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以军:上天给你的时间,比你想象中的少
来源:单读 | 时间:2018年09月04日

  2017年的两场大病过后,骆以军再次带着他的新书《肥瘦对写》来到大陆。《肥瘦对写》收录了小说家骆以军(肥)与董启章(瘦)轮流设题的26封书信。他们从疾病、星座写到自己的第一本书或永远无法写出的作品……两位小说家在书写中交换着属于自己的私人记忆。

  我们以此契机专访了骆以军,听他讲述自己疾病、衰老与写作的欲望的博弈。重病后的骆以军称自己“在心境上变了许多……如果要成为一个顶级的小说家,其实上天给予的时间额度,会比想象中的少。”然而他依旧期待创作出“在黑暗的、被诅咒的困境里,人类拔高的美。”

  下文即本次访谈实录整理后的文字版本,全程隐去采访者问题,以骆以军叙述口吻呈现。

  《肥瘦对写》

  骆以军/ 董启章著

  理想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和朋友写专栏,就像是在逼对方出招”

  《肥瘦对写》一开始发在台湾《联合报》上,他们找不同的作家、朋友、夫妇或母女书写同一主题,这些人都是作家,就像是“相对论”。《联合报》第一炮,就找了我和董启章。我俩应该是过去20年来,大陆之外的华人小说家里,写长篇写得比较大型的两个对手,然后我俩又都是1967年出生,又一胖一瘦,我比较吵,他比较文静,所以很逗。

  我和董启章之前也在上海书展同台过。我俩同台就特逗,他普通话不太流畅,所以显得很沉默,我很爱耍宝、爱逗他。然后他的小说里也会有一种很静美的少女,而我的小说里会有一种人很像高中流氓,高中流氓的记忆是我的一个叙事资产。所以后来我常说如果董启章是个女孩,我一定把她、追她。

  ▲董启章,香港作家,代表作有《安卓珍尼》《地图集》《双身》《衣鱼简史》等。

  在《联合报》副刊登了大概三四篇后,效果不错,引起很多人讨论。后来台湾《印刻》文学杂志的副总编拜托我邀请启章,于是我俩就写了一年这个专栏,每个月各丢一个题目给对方写,就像是在逼对方出招。其实这样的对话通常应该发生在两个女孩之间,可发生在两个大叔之间,我觉得还蛮好玩。

  “我们的病都很像我们的小说”

  《肥瘦对写》栏目写完以后,我连续生了两场很大的病,那时候觉得我的阳寿可能就到50岁。现在过来了,但是心境上变了很多,如果现在跟他发动这个对写,有些话可能都不会像当时那样无忧无邪地写。

  当时就是蛮惨的,我在经济上已经碰到某些困境,然后乱接一些廉价的零工。在台湾这边,作家打零工、演讲钱都很少。接了很多后,身体就垮了,跟董启章写这个的时候,我生了第一场病,那才是刚开始。去年我心肌梗塞,在路边摔倒,然后复原了很久。

  我以前很像战斗军人,没有什么杂念,就坐在那边写写写写……过了45岁后,我的身体就崩坏了,特别是去年。后来活了,我觉得还蛮感激。七年前我来打(宣传)《西夏旅馆》,那时候觉得就是无敌铁金刚,排好多活动,北京打完又飞南京、杭州、广州……但这一次我觉得不行了,我现在战斗力大概不到生病之前三分之一。

  ▲骆以军,台湾作家,代表作有《西夏旅馆》《女儿》《匡超人》等。

  我同辈的一些创作者,很多都自杀了。邱妙津自杀,袁哲生自杀,黄春明的儿子黄国峻,比我小一点,也自杀了。在这一套西方的现代主义式的小说操练上,我和董启章都属于很认真的人,很严肃地投注了生命中足够长的时间去做这件事,但最后我们都在太早的年纪就生了大病,在《肥瘦对写》后期,他得了恐慌症。另外一个我很尊敬的对手黄锦树,也是1967年出生的,他写短篇且学问非常大,他也生了重病,叫重症肌无力,是免疫系统的疾病。

  所以我们的病都很像我们的小说,我就是“外家拳”,心脏爆了,然后去年,我的男性生殖器破了一个洞。黄锦树的免疫系统疾病,也像是他笔下非常魔幻的小短篇;董启章的恐慌症,就很像他的小说,是一个内向的状态。

  “上天给予你的时间,会比想象中的少”

  我从20岁开始,甚至更早在16岁,两眼发光,觉得就是要写小说,要进入到小说这个秘境里。时间没办法加速或者偷来买来,所以我持续读不同小说家的小说,读到30岁就生小孩了。

