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虎:那么远,这么近
来源: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微信公众号) | 时间:2018年09月10日

文/孙玉虎

孙玉虎

大概是2014年,有人找到我,说要做一个中日韩三国的绘本项目,文字由我来操刀,画家嘛——他们告诉我一个名字:徐灿。咦,好耳熟的名字!我隐约记得在第三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的颁奖活动期间见过这个人。于是我找出躺在抽屉深处的名片夹,一张张飞快地翻起来,终于找到了——的确是同一个“徐灿”,某出版社美编。

当时的颁奖活动,这个叫“徐灿”的人就坐在我旁边,她正和她的一个女同事讨论着主办方发的图画书。看到她手里拿的是汤姆牛的《下雨了!》,在一旁沉默良久的我终于忍不住问她:“请问,这本书到底好在哪里?”她略带嫌弃又一脸热情地说:“我给你讲一遍哈!”于是她快速翻动书页,用一种“上课铃快响了时间来不及了”的语速,把《下雨了!》从头到尾给我讲了一遍。每页保守估计用时5秒钟。

经她这么一讲,我还真的领会了汤姆牛的创意,从此爱上了这本书。但徐灿到底长什么样,我却有点想不起来了,可能当时我正全情投入在她绘声绘色的讲演中,无暇顾及其他。我只记得我们交换了名片,我告诉她,我是一个写故事的人。所以,我对徐灿能否认出我来表示严重怀疑。

为了那个“三国”绘本,出版方组了一个饭局。远远地,徐灿走过来了,面无表情。我说我是孙玉虎,我们在丰子恺奖的活动中见过。她说我记得你。我表示惊讶。她说,我的图像(人脸?)记忆能力很强。于是我对她有了那么一丢丢崇拜。然后她拿出她画的《老鼠嫁女》,借鉴了皮影戏的造型和色彩,于是我对她的崇拜又增加了几分。

当时那个饭局上还有中西文纪子,徐灿就是经她介绍给出版方的。我那时候刚闯入图画书世界也就两年,不太懂这些人是什么来头。我只记得中西小姐有一张像福原爱一样的娃娃脸,我们在路边等车的时候,她会独自走到一边安静地抽完一支女士香烟。我当时在心里默默地想,这个女人好酷啊。后来我才知道,中西小姐就是《荷花镇的早市》和《迷戏》的编辑。

哦,那个“三国”绘本的设定是这样的:一个小男孩,分别到中、日、韩三国旅行,从而串起三个国家的风土人情。第一个故事发生在北京,由我来写文字。然后日本和韩国再接龙下去。出版方告诉我,这是外交部的项目,目的是为了促进中日韩三国的睦邻友好关系。等书出版之后,会邀请各国的首脑来推荐。说到这里,出版方可能自己也觉得请到各国首脑不是很现实,于是马上改口为各国首脑的夫人(韩国除外)。他说:“中国请彭丽媛,韩国请朴槿惠,日本请……哎,就请日本天皇的夫人吧。——想想看,你是中国版的文字作者,到时候你就一战成名啦!”

听着这些话,我内心冒出一万个“excuse me”,尴尬又不失礼貌地微笑着。虽然这真的是外交部托办的一个项目。

为了这个项目,我、徐灿和中西小姐,在某个周末一口气游览了故宫、中山公园、前门大栅栏。就是那一次,中西小姐带我们去了美术馆后街亮果厂胡同一家名叫“老宅院”的烤鸭店。后来“故宫—中山公园—老宅院”成了我领外地客人游览北京的经典路线,因为逛完刚好可以赶上吃午饭。那天下午我们去了大栅栏,那是我第一次去大栅栏,我们每人买了一支吴裕泰的抹茶甜筒,看了布鞋店、丝绸店、茶叶店、酱菜店、古玩店、文房四宝店,还看了在马路中央往往返返的观光小火车。

可惜,不久之后,中日韩三国的关系越发紧张起来,“三国”绘本被叫停了。我加了中西小姐的微信,却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因为她没有朋友圈;我倒是经常给徐灿点点赞,证明我还活在她的朋友圈里。我们谁也没有再提起那个关于“三国”绘本的伟大构想。

三年之后,我在另一本图画书的版权页上看到了“中西文纪子”这个名字,那本叫《盘中餐》的书后来拿到了第五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的首奖,中西小姐是特约顾问。

后来我认识了一些朋友,当我们谈到图画书的时候,无意中发现我们都曾参加过2013年那次丰子恺奖的颁奖活动。2013年,那是第三届。有时候我会想,为什么偏偏是第三届,而不是第一届或者第二届。

我本人是2012年开始走进图画书世界的,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过我跟图画书的相遇源于一次跟朋友的打赌,是偶然。实际上,也是必然。在此之前,丰子恺奖已经评选了两届。我至少看过或者听说过《团圆》《一园青菜成了精》《躲猫猫大王》。

