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紫:浴尘埃
来源:文艺报 | 时间:2018年07月20日

文/东紫

认识和把握作家所处的时代,是写作上的一个根本问题。写作者不管身处哪朝哪代,哪国哪区,都要琢磨在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下,在当前的语境里如何呈现这个时代。我个人认为,只有针对我们时代时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思考和改进,才是真正的认识和把握。当下,高速发展的物质生活和数字化科技的应用,对人际关系、社会分工、城市和乡村的改变等等,产生着史无前例的影响。时代的大潮在我们眼前滚滚而行,尤其是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冲突、融合及与之相关的抗拒、接受、反思,都与我们息息相关。我们感知到了乡村经验的流逝和更新,也体会到了城市经验的膨胀和自我消化;既体会到高度发达的物质生活带来的便利,也感知到了膨胀的物欲里被挤压被丢失了某些精神元素的悲哀、疼痛和渴求。但就在如此丰富的境遇下,很多作品呈同质化的“室内剧”状态,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方面。

高度发达的物质生活和现有体制所给予写作者的既得利益,使得人们的忍饥耐苦的能力减弱,也使得写作者和社会的紧张关系降低。这就使得作家满足于在温湿度适宜的房间里隔窗观望,即使意识到弊端所在,也缺乏走出去、扎根下去、深挖深究深体验的精神,自然阻碍“元素材”、“元经验”的获得。满足于便利的“二手经验”或“多手经验”。当意识到发声、深究、用赤诚的态度进行呈现会影响自身优裕的现有生活时,很多写作者也会在这种矛盾下做“明哲保身、智者沉默”的选择,绕道而行。

文学作品自身经济价值的低廉和衍生品——被改编成影视等的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反响,与精英意识精品意识的缺乏相辅相成,彼此媾和,相互衍生。利益让操作者只注意收视率、购买率、点击率等,为达到这些目标刻意迎合人们消遣娱乐的心态,肆意宣传,大力制作,最终形成长久性的诱导。民众被诱导的同时其实就是国民素养被物质化、欲望化悄悄塑形和锚定的时候。作家作为民众的一员,也会有意无意地被改变,讨好的、渴望被改编、被大众接受、通过文学发家致富的心态,将写作之笔伸入的方向扭转。

或许是由于文学的神圣性逐渐消失的原因,作家对于文学创作的赤诚度在减弱。当一个作家对自己创作的或即将创作的作品,缺乏类似于信仰的赤诚度时,作品的品质自然就会受影响。尤其是在国人的目光停留在娱乐性消遣性的文字和影像制品上时,当作家自己意识到自身的文学创作,不但极有可能被浩瀚的文字淹没,甚至沦落到了“自己和自己玩”的状态下,那种穷其生命,呕尽心血要创造出珍品的动力就不足。

这种种的缘由,让许多作家满足于坐在空调房间里,在电脑前轻轻滑动鼠标,根据市场的需要和受众的喜好,凭借自己的智识进行“码字”。

“这样的作家会一次次地拒绝书写饱含激情或者充满观察细节的语段,其结果是他们的作品极其乏味。”这话是美国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说的。她说过的另一段话,对“如何认识和把握时代”,该是最接近本质的回答。她说:“事实上,收集素材是小说家的一项最基础也最卑微的工作。小说就是关于任何人生于尘归于尘的事情,如果你不想搞得自己满身尘埃,那你不应该奢望着写小说。写小说不是一份你所以为的‘体面’的工作。”

“旁观尘埃”和“满身尘埃”决定着一个作家是否真正地了解笔下人物的生活、情感和思想。用卡夫卡的话说是“抚摸世界还是在把握世界”。李敬泽在《论小说的思想性》一文中说:“不了解生活,写作就没有血肉,没有思想,写作就没有灵魂。一个作家要穿越复杂的表象,把人们心中有但笔下无的东西披肝沥胆地说出来,这个‘穿越’说起来容易,实际上大难,是作家与生活、与他人、与自己艰苦的对话过程,这个过程中,作家必须是真挚的对话者,是明了世事人情的对话者,又是一个有思想勇气和思想深度的对话者。”在这里,“真挚”二字是写作者该具备的基本素养和写作态度,它决定了作家是“旁观尘埃”还是“满身尘埃”,是“抚摸世界”还是“把握世界”。是诊治写作问题的“君药”,是认识和把握时代的前提和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