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学芸:没有哪段生活是白费的
来源:天津日报 | 时间:2018年09月06日

文/何玉新

尹学芸 1964年出生,天津人,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迄今已创作发表300余万字。2017年《士别十年》获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中篇小说奖。2018年《李海叔叔》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印象

生活呈现什么

她就抒写什么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8月11日揭晓,天津作家尹学芸的《李海叔叔》获中篇小说奖。有评论家认为,她的作品“在看似不算宏大的篇幅中,写尽人世种种微薄的艰难与善良,于日常中见真知”。

今年3月,尹学芸出版中篇小说集《我的叔叔李海》,包括《我的叔叔李海》《士别十年》《曾经云罗伞盖》《玲珑塔》四个中篇。豆瓣网友评论这本书是典型的“旧小说”,但这里的“旧”是指承袭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体系──温柔敦厚,雅俗同体,既得语言之趣,亦明生活之难,词意简朴,引而不发。作者从日常中发掘义理、经营智趣,曲中有直,密处能疏,平实之中蕴含灿烂,低处独语也常让人豁然开朗。

尹学芸出生在蓟州山区,一条河流三面环绕的大洼子的边缘,当地称“下洼子村”。村里两千多口人,她笔下的许多人物,都可以在村子里找到影子。

她的文学梦始于小学三年级。那时写一篇日记还有很多字要用拼音,老师让她念报纸,她把“孔圣人”念成“孔怪人”,父母都是农民,周围没有一个从事与文字相关工作的人,但这一切丝毫没能改变她想要成为作家的决心。1989年10月,天津市作协在蓟州召开“尹学芸小说作品研讨会”,根据其发表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的小说《一个叫素月的女人》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在央视播出,尹学芸逐渐引起关注。

尹学芸摸索出了写小说的“野路子”,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在文学方面,我始终是一个落伍者,以我一个小县城人的有限的视野,想不明白的事太多了。”但她反而更自由,生活呈现给她什么,她就反映什么。这样写而不那样写,很多时候只是兴之所至。

小说家本人写作时可能浑然不觉,但作品完成,便已拥有了深刻内涵。正如文学评论家黄桂元所言:“尹学芸的‘罕村’系列与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小镇’一样,体现的是与福克纳‘邮票理论’同值的‘地方性’意象取向,尹学芸是否受其影响姑且不论,重要的是我们从‘罕村’系列,感受到了一种超越历史语义层面的精神叙事气质。”

谈到日常生活,尹学芸说,她每天浏览新闻,刷微博,剩下的时间读书和写作各占一半。她十分庆幸自己还能保持一颗纯粹的心,“当年走上文学这条路,缘于热爱,除此之外的任何附加值,我都会淡然处之。”

幻想自己写的字变成铅字

但退稿信真是如洪水凶猛

记者:您最初喜欢文学是什么时候?为什么会喜欢文学?

尹学芸:我出生的村落,在我笔下称为“罕村”,坐落在津围公路不远处。爷爷年轻时是个有腔有调的人,会看话本,会唱戏文,会喊夯号。爷爷经常说,穷达尽为身外事,升沉不改故人情。他的话说出来是古腔,我觉得,我文学上的一点基因来自爷爷。

我7岁上一年级,到初中毕业时,读了147本小说。那是我记在一个小本子上的书名决定的,现在我也很怀疑,当时是不是记错了?哥哥姐姐都爱看闲书,只要让我瞄见影儿,我准比他们先看完。学校离家三里地,踏着田间小路超近儿去上学,我周围总围着几个女同学。我们边走边用玻璃锤纺线,棉花都是随手从路边的棉花地里扯来的。手不闲着嘴也不闲着,她们争先恐后往我身边挤,听我讲故事。放学回家,她们也会在路口等我。那些能讲的故事,在我的记忆里扎根儿了许多年,它们都是我从书里看来的。我喜欢讲故事,听别人的,自己也讲,幻想有朝一日自己写的字能变成铅字。

记者:上世纪80年代,发表文章是一件挺神圣的事,您还记得第一次投稿吗?

尹学芸:第一次给外面投稿,是给冰心散文奖征文的。写了什么已经忘了,但拿到了退稿信。村里人觉得我能给那么远的地方写信也是本事,何况人家还回应了。我又写了个小说给某杂志,编辑回了长长的一封信,批评我说,你这样模仿洪峰他们没出息。我在夕阳底下困惑了半天,不知道洪峰是谁。

我高中毕业不想考大学,到村办服装厂当缝纫女工。休一天假,我准跑一次县城,最少买十本杂志,一个晚上都翻完。当然不是细看,细看得等转天晚上。可是,看了那么多杂志,一个作家也没记住。关键是我看的那些杂志,没有一本所谓的名刊大刊。在很多年里,我不知道刊物与刊物有什么不同,不知道头条与二条稿件有什么分野,我就是这么稀里马虎的一个人,也就难怪我的路怎么走的这么崎岖坎坷。后来文化馆的老师去我家,说你这样不行,咋能不记住作家的名字呢?可我觉得,我看的是作品,又不是看人。再说,我不是不想记住,是眼睛老忘了往署名的地方瞅。像别人那样喜欢某一个作家的事,我这里从没发生过。那些年退稿真是如洪水凶猛,让我觉得非常没面子。母亲不识字,可她能准确地把我的退稿信拿回来。