尤其是《躲猫猫大王》,可能很多人是因为它得了丰子恺奖才知道的这本书,我不是。我很早就知道《躲猫猫大王》了,它的前身叫《小勇》。而早在2004年,我就通过文字认识了它的作者张晓玲。《小勇》只是她很小很小的一个故事,她真正的才华在她的那些数量稀少的少年小说里,比如《海啸》,比如《白鞋子》,比如《斐济的阳光》。我永远记得《海啸》的结尾,合影上的少女站在最右边,但眼睛仍在往右看,笑着,好像那里站着一个人;我永远记得《白鞋子》的结尾,女孩决定用剩下的那只白皮鞋做花盆,里面种上蒲公英,当蒲公英的种子四散飘飞,一定很好看;我还记得在《斐济的阳光》里,女孩和她的小姨,两人同盖一条薄绒毯坐在卡车后面的车斗里,星光洒在毯子上。

所以,当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图画书的时候,我无意中看到了第一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的征奖启事,就兴冲冲地跑到天涯博客上对张晓玲说,拿《躲猫猫大王》去参加比赛吧,你一定能赢!那是我,一个张晓玲的忠实读者,基于读了《小勇》之后做出的最庄严的判断。

后来,《躲猫猫大王》真的赢了,它成为丰子恺奖评选以来唯一的评审推荐文字创作奖。那应该就是我对丰子恺奖最初的记忆,那一年是2009年。

此后四五年间,我都离丰子恺奖很远很远,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跟丰子恺奖有什么交集,直到2013年。

那一年我的运气格外好,在同一届信谊图画书奖中拿了两个文字创作组佳作奖。这也是为什么后来那个“三国”绘本的出版方会找我来写脚本的原因。有了得奖的鼓励,我对图画书的热情更加高涨,自然关注到了那一年丰子恺奖颁奖的消息。

实际上,第二届颁奖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那是2011年,正是微博最火的时候,丰子恺奖在微博上搞了一个10进5的有奖竞猜,我随便瞄了一眼,看到有人负气似的说:“我不知道谁会得奖,但我知道我不希望谁得奖。”但后来颁奖啊什么的我从来没想过要去围观,虽然地点就在北京。

那为什么偏偏2013年我就从北京吭哧吭哧跑到南京去参加丰子恺奖的活动了呢?我想除了我也开始写图画书故事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那一年丰子恺奖演讲嘉宾请的是幾米。

幾米对我们八零后这代人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说我们小时候也有过图画书的启蒙,那么就是来自幾米的那些所谓的“成人绘本”。在学生时代,我们会把幾米的绘本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好朋友。我记得自己“斥巨资”买的第一本幾米绘本是《月亮忘记了》。想想吧,那是2000年初,一个苏北小县城里的穷学生,居然舍得花二三十块钱去买一本只有寥寥几个字的绘本,简直了!所以,当得知我有可能见到活的幾米,可以亲耳聆听他的演讲时,我毫不犹豫地买了票,坐上了南下的火车。

那一次,幾米分享了他创作儿童图画书的心得,可谓“干货满满”。其实,幾米接受国外编辑的约稿,开始创作儿童图画书的时候,他已经大红大紫。可编辑还是会一遍又一遍地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为了说服幾米,编辑还会拍编辑部的视频发给幾米,为他加油打气。这样一来,幾米被感动了,只好乖乖地去改稿。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创作一本图画书是多么的繁琐和复杂,此后我看过很多关于原创图画书的创作分享,无论多么反复和曲折,对我的震撼,都不及幾米分享的那一次。而且幾米是用一种幽默的方式来讲的,格外吸引人。

在这里,我必须庄严地告诉大家那几本图画书的名字:《不睡觉世界冠军》《吃掉黑暗的怪兽》《乖乖小恶魔》。

2013年那届丰子恺奖还请了另外一位演讲嘉宾:安东尼·布朗。

我对他的感情很复杂,像《我爸爸》《我妈妈》这类清清爽爽的作品我能够知道它们的好,可是面对诸如《隧道》《大猩猩》之类的作品我就无感了。记得那次我坐在观众席上,看着台上的安东尼·布朗讲他在作品里藏了怎样的玄机,我整个人感到非常烦躁。我从来不认为一个需要另加解释的作品是好作品,那只不过是给评论家们留一个饭碗罢了。

三年之后,我在上海看了安徒生奖50周年插画展,当我站在安东尼·布朗画的巨幅大猩猩面前,看着那纤毫毕现的一根根金色毛发,我忽然被打动了。从那一刻起,我开始放下自己的偏执,试着去理解每一个创作者的良苦用心。

除了幾米和安东尼·布朗,2013年我还记住了方卫平先生。我永远记得他作为主持人的开场白:“有一个男人,我爱他爱了很多年……大概2000年左右的时候,我无意中看到他的几个绘本,大惊,画得真好啊……这个男人,就是幾米……”

2012年“五一”,我去浙师大找还在读书的儿童文学作家吴洲星玩,她带我去那栋著名的红楼拜访方卫平教授。她告诉我,方老师办公室的窗户如果是开着的,表示他在,可以拜访;如果是关着的,表示他不在或者不愿意被打扰。那天我很幸运,窗户是开着的。

