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国际儿童文学论坛举行

来源:文艺报 | 时间:2018年08月28日 11:06:04

  文/徐妍 周俊男

  2018年6月14日至6月16日,由中国海洋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寇岑儿童图书馆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共同举办了“第二届国际儿童文学论坛暨第四届中美儿童文学论坛”。来自中国的朱自强、陈世明、李利芳、徐妍、徐德荣、郑伟、聂爱萍、王晶、齐童巍、周俊男,美国的克劳迪娅纳尔逊、马克·阿伦森、贝特西·伯德、贺耐娴、杜夕如、卡米拉·索利亚·特斯拉、安吉拉·索尔比,陈诗雯、刘馨雯、安妮·莫雷、黛博拉·史蒂文森,英国的汪海岚,加拿大的蔚房淑、西班牙的克里斯提娜·阿加利亚,新西兰的白莉民等50余位儿童文学研究者参加论坛。

  开幕式由普林斯顿寇岑图书馆陈敏捷博士主持。寇岑图书馆馆长安德烈·伊梅尔和中国海洋大学图书馆馆长王明泉分别致欢迎辞。论坛的主题为“跨文化儿童文学研究”,设为七个分论题:“儿童文学的评价、把关与批评”、“儿童文学与传媒的副文本解读”、“国际儿童文学与边界跨越研究”、“翻译、转换与文化代理人”、“国际儿童文学的比较解读”、“移民、移民价值观、新家园”、“视觉、交互与施事儿童”。与会学者围绕大会主题和上述议题,在儿童文学的现实与历史之间进行了跨文化研讨和对话。

  世界儿童文学的评价尺度问题

  对于儿童文学研究者而言,世界性的现实难题之一是如何重新确立儿童文学的评价尺度。

  美国纪实儿童文学作家马克·阿伦森在论文《桥梁与挑战:评判优秀的少年纪实文学》中,结合自身从事纪实文学的研究与创作的经验,质疑了美国主流儿童文学界在历史上所持的主流观点和主流评价尺度,即:将少儿文学等同于虚构文学,且假定虚构文学中的关于友谊、奇幻的故事等等主题是被儿童所喜欢的,并被视为是儿童阅读的入口。在质疑后,马克·阿伦森阐明了他的纪实儿童文学观和评价尺度,认为:与虚构的儿童文学相比,非虚构的儿童文学恰恰是儿童所需要阅读的儿童文学。其原因在于:如果说虚构文学是为了认识自我,那么,纪实文学提供的示范是如何严谨地、有原则地探求真理。对于儿童读者来说,纪实文学不应只是认识世界的必修课,而是让儿童读者相信他们可以改变世界。如果说马克·阿伦森的思考主要基于美国儿童文学界内部关于儿童文学评价尺度的分歧,那么李利芳在论文《中国儿童文学批评价值体系建构的理论构想》中的思考则基于当下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出版与理论批评之间的“失衡”现象。如何改变这一“失衡”现象?李利芳认为,需要重新建立“儿童文学批评价值体系”。但如何进行“儿童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的研究?主要立足中国本土语境,同时也要引入世界儿童文学关于价值问题研究的学术视野,在跨文化对话中,对世界儿童文学的共通性问题进行探讨。美国伊利诺斯州埃文斯顿公共图书馆馆藏发展经理贝特西·伯德在论文《在淘汰时代绕过“把关人”:网络世界的民主化如何推动而又挑战了儿童文学专家的工作》中,将思考目光聚焦在网络世界。他认为,网络时代儿童文学专家获得了助力,也遭遇了挑战。网络让儿童从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转换为消费者。有人认为书本已死,把关人已不再重要,但他坚信这种现象只表明图书管理员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图书馆时代并没有发生改变。图书管理员依然是把关人,有能力为儿童挑选书籍,这是把关人的责任。