最初发表小说时我的身份是农民

赶上了文学最好年代的尾巴

记者:不过您的小说还是很快就发表了,那还是通过发表小说可以改变命运的时代。

尹学芸:开始在《蓟县文艺》发表诗歌和小说,到1988年前后,终于正儿八经发表小说了,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发表了《一个叫素月的女人》,在《上海文学》发表了《盛夏》,在《天津文学》发表了《独身女子宣言》。那时我的身份是农民,一个村里来的小姑娘。第一次参加了《天津文学》主办的笔会,是冯景元老师带队,去汉沽。天津作家协会航鹰老师带队来蓟州,给我开小说创作研讨会。再转年,我成了正式国家干部。等于是用十年的劳动,换得了别人的两年中专或三年大学的资历。然后是一段漫长的写写顿顿的旅程,每年发两三个中篇。参加过一次职称评定,因为“狼多肉少”,发誓再也不评了。不评工资就受损失。于是写散文,做专栏,到年底发一个中篇,有两千七八的稿费,用这笔稿费交取暖费,我坚持了好几年。

记者:那个年代城市里聚集了很多文学青年,乡村的文学爱好者,在写作之外是怎样的一种状态?

尹学芸:我赶上了文学最好年代的尾巴。那时大家见面还会聊文学,我们有自己的文学沙龙。冯景元老师来蓟州约稿,包里装的是肖克凡兄发在《鸭绿江》的头条小说。我的第一个中篇也发在《天津文学》,那是1990年“5月号”,题为《大河洼纪事》。那时我在县志办工作,城市离家三十几里,需要一个半小时。我骑车回家,路上多半是在背自己的小说。听朋友讲,有个山里的文学爱好者,为了寄一篇稿件,跑十余里地到山下去卖一只老母鸡,好换得一枚邮票,惹得媳妇在身后哭哭啼啼。这情景恰好被老文学青年看到,给了他两块钱,让他把母鸡抱回去。那时的作者活跃,骑车跑几十里地去谈论文学,不像现在,凑一块儿就想喝酒,不喝酒根本别提谁见过谁。

记者:您真正在文坛有影响,也是最近几年的事,这期间一直在默默写作吗?

尹学芸:我在上世纪90年代停顿了一段时间,1997年开始使用电脑,却发现,不怎么会写小说了。但那颗心不死,便尝试着一点一点找回记忆。与生活经历相关的一篇小说《最后的村庄》,起初发在《天津日报》,后来我增加了两部分,使之成为上、中、下三部分的小中篇,发在了《天津文学》上。文坛真是一个残酷的地方,我年复一年在外发中篇,头条,甚至每年能发三五个,但仍不是重点作者,稿子仍是自己撞来撞去。我最终没有放弃,当感恩的就是天津的两家文学园地,《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和《天津文学》。有人固定发你的作品,对作者是很大的激励。

很多人都曾有一位“李海叔叔”

写好故事是所有小说家的梦想

记者:这次您获奖的《李海叔叔》在豆瓣网的评分也非常高。

尹学芸:很多人都说,家里也曾有过这样一位叔叔。有个湖南读者留言,他的叔叔跟李海叔叔一模一样,总是估摸着他父亲发工资的日子来讨酒钱,每每看见叔叔,一家人都心惊胆战。我想这部小说之所以打动人,正是触发了人们共同的情感记忆。

记者:“李海叔叔”这个人也是来自于您真实的生活体验吗?

尹学芸:我也有这样一个叔叔,他跟我家有数不清的牵连,陪伴我从小到大。可就是那样一个人,有一天我问母亲,还记得叔叔吗?我82岁的母亲一点儿都不糊涂,眼睛还能穿针引线呢,可她认真地问我:谁?我反复启发,母亲终于想起曾经有过这么个人,至于我们之间所有的关联,母亲却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我觉得,应该尽最大可能书写我的认知和生活,像“李海叔叔”这样的主人公,在我的意识里潜伏了若干年,若不是衍变成艺术形象呈现给读者,就与这个时代擦肩而过了。

记者:您写小说的时候,会很看重故事本身吗?

尹学芸:写一个好故事,是所有小说家的梦想。我认为好故事是能够讲出来的,有一环套一环的衔接,有生动的能够触摸的人物,这些人物的名字,能像张三李四一样在读者口中流传。好故事就像剥洋葱,一路辛辣,但总是剥了一层还有一层。故事行进的过程,就是一口长长的气吞吐的过程。

记者:写作的时候您如何处理现实与虚构的关系?