  但我的注意力依旧是在“我要写小说、我要写小说”,所以几乎到40岁才开始写小说,这是我觉得很不幸的状况。《西夏旅馆》之前的长篇,我基本可以一年完成,那时身体素质好。我在写《西夏》的时候,投注下去的力量是之前至少三四个长篇的力量,可是它也只是一本书的规格。

  《西夏旅馆》

  骆以军著

  理想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西夏》下一本到《女儿》,中间隔了6 年,这远超出我之前“写作饥饿感”的时间规律。一开始我也不会很慌,但第三年就慌了,开始尝试不同的写法,然而也失败了。在写《女儿》的时候,我就已感觉到,以前顶尖运动员的那个状态已经在下滑,不像写《西夏》的时候,感觉自己好像火影忍者,瞬间就蹦出来一个九尾妖狐。

  到《女儿》、再到下一本《匡超人》,我的力量更加被削弱。西方的长篇小说家,他们的黄金时期大约是35到 45岁。之后有些作家还会继续写,但他可能是并不是凭借着这种“暴力”在写,他是可以调控的。所以你如果认为自己要成为一个顶级的小说家,其实上天给予你的时间额度,会比想象中的少。

  在台湾,本来出版就比较穷的状态,所以有时候版权被谈得很便宜。但是我就觉得“怎样?将来我要写还可以有很多嘛!我就是水龙头,我干嘛去计较那水盆里的水。”但是时间过去后,你就知道其实你的量也没有那么多,因为你每一次吐出都是倾全力吐的话,你也不是永无止境。

  《西夏旅馆》《女儿》与《匡超人》这三本长篇中间,我出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书,有《小儿子》那种废话的书,还有旧的诗集,然后也有《脸之书》什么的,各种书都出。但到最后我就知道,作为肉身活下来的、留下来的,其实大概就这几部作品,可能比想象中少很多。30岁到40岁有三四本,然后40到 50就三本。

  《匡超人》

  骆以军著

  麦田出版公司出版

  我年轻时拿到一本书,爱看最后的作家年表,看他几岁写出了什么,然后对比我现在,那时候就发现永远不可能。因为你所在这个国度、你所在这个社会,它给予文学一个很奢华的位置。文学很奢侈,是人类文明上面最奢侈的,就像乳酪上最贵的那薄薄一层,而我凭什么去代表这个文明、这个社会去做这件事,所以当然要很穷很穷。

  我们最后能分配到的东西并没多少,这在年轻时是不会懂的。年轻时意志力很强,可以用爆发力去换去拼,但等到50岁就会发觉,我因为降生在这个时代、这个文明里、活在这个岛上,所以我就比本来的我少写了三个好的长篇。也不是因为我不努力,就算再重来一次,我也不认为有人能像我一样把各种点子拿出来用,但最后就是少了。

  “写小说这件事,比极致的性爱都要爽”

  20多岁时我很喜欢大江健三郎,他在《被偷换的孩子》中造出大量真实的细节,就像一个个幻术,真实会突然被他带到假的、颠倒的世界里去,我觉得我可能从年轻时就在做这样的练习。

  ▲大江健三郎,日本小说家,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我很容易紧张,经过公车站排队的人群时,我都会非常害羞。所以我30多岁第一次去演讲,站在台上肾上腺素飙太高,我全身一定死掉了非常多细胞。像我这样非常害羞、非常紧张的人,到一个空间去,其实几乎每一个人的表情、动作就都会有印象画派式的记忆。

  我有卡卡西(《火影》中的角色)的“写轮眼”,就是“拷贝之术”。我参加聚会回去后,晚上会睡不着,会一直回放自己有没有犯错,有没有说错话,有没有做很蠢的事,有没有得罪谁,那谁有没有不喜欢我。所以后来我在做小说素材调度的时候,我在一个空间呆过后,我只要打开机器,人们不会知道他们今晚可能就到了我的小说里。

  写小说这件事给人最大的回馈与奖赏,在写的时候就已经给你了。某个下午我在咖啡屋写下一段,好像是写《匡超人》或《西夏》时,我觉得这段如果马尔克斯思写都没我写得好。写那一段的时候,我觉得那种爽比一次极致的性爱或吸毒什么的都要爽,爽到爆!那么这超幸福的一刻,就是上帝宠爱我宠到爆了。

  “我们处在一个恐怖、纷乱、绝望的时代”

  中国古代的文人一定有一套东西,来对抗那个黑暗、绝望、疯狂的时代。我们现在会觉得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恐怖、纷乱、绝望的时代,然而魏晋之后,或者晚明、清末,整个家国崩坏,北方被屠杀殆尽……