  文本与副文本的跨文化对话

  现实与历史之间的跨文化对话是以文本世界的跨文化对话为基点。在论坛的第五单元,与会者对具有国际性影响的历史文本和现实文本做了跨文化比较。美国马凯特大学教授安吉拉·索尔比和马凯特大学访问学者杨宁的论文《“多么幸运,地球是圆的”:谢尔·希尔弗斯坦、任溶溶与诗歌身体化》对美国诗人谢尔·希尔弗斯坦和中国诗人任溶溶的儿童诗歌的表现形式和儿童接受方式做了比较。论文作者指出:虽然谢尔·希尔弗斯坦和任溶溶是在不同社会历史环境下创作了各自的儿童诗歌,但他们的作品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且能够让儿童读者将现实中的身体经验转化为语言中的身体经验。这种语言的魔力可以更好地通过儿童身体的表现体现他们的情感,且使得不同国家的儿童跨越了语言的障碍。东北师范大学副教授聂爱萍的论文《汤汤和斯蒂芬妮·梅尔的鬼怪人物形象比较研究》主要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为研究方法,选取当下中美儿童幻想小说代表作家汤汤的《来自鬼庄园的九九》和斯蒂芬妮·梅尔的儿童幻想小说《暮光之城》系列为研究对象,在跨文化视角下探讨鬼怪人物形象被塑造方式的异同,及其各自承载的不同社会文化隐喻。聂爱萍认为:中美两位儿童文学作家主要从容貌、服饰、体态等方面进行塑造,但又表现了不同的思想意蕴。美国儿童文学学会原会长克劳迪娅·纳尔逊在论文《20世纪中期的三部国际性小说:从街道到家庭到国家》中对20世纪中期具有国际性影响的三部美国小说——莎莉·沃森的《建国》、玛戈特的《方舟》和伊丽莎白·刘易斯的《打虎亲兄弟》做了跨文化研究和文本重读。克劳迪娅·纳尔逊虽然认同“少年帮”的传统指涉,但她更认为“少年帮”直接指向了公民身份问题,指代了儿童或青少年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儿童的公民身份问题正成为西方儿童文学批评界越来越关注的公共性话题,该论文在这方面做了有价值的思考。

  对文本世界起着类似“门槛”作用的副文本,作为世界儿童文学研究的新现象,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关注。在论坛第二单元,加拿大儿童文学研究者蔚房淑在题为“名人时代下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的营销”的发言中,提请人们关注曹文轩长篇小说《青铜葵花》英译本中的作家照片这一副文本形式。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博士杜夕如在论文《迪士尼DVD版的中国故事:〈宝葫芦的秘密〉中美版副文本比较》中,选取亨利·詹金斯跨媒体叙事的批评范式和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对三维动画/真人电影《宝葫芦的秘密》中国版DVD(2007)和美国版DVD(2009)的副文本——电影《宝葫芦的秘密》的预告片、海报、封面、片头字幕、电影衍生产品进行比较研究,认为电影DVD的副文本为文学原著创造出新的诠释、内涵和意义,并且在跨国界和跨媒体的过程中,促进了文学作品与电影的更广泛接受。贺耐娴的论文《冥想、图画书以及全球文化流动下的“和平小猪”》将中国佛教中的“冥想”作为儿童文学的研究方法之一种,通过对图画书《和平小猪》不同版本的对比,探讨了不同文化下背景对冥想与儿童之间关系的不同呈现方式。