尹学芸:我写过的许多人物,假如在生活中真的存在,肯定也是各有各的车辙,横向纵向都不一定有交叉。他们被我请到小说里,在同一个舞台上演出,身份不同,性格各异,不到最后一刻,谁也不知道被命运赋予了什么,只是像陀螺一样,按照自身逻辑,盘亘着往前走。作者有时候是演员,跟人物站在同一舞台上,同呼吸共命运。但不定什么时候就成了导演,在幕后注视着人物前行。人物的结局,我自己也没想到,如果读者也没想到,那么这个结局应该是不差的。许多日子里这些人物与我亲密无间,他们无论是谁,叫什么,可爱或可恶,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比我最好的朋友更让我精心打磨和修饰,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一起。

生活就是这样的构架

想不写自己熟悉的也难

记者:这些年来让您一直坚持写作的动力是什么?

尹学芸:很多年前,我写作是为了父亲,因为父亲曾对我寄予希望,我觉得我有责任和义务写出些名堂,让他在乡村有些颜面。后来我女儿六岁时,我父亲去世,我的目标改了,我得为女儿树立榜样,不能让她觉得妈妈只会打牌和跳舞,还会干点儿正经事。再后来,女儿长大了,为她写作的话自己都羞于说出口,我却又有了发现,一些看过我的小说,或者编辑过我的小说的人说,你的文学感觉好,你的语言有特色,你的人物形象生动,完全可以再上个台阶。我这个样子我自己不失望,但有人失望。我特别受不了别人对我失望,只得再努力一下试试。

记者:您擅长还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在这方面您有哪些体会?

尹学芸:创作强调生活的重要性,这一点,写的年头越久,体会越深。生活就是这样,你不写自己熟悉的也难。没有哪段生活是白费的,没有哪段人与人的交往没有意义。认识一个人,就是认识了一个世界。文学让我变得温柔、宽阔、包容,让人生变得有广度和深度。受委屈的时候不会那么难受。

我的工作单位拐出来是条步行街,我特别喜欢整条街的烟火气,一出门就是小商小贩的摊子。我也愿意看小老板,忙的时候投入,闲的时候自在从容。有时半天没有一个食客,也看不见他们着急。世界在变,社会在变,其实变化最大的是人心。表面不动声色,内里却有大波澜。寻常人的生活并无多少色彩,但若走近了看,哪一个人物都不简单,千万别小看了谁。生活是姿态万千的,所以都作为影子投射到了我的作品里。写小说就是填补生活中的缝隙,准确的捕捉和把握,不是为了显示自己,而是揭示给读者。

记者:无论写作上还是生活上,您对自己的状态满意吗?

尹学芸:作为偏远山区的写作者,远离大都市,其实也远离了名利场,只要你不出挑,你的写作永远默默无闻。这种状态对心性、品格和意志都是考验。对于我来说,写作就是生活,很多年里,我甚至很少想功利这回事。我一直是种率性写作的状态,从无计划,也无规划。老百姓有句话叫天养人,说的是过去的土地靠天吃饭,多下几场雨,秧苗就活了,就丰年了,遇到大旱,可能颗粒无收。创作与其何其相似。

尹学芸口述

我对乡村感情至深

小时候我生活的村庄有两千多口人,是周围村庄里最大的,这是童年让我们引以为豪的。我写的许多文章都与那座村庄有关。有人因此而走进了它,认知了它,却发现这座村庄不是想象的样子,河水没有那样清,街巷没有那样长,邻家的媳妇没有那么美丽。朋友跟我抱怨,我说,可我见过清澈的河水,长长的街巷和美丽的邻家媳妇啊!那些美丽的瞬间,源于我的发现,一旦被我诉诸文字,便定格为一种永恒。

我从十多岁就参与集体劳动,学校放麦假或秋假,跟着大人去地里拣玉米、拾麦穗。有社员专门从远处的河里挑来水供大家饮用,为防止奔波时水往外泼洒,会在水桶上放一朵麻叶──跟荷叶相仿。日子过得很慢,一年跟十年也没什么分别。从场院,到地里,再到家里。这是很多人的活动半径。村里唯一的变化是,谁死了,或者谁出嫁了。生活没有意外,命运也很少有。

成年后,有一次采风到翠屏山,把自己的脚放到一枚大石头窝里,有人说这脚印是潘巧云的。因为山下的县城就在不远处,不单有石秀杀嫂的典故,还有一座村庄是传说中的祝家庄。我小时候去姨家,便通晓这座村庄的所有秘密。说没有哪条街道是齐整的,走着走着就走到一户人家的窗根底下,整座村庄就像八卦迷魂阵一样。村北的水闸是宋朝的遗物。这些与人物和故事并无关联,但记忆在这里撕开了缺口,让讲述可以从容引领。

我一直想说,蓟州是整个中国的缩影。有高山、平原、大洼、库区,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有小范围的移民。不仅有移一代、移二代,现在又有了拆一代、拆二代。这是个完整的社会大环境,但这个城市又很小,轻易就能看到舞台中心。人在背景中特别容易凸显。

我骨子里还是个农民。对柴草亲,对乡村有感情。这大概影响了我的视野,使得我做人做事都没什么野心,也没什么规划,总是想到哪,写到哪。写到哪,算到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