2013年见到的方卫平跟我2012年见到的方卫平完全是两个人,2012年的方卫平有点严肃,2013年的方卫平则幽默风趣。“他们”就像一个人的两个面向,在我心里越发生动起来。我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曾经在红楼跟他聊过一个小时的年轻人,只是远远地看着他,在台上,在人群中间,哪怕上前去打个招呼都不好意思。

转眼到了2015年,我跟方老师因为工作关系有了一点交集。那一年评的是第四届丰子恺奖,有一次我们通电话,方老师得知我报名了在浙师大举办的丰子恺奖活动,问我住的地方订好了没。我说没有,我说等我到了之后在学校附近订个宾馆就好。方老师说如果你不嫌弃我们可以帮你在学校的国际交流中心订一个房间,去活动会场也方便些。我受宠若惊,不知说什么好,唯有连声感谢。

那一回,我跟蒲蒲兰的编辑们坐的是同一趟火车,抵达金华已经很晚了,方老师专门请学生和校车来火车站接我们。到了国际交流中心,蒲蒲兰的编辑们登记入住了,我在前台等着方老师给我安排房间。可是——房间——没有了!我硬着头皮给方老师发了短信(打死我也不敢相信我会直接打电话去问),旁敲侧击地问了一下房间的事情。方老师了解了一下情况,最后让我到他的房间去住。是的,到——他——的——房——间——去——住。

我就这样谜一般地住到了方老师的房间,是个双人标间。虽然时间已经很晚了,但还是有很多方老师已经工作了的学生这次回母校参加活动,他们三三两两地来到方老师的房间,或带来家乡的特产,或带来对老师的问候,总之,很热闹。他们看到我,很好奇,咦,日落大叔也在哦?我不知道怎么向他们解释我的存在,只好尴尬又不失礼貌地挠头微笑。

实际上,那天晚上是第四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颁奖典礼的前夜,是最忙最乱的时候,而方老师作为组织者,是最最操心的那一个。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聊到夜里一两点。就是那一晚,方老师给我讲了洛贝尔的《惊喜》和《等信》,而我居然给他复述了一遍我写的一个故事。最后聊着聊着,我们的声音终于渐渐微弱下去。

等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早上六点多,那时候方老师已经坐在床上写着什么。我问他在干吗,他说在写评审报告。啊?马上就要颁奖了,他的评审报告还没写吗?我居然还不知趣地拉着他开了一晚上“卧谈会”。顿时,我的心里充满了自责。

等到方老师去洗漱的时候,我偷偷地看过那张写满字的纸。字迹有些潦草,大多数都认识,也有几个字不认识。只是大致列了个提纲,并没有展开写。看着那些陌生的字迹,我忽然想起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个数学老师租住在我们家属院里,他喜欢骑脚踏车上班,每次在路上遇到我,都会载我一起去学校。我坐在他的后车座上既紧张又兴奋,总是把车座抓得牢牢的。同学们知道这件事,老爱向我打听数学老师的小秘密。其实我并不知道什么小秘密,我从没去过数学老师租住的那户人家,于是我就开始编造一些“小秘密”讲给同学们听。那时候我就在想,做老师家的孩子真好啊。那天早晨,看着方老师的字迹,那种熟悉的感觉又回到我的身上。

颁奖典礼开始了,方老师作为评审主席发表评审报告。我坐在台下比任何人都听得仔细,在心里比对着哪些观点是纸上写的,哪些观点是临时加进去的。活动期间,我还负责帮方老师看守那只黑色的公文包,跟他一起出入餐厅,像一个忠心耿耿的助理。我还以为这是你的学生呢。有人这样对方老师说。

事实上,对待每一个与会者,方老师都在目力所及处做到无微不至。我不过是想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稍稍帮他一些罢了。正因如此,第四届丰子恺奖的颁奖活动成为我记忆里最温暖的一届,没有之一。

转眼到了第五届,我因为在北京参加另一个颁奖活动而与我期待已久的演讲嘉宾大卫·威斯纳完美错过。其实北京那个颁奖活动,方老师也参加了,但他活动一结束就飞往了合肥。我是没有他那么精力充沛的,我现在只等着下一届丰子恺奖活动赶快开始,也好让我跟图画书发烧友们多一个相聚的理由。

在这等待的时间里,应郑先子老师之邀,胡乱记录下这些跟丰子恺奖有关的碎片,以对抗时间的流逝。

掐指一算,恰巧十年了。

我知道我的作品离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还很远,但因为这十年间遇见的那些人那些事,我又觉得自己离丰子恺奖是这么近。

孙玉虎:网名“四十四次日落”。2003年开始发表作品。曾获第十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国语日报》牧笛奖首奖、青铜葵花图画书奖银葵花奖、香港青年文学奖、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儿童文学》金近奖等。2014年被评为凤凰传媒·中国好编辑。近年来致力于图画书的研究与创作,在第四届、第五届信谊图画书奖中共获得三项文字创作奖。已出版儿童小说集《我中了一枪》、桥梁书《遇见空空如也》、图画书《其实我是一条鱼》《那只打呼噜的狮子》《那条打喷嚏的龙》等。曾任《儿童文学》小说编辑七年,现居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