  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译介与接受的跨文化对话

  论坛第三场围绕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译介与接受等论题展开跨文化对话。

  朱自强在论文《中国与西方传统儿童观的异同比较——以儿童文学的发生为视角》中提出了建构主义本质论的概念、对中西传统儿童观的发生进行了深入梳理和辨析,由此反观中国儿童文学观的独特性。朱自强从发生学的角度比较了中西儿童观的差异性,认为:首先,西方的传统儿童观深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而中国的传统儿童观来自儒家思想。其次,西方的传统儿童观存在着因为尊奉成人经验而漠视儿童的问题,而中国传统的儿童观不仅存在着因为独尊成人经验而漠视儿童的问题,且儒家的“父为子纲”还存在着伦理上的人格压迫、权利剥夺等严重问题。之后,朱自强也比较了中西方传统儿童观的相通性,即对儿童缺乏研究而导致的对儿童精神世界的“误解”。最后他谈到,如何建构更合理的儿童观,是中西方儿童文学健全发展的重要基础。徐妍的论文《鲁迅译介〈小约翰〉与儿童文学的跨文化现代性》以鲁迅译介《小约翰》为研究对象,提出了“儿童文学的跨文化现代性”这一概念,并从文本之外、文本之内、文本之间三个层面重评了鲁迅译介《小约翰》如何深具“儿童文学的跨文化现代性”,由此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翻译史上,乃至世界儿童文学翻译史上的“儿童文学的跨文化现代性”的典范之作。郑伟在论文《趋同与差异:中国儿童文学的俄苏影响(1949-1966)》中谈到,中国师法俄苏建立起体现国家意志的儿童文学管理、生产和研究体系,动员各种社会力量为繁荣儿童文学服务,在理论与创作上全面移植和汲取俄苏的儿童文学资源,两国儿童文学在许多方面呈现出高度趋同性,但俄苏儿童文学对中国的影响并非简单的“输出—接受”的线性关系。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白莉民的论文《〈伊索寓言〉的转变:以针对中国儿童的文学采用和改编为例》考察了《伊索寓言》的四个译本,以追溯它们在晚清时期作为教育材料的发展和转变,其中包括中国儿童的识字启蒙读本。该论文通过对《伊索寓言》四个译本的回顾,旨在揭示其在启蒙读本/读者和儿童文学之间的过渡作用以及东西方教学法中传统和现代的融合。

  有美国学者问及鲁迅翻译《小约翰》的现实语境。徐妍回应道:鲁迅译介《小约翰》的现实时间是1926年7月至8月间,正值鲁迅即将离开他生活了14年的北京之时。但鲁迅译介《小约翰》的语境更主要的是和他一生所追求的“立人”的启蒙主义旨归有关。朱自强补充道:鲁迅是一位思想家,他对《小约翰》的翻译,以及他对儿童形象的塑造、对儿童观的阐释,都源自他所主张的“立人”思想。所以,虽然鲁迅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儿童文学作家,但鲁迅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影响,对中国儿童观的影响是深远的。

  儿童文学的翻译、转换与文化代理人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儿童文学的国际影响力日渐增强,如何翻译中国儿童文学成为一个新问题。论坛的第四场就对翻译等问题做了集中探讨。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翻译家汪海岚在题为《作一名翻译者:十万个为什么》的大会发言中谈到,翻译问题首先表现为语言问题,但中西方的读者对语言的理解有所不同。汪海岚坦率地承认,如何翻译曹文轩小说中的乡土语言一直是她翻译中的难题。她阐明了自己的儿童文学翻译观念——尽可能地忠实于作品本身,而不考虑儿童读者的接受心理。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徐德荣和范雅雯的论文《乡土语言与中国儿童文学英译的风格再造——以曹文轩作品〈青铜葵花〉的翻译为例》恰好回应了汪海岚的如何翻译乡土语言的问题。她们认为,乡土语言体现着儿童文学的文化真实性,塑造着作品的独特风格。乡土语言集中体现了作者及故事中人物在思想、情感和审美倾向等方面的区别性特质,在翻译中的再现程度影响甚至决定了儿童文学文化真实性的再现和作品风格的再造,具有重要研究价值。汪海岚英译的《青铜葵花》整体上较好地再造了原作,但在处理乡土特色语言时,应尽可能“求真”,以期实现体现文化真实性的儿童文学翻译。美国儿童文学研究者幸佳慧的论文《隐形的权力支配——译者的性别》引入了性别研究,深入思考了翻译者成为文化代理人时性别对其产生的影响。辛佳慧认为,由于性别跟社会的权力、角色、阶级息息相关,必然会影响译者在这种相互作用的机制里所使用的策略。耶鲁大学儿童文学研究者卡米拉·索利亚·特斯拉的论文《日本化:吉卜力工作室作品的翻译》运用翻译理论探讨针对东方受众的西方文化翻译,其后的回译,以及两种语言和文化转换时获得以及丢失的故事要素。卡米拉·索利亚·特斯拉指出,这些作品的翻译多变,通常展现出一个不复存在的、甚至从未存在过的欧洲。

