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批评
封面拉郎配 这个病怎么就是治不好?
来源:北京青年报 | 时间:2018年08月17日

文/祝鹏程

谭其骧误作吕思勉(左图) 《中国通史》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7 蔡元培误作章太炎(上图左) 《章太炎讲国学》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8 孙诒让误作章太炎(上图中、右) 《章太炎讲国学》 金城出版社2008-5 华文出版社2009-9

汤恩伯误作胡宗南(上图、中图左) 《胡宗南大传》/团结出版社2014-1 《西北王胡宗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 白崇禧误作胡宗南(中图右) 《西北王胡宗南》/四川文艺出版社1990-5 段祺瑞误作孙传芳(下图左) 《孙传芳传》/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9 张宗昌误作孙传芳(下图中) 《细说北洋:孙传芳》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8 阎锡山误作黎元洪(下图右) 《黎元洪传》/崇文书局2009-7

梁启超误作康有为(左图) 《康有为文集》/线装书局2009-7 梁漱溟误作梁启超(右图) 《中国近代名人传记丛编:梁启超》/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1

废名误作梁遇春(上图) 《梁遇春精品文集》/团结出版社2018-5 杨骚误作林语堂(下图) 《林语堂英译精品》/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7

何谓封面“拉郎配”?说白了就是书籍封面设计的名实不符,封面和内容不搭界。“拉郎配”的封面向来就有,早些年常见于翻译小说的装帧,把影视作品的剧照、历史上的名画配在文学名著封面上,某个在译介海外文学上极有成绩的出版社就一度热衷于这么做,比如把《罗马假日》的剧照安到格雷厄姆·格林《恋情的终结》的封面上,把一部纠结于两性爱欲的杰作,生生变成了傻白甜的罗曼史。

后来,另一种“拉郎配”封面出现了。如果说老派的“拉郎配”还有那么一点跨文体的“创造性”的话,新派的“拉郎配”错得更加离谱,被放在封面上的“作者”或主人公头像根本就不是你所认识的那一个,是编辑配错了图。

总体来说,新式的“拉郎配”封面大多是晚清民国题材的。细分起来又能分成两类,一类是时人的经典著作,作者包括学术界的名家,以及文史界一度被尘封的人物,或是英年早逝,或是长期被历史湮没,近些年才再度回到大众传媒的视野中。这些书多数已经成为公版,编辑出版这类书既不需要给版税,也不需要家属授权,这两年一大批二流三流出版社靠出这类书赚钱。但多出则滥,质量往往得不到保证。比如,某社在出版吕思勉的《中国通史》时,竟然把吕先生的照片错配成了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还有一本《中国近代名人传记丛编:梁启超》,把梁漱溟的照片配给了梁启超,你简直不能相信这本书是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马勇教授编的。

另一类是针对晚清民国文人和政客的传记类作品,这类传记粗制滥造得厉害,不乏找枪手用剪刀加浆糊制造出来的,很多政客类传记还有浓厚的厚黑学风格,标榜“谋略”,迎合“职场”,教坏人心。这类作品明显是为了圈钱,编校质量更是堪忧,自然就成了张冠李戴的重灾区,比如某本关于现代史上重要人物胡宗南的传记,硬是把横行西南的白崇禧的照片放了上去。

坦白说,当下很多书商或编辑的专业素质是堪忧的,他们过分相信互联网,随手在百度图片上一搜,找张顺眼的就如获至宝放上封面。为了圈钱,他们只追求多快省地出书,而不会去核对照片到底对不对。另一方面,对于很多普通读者来说,他们需要通过阅读这类作品来满足对民国的想象与怀旧,但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情感符号,比如“气节”“才华”“风骨”,而未必熟知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尤其对这些人的生涯与观点未必真正有兴趣,这也在无形中纵容了“拉郎配”式封面的流行。

宋人俞琰 《席上腐谈》里有一个经典笑话:

温州有土地“杜十姨”,无夫;“五撮须”相公,无妇。州人迎杜十姨以配五撮须,合为一庙。杜十姨为谁?乃杜拾遗也。五撮须为谁?乃伍子胥也。

“杜十姨”“五撮须”是愚夫愚妇虔诚且善意的笑话,今日的“拉郎配”封面却是传媒时代的知识人不学无术的产物,这就又等而下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