  这也就如同西方,后来会出现很多悲惨、恐怖的小说,就是因为欧洲在高度的文明中,竟糊里糊涂发生一战,然后又过了四年发生二战,这都是非常恐怖的死亡场面。茨维格的《昨日的世界》中,是一个多么辉煌文明的殿堂,之后竟然整个被毁灭,而那毁灭到现在还在继续,比如现在的土耳其和叙利亚。

  ▲ 1941年,二战爆发前,茨维格游历美国纽约。

  再回看中国历代,还是有人可以写出《快雪时晴帖》、写出《陶庵梦忆》,还是可以像吴昌硕、齐白石他们,把那种崩溃的心灵魂魄刻在印石上。然而这整个文化已经在晚清时被西方崩解,继而一片一片糜烂,一定有很多城市的流民,一定有非常恐怖的场景……但他们在黑暗的时候,还是可以在艺术上,找到一种心灵尚美的可能,即使过了几百年、上千年,人们读到或者看到,还是会热泪盈眶。

  那么我就想用这个来砥砺自己,如果100年后的人有拿到我的作品,可他却不能感受到那个美,那种在黑暗、在一种被诅咒的困境里,这个人还想办法创造出一种人类可能拔高的美的可能,其实就是不行。

  “诺贝尔奖跟畅销书有什么关系?”

  我猜现在大陆的年轻人,玩音乐的人很多,网红当然会更多,因为这些是看得见的发光的事情。可是在网络之前的时代,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是大出版时代。小说家在某个时期,就是人类全部文明最强势的展演者。

  那时会有各样的B 咖小说家、C咖小说家,他们写一些罗曼史,可能会很畅销,但到最后会有一个教皇或者皇帝,这可能就是福克纳、可能就是波拉尼奥、可能就是博尔赫斯、可能就是鲁西迪,也可能是奈保尔。

  ▲罗贝托·波拉尼奥,智利诗人、小说家,代表作《荒野侦探》《2666》。

  这一切大约就在近30年里结束了。30年后,如果还有诺贝尔文学奖,而且现存的一些世界性的小说家都不在了,它会颁给谁?可能会颁给J.K.罗琳,或者村上春树?可如果我们回看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川端或者芥川,你会觉得诺贝尔奖跟畅销书有个屁关系。最后比起只会繁殖故事的小说家,这些人才是更好的小说家。

  鲁迅就是位了不起的小说家,而且我们到生命的最后还可以重读,他的几个短篇完全不输日本最顶尖的小说家。台湾解严后,同个时期我们也在看莫言,那时莫言大概才30出头,就写出了《红高粱》的天才之作。

  当时阿城、王安忆、韩少功……我读了很多,我很想学这种想象中的中国语言,后来才知道这不是中国语言,而是共和国的语言,是他们下放才经历到的东西。

  也只是因为一个疯狂的念头,上亿人被下放到农村去做人类学观察。然后就只有这不到100人,他们没上过学,他们的青春最感性,他们最有天赋,他们跟世界联系方法就书写。他们却又那么懂各种牲口的差别、各种谷麦的分辨、节气的变化、土地的知识、生与死……天地间几千年来农民就是这么生活,可知识分子都是远距离看山水,只有50年代这些小说家才真正置身其中。

  而且他们也刚好碰到整个国家的上升时期,全世界当时对大陆非常好奇。文革结束后到改革开放,整个文学氛围比较放松的,所以他们可以任意挥洒、写长篇,然后接着又被确定为国家级作家,所以他们在中年时就已有所成就。

  “作品是有灵魂的,作品会回头看你”

  西方小说家有一个比较稳定或成熟的文学书籍阅读市场,他不一定要被爆卖,也不会被丢到一个再也不会被发现的位置。

  在中国,最畅销的收入的缴税榜,竟然是作家,可能大家会产生一种心旌动摇、神驰意淫的感觉。可如果在西方这样很成熟的读书体系里,不会有人觉得莫言应该要与南派三叔比较,或是骆以军需要跟什么网红比较,西方会有足够稳定的一个阅读市场,作者很稳定,他的几千名读者也很稳定。

  西方作家出现在书店里,也不需要卖嘴皮来耍宝取悦大家,通常读者就是只是听他朗读,因为作家就是写作。而台湾作家出来讨生活都要很会演讲,会跟大家讲文学是什么。其实作家该做的本来就是读写,就像渔夫就该打渔,木匠就该雕刻木头,寿山石的雕刻师就该拿着寿山石雕刻。

  现在还有些人会说作家不要多写,这对我来讲就是假的,(就像渔夫)根本没有在打渔,你只是在表演你是很神秘的渔夫。这件事我不以为然,但这可能是在对抗出版的行销运作。那这已经背离了本雅明所说的,作品绝对会有灵魂,当你阅读作品,作品也会回头看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