  移民儿童、移民儿童的文化价值观、新家园

  论坛第六场讨论了在跨文化研究中,移民儿童和移民儿童的文化价值观,以及移民儿童定居于美国“新家园”后的种种体验、矛盾、调和的历程。

  华裔美国籍儿童文学研究者陈诗雯和刘馨雯的论文《“乖”的跨国界翻译:探讨郭珍芳〈中国女孩耶鲁梦〉中的“好”孩子概念》探讨了“乖”这一规范中国儿童行为的最重要的文化概念在美国语境中如何被重新阐释,试图探究“乖”这一文化概念是如何完成了跨国界翻译并被重新定义的。从概念上讲,作者倾向于将“乖”定义为一种具有矛盾性的文化逻辑,以解释这种对于儿童行为典型的中国式解读,如何能转化为一种适应于美国竞争性社会环境的新型行为模式。德州农工大学的安妮·莫雷的论文《多丽丝·夏尔顿·斯蒂尔〈苏在西藏〉中的多重跨界》选取了世界主义的文化立场,对1942年出版、由美国传教士之女多丽丝·夏尔顿·斯蒂尔的长篇小说《苏在西藏》的个案解读。作者认为,小说中包含了多重跨界。其中最有趣的跨界存在于青年与成年、女性与男性之间。暨南大学尤呈呈与和瑶瑶的论文《无家可归的儿童:全球化下中国儿童文学的新现实和新表现》以中国城乡迁徙和全球化现象为社会背景,以曹文轩的成长系列小说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中国留守儿童为何成为无家可归的儿童,旨在展示当今中国家庭形象的多面性并将这些儿童生活的描写与城乡迁移、身份和主体性问题联系起来。

  视觉、交互和作为动作主体的儿童与会学者在论坛第七场讨论了儿童阅读和推广的话题。

  西班牙庞培法布拉大学的克里斯提娜·阿加利亚的论文运用读者反应批评模式理论,引用实验数据并进行分析,以探讨童话故事软件的交互性特点和儿童对其反应二者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齐童巍的论文《文字图像化与图画书叙事的时间性特征》以三本美国图画书为例,探讨了文字图像化的表现形态和图画书如何进行实践性叙事。周俊男与张鑑如的论文《幼儿对颠覆性别刻板印象图画书的读者回应》以实证的方法,研究幼儿对颠覆性别刻板印象图画书的解读与回应。陈世明的论文《教育戏剧与教师人格成长》探究教育戏剧与教师人格成长的关系。作者在当下新型的阅读与推广的教学方式即教育戏剧活动中去思考和重述中国传统的师道观。儿童文学研究者黛博拉·史蒂文森的论文《应用作者:编码于教室之外》追踪美国目前的教育现象,研究美国青少年的STEM教育。

  与会学者对教育戏剧的话题很感兴趣。有学者问:教育戏剧能否帮助孩子提高成绩?教育戏剧在学业上占多大百分比?在批判性思维培养上又占多大比重?还有学者问道:戏剧教育对有阅读障碍的孩子有多大帮助?陈世明回应道:教育戏剧不同于舞台戏剧。这样的戏剧无剧本,由孩子自主选择角色,只是一种学习方式。对先天有阅读障碍的孩子,木偶戏是有帮助的。

  在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置身于世界性视野的背景下,本次论坛在儿童文学的历史与现实之间展开了多层面的跨文化对话,既有助于深化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再认识,也有助于促进世界儿童文学研究的交流和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