越的故事诞生了;第二种方式即把儿童故事看成表达其思想的最好的艺术形式。C.S.刘易斯的理论充分尊重了讲述者的立场,讲述者的情怀与个性在童书文体的最终实现上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童书界历来有一种看法,即儿童文学作家是天生的,而非造就的,这句话强调了童书气质上的独特之处,尤其强调作家个性上与儿童(童年)对话也即“对儿童写作”的能力。

因此,芭芭拉·沃尔说,“对儿童写作”是实现“为儿童写作”的路径。从叙事策略来考察,我们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很多不是为儿童写作的作品,却赢得了儿童的喜爱,皆因其叙事策略在一定程度上相通于自觉的儿童文学写作,继而被“追认”为儿童文学。同时,“对儿童写作”的叙事智慧也提醒我们注意到,儿童文学写作必定以其艺术上的深度和厚度提升着儿童读者,儿童文学是一种将成人对世界的理解告诉孩子的过程。

另一方面,“儿童”(“童年”)作为一种支配性的文体规范因素的确在儿童文学的多个维度发挥它的效力。浅语传达了孩子似的真挚和诗的效果,并接续口头叙事传统。浅语与深意所构成的张力是儿童文学的基本美学特征之一。童年的精神世界是天然的想象场域,托尔金所言的“第二界”的建构亦是作家内视力和惊奇能力的体现,“第二世界”是追寻“内心真实”的结果,现实的欠缺与愿望的满足构成对比,正如托尔金所言,幻即“恢复”,即“慰藉”。儿童视角和儿童形象使得儿童文学易于辨认,必须注意的是,“沟通了童心界”的世界才是儿童文学的标志,作品中未必直接有儿童作为人物形象出场,然其世界无不为孩子所理解,所接触,所梦想,或暗合于孩子的潜意识领域。我们也可以说,每一个孩子的“接触”、“梦想”或“潜意识”亦是每一个成人的“接触”、“梦想”或“潜意识”,因为所有的成人都曾经是孩童,无论成人或儿童,都统一在“人”这一主体标识之下。儿童文学尤其是童话,往往是原型的再现。以故事的方式传达意义是一种隐喻认知模式,体现了故事讲述者深邃的洞察力,隐喻说明的相关性、相似性及整体把握的方式具有理性无法企及的境界。图画则是精神世界的图像呈现,在图画书里,文字与图画的结合能有效传达经验的广度和深度,亲子阅读使得图画书多层次的对话得以充分实现。我们同时可以借用“复调”这一巴赫金理论的关键词指称儿童文学在作者/文本/读者之间建立起来的回环往复的对话关系。作家写作往往具有双重诉求,自我倾诉、以童年反观成年与对儿童的现实关怀、满足儿童审美期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儿童”一方面指现实儿童,一方面指作家自我人格结构的一部分。作家的创作是与现实儿童对话,也是与“内心的儿童”对话。这种复调功能也体现在文本接受层面。毫无疑问,童书指向双重接受,不仅属于儿童,也属于成人。芭芭拉·沃尔强调“单受述”叙述方式优先原则,因为作家一心一意“与儿童言”而不必时不时地侧目于潜隐在场的成人听众,他反倒能够一门心思沉浸于故事本身的设计和讲述,从而使得他赢得双重听众,也即从“单受述”出发实现“双重受述”的效果。

事实上,”与儿童言”、“对儿童写作”决定了文本的表层意义与深层意义同时进行。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互通相融。

恰如周作人所言,理想的儿童文学是融合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的世界。童书的意义生成是“成人”与“儿童”(童年)往返对话的结果。我想,宗教学家马丁·布伯在《我与你》一书中的观点或能帮助我们走出思维的迷宫。马丁·布伯认为人执持双重的态度,因之世界于他呈现为双重世界。人言说双重的原初词,因之他必持双重态度。原初词是双字而非单字,其一是“我-你”,其二是“我-它”。原初词一旦流溢而出便玉成一种存在,一旦讲出了“你”,“我-你_中之“我”也就随之溢出;一旦讲出了“它”,“我-它”中之“我”也就随之溢出。没有孑然独存的“我”,仅有原初词“我-你”中之“我”以及原初词“我-它”中之“我”。“我-你”关系与“我-它”关系,指的是“我”对于“我”相关的一切事物的态度或关联方式。“我-你”关系是一种亲密无间、相互对等,彼此信赖、开放自在的关系,而在“我-它”关系中“,我”为主体“,它”为客体,是由主到客,由我到物的关系。真正打动人心的童书中所呈现的成人与儿童的关系恰恰是“我-你”关系。因为童年并非外在物,而恰恰是我们自身。“我-你”关系提醒童书作者,与任何其他的严肃写作一样,童书创作亦建立在与事物真诚的相见中。马丁·布伯说,把人当做物来对待,人与人是“我-它”关系,只有真正符合人性的关系,即“我-你”关系。因此,对儿童的理解和尊重既是一种天赋,更是一种习得,我们需要像了解自己一样去了解孩童,曹文轩潜入桑桑的生命内里跟莎士比亚潜入麦克白的生命内里、托尔斯泰潜入安娜·卡列尼娜的生命内里,或安徒生潜入小人鱼的生命内里没有什么两样,它需要的是作家的全部真诚和激情,以及对人之为人的全部观察和悟性。

儿童文学既是“为儿童写作”,也是“对儿童写作”,更是直击内心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