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离家舍,常在途中
——《私家地理课》自序
来源:文学报 | 时间:2018年08月15日

  文/赵柏田

  我常想,这世间的好文字都是要勘破些什么的。李叔同勘破红尘,所以有“长亭外,古道边,夕阳山外山”,史铁生勘破生死,所以有《我与地坛》。什么也勘不破的俗人,只有埋头赶路。

  川端康成的小说《雪国》开头写道:“穿过长长的隧道,前面就是雪国。”少年时代起,我着迷于幽暗堆积尽头的那一抹微光。在我看来,那就是东方的审美和格调。还有一年去西宁,带了一本陈渠珍的《艽野尘梦》路上看,书上写的是他带兵驻藏的经历,还写到一个爱上他的藏女西原,一路跟着他,最后历尽艰难回到西安,却死了。写边地风光,非常硬辣的文字,写到男女之情,却又变得柔软无比。常读的还有沈从文在沅水漂泊,写给女友张兆和的那些私人信件。读着这样的文字,总觉得他们都是特别认真赶路的人,在途中,处处可以安身立命。

  将近知天命之年,突然发觉,这世界有多少地方是我没到过的。我未曾到过的地方,此生或许不会再去。即便机缘凑巧去过某些地方,也时常恍恍惚惚,不知是在途中,还是在家里。

  人年轻时,随便买一张车票就去了远方,年纪混大了,却愈发懒了,离城十里,就像是在异乡。常常就那样痴坐竟日,但心神还是不安分,常常作着远游。这时回想走过的路,远的、近的,原来地理就是一生最早的启蒙。三十五岁时,我借同乡王阳明之口说,“地理是我记忆的核心”。我那时说的地理,是“一次次的离去、抵达、思乡、怀念以及旅途中归属感的疑问”。它们构成了一张复杂、密致的网,是一个人成长、并获得自我身份确认的重要部分。

  我现在多么怀念那些远游的时刻。我原来写诗和短篇小说,后来写长篇小说和历史非虚构,中间有两年,我成了一个无所事事的人,以为我此生再也不能写作了。是一次突然降临的远游,帮助我走出了心理困境。那是2004年秋天,我一个人走河西走廊古丝绸之路。拉远了的地理空间给了我反观自身的一个机会。

  出门准备行囊时,正好手头有一本美国汉学家谢弗的《唐代的外来文明》(原名《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就随手带上了。正是这本书使那次行走成了一场火花四溅的激越的爱情。那些公元八世纪前后的物事,在一千余公里的旅途中一一得到了印证,万物各归其位,每个词也坐到了实处。收在集子中的《向西,向西》记录了那次行走。此后每次出门,不论长途短途,都要带几本书在路上。有时,带去的书与风景相宜,途中便有悠然心会。但更多时候,走了,也读了,人与事、词与物,却都隔膜着,碰不出一点火星,费心费力准备的书,回来还没有打开过。

  但还是会一次又一次毫不气馁地准备着书和行囊,相信“到处地方都有个秋风吹上心头的时候”,相信旅途中会有爱情发生,会有灵光闪现的一霎,让四时沧桑、胸中海岳在某时某地如通了电般,圆融正觉了起来。那是多么美妙的一刻,每个词都坐到了世界的实处,而凌乱着的物,也在天地间的秩序中一一归位,如同头顶的星空,无言中却有大美。

  就像华莱士·史蒂文斯找到那只“田纳西的坛子”,让凌乱的荒野和山峰重新得以安排:

  我把一只圆形的坛子

  放在田纳西的山顶。

  凌乱的荒野

  围向山峰。

  荒野向坛子涌起,

  匍匐在四周,不再荒凉。

  圆圆的坛子置在地上,

  高高地立于空中。

  它君临四界。

  这只灰色无釉的坛子。

  它不曾产生鸟雀或树丛

  与田纳西别的事物都不一样。

  大地风景无语。“我多么富有啊,我必须奉献。”在行走中阅读,又在阅读中体证行走的人生。一次次在词与物的世界里双重行走,相互诠释,又相互印证,成了认识自我和他者、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一颗灵明的心,不能少了来自四时风景触发的欢乐。就像十七世纪日本俳人松尾芭蕉说的,“乾坤的变化,乃是风雅的种子”。

  临济宗的义玄禅师有一偈,“在途中不离家舍”,途中的一棵树,一片云,都可以是家。他还有一句话是,“离家舍不在途中”,离开了家,也并没有一个旅途可言,人生本是一场远行。

  不执着,也不疏怠轻忽,活到快五十岁,我好像才学会走路。有道是:“不离家舍,常在途中;途中家舍,触处相逢。”同样的意思,在我喜欢的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那里也得到了印证:“离开本土而又不真正离开家是一种诱惑,这是一种产生于旅行癖好的乐趣。”

  这本书是一个人的私密地理课。一个个地名和坐标,它们是具象的,又超越了具象,其间记录的,是地理给予一个人的心智和情感的双重教育。偈云:“人从明州来,却入庐山去。”我现在生活的地方,以前就叫明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