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菲利普·罗斯:受苦者站在他的愤怒背后
来源:澎湃新闻网  | 时间:2018年06月01日

  文/索马里

  马丁·艾米斯的《与陈词滥调一战》里,有一句很轻盈矫健的赞美,是关于厄普代克的。看到的时候只觉得用在厄普代克身上未免有点可惜。那句话大意如下:“你只要看过厄普代克的一部作品,你就知道这个人的全部作品你都不能错过。 ”

  菲利普·罗斯去世之后,我才敢小心翼翼把这个句式改头换面在心里默念了多遍,借此纪念对他的近似半程马拉松式的阅读,我想,以下这句也可以放在一篇非常个人化的讣告的开头:“如果你读过《再见,哥伦布》或《美国牧歌》或《垂死的肉身》或《遗产》或《愤怒》或《凡人》或《夏洛克行动》或《人性的污秽》或者《另一种生活》或他的31部长篇小说的任何一部,你都知道自己要把这位作家的全部作品都找来看看。”

  菲利普·罗斯

  “一个犹太人成为作家的概率几乎和一个意大利人加入帮派团伙一样无法避免。”——菲利普·罗斯这么解释自己的创作生涯,这么说当然是一种令多少人脸红的自谦。但说的当然不是犹太人有多少天赋,相反地,是他们身上的历史重负(伤痕)及其衍生的道德性家庭金钱意义系统,让他们几乎无法摆脱成为一个作家的阴影。

  这种阴影是他们的精神割礼,可能被人用作索命或攻击的借口。就比如,2011年,罗斯获得布克国际奖的时候,评委之一Carmen Calli愤而宣布退出评审团,她对《卫报》抱怨罗斯“几乎在每一本书里都在不停、不停、不停地重复同一个主题。”我个人认为这位评委的抱怨略显轻浮,甚至可笑,因为她忽略了艺术的严肃程度往往不只是由其主题,而是由作家赋予其上的风格和意识来决定的。

  更别提,31部长篇,还有小10本散文、随笔摆在那里,无论如何不能算同一个主题,相互之间隐秘的借用、对话、颠覆、补偿——稍微严肃的评论家从中看到的,应该是,一个人对小说、对自我、和历史、和乱糟糟的美国现实从未妥协的追问和修正。

  2014年,罗斯在《纽约时报杂志》回首《波特诺伊的怨诉》出版的45周年——这里也可以适当提醒读者一下,2009年的时候,Mary Beard也写博客抱怨说这本书是一场“文学的酷刑”“重复的、男性平庸的性幻想”,不明白这本为何会被追封布克奖(当然这个奖项是非正式的)。而1960年代另两本堪称酷刑的书,厄普代克的《夫妇们》或梅勒的《我们为什么在越南》则安心地被人们遗忘了。只有罗斯的这本留了下来——他说《伊利亚德》的英语译本的第一个词就是“愤怒”(rage),是的,愤怒。愤怒是西方文学的始祖。站在他齐腰的作品里,我想,这句接近真理的洞察,只有他有资格说。

  《再见,哥伦布》

  是的,1959年的处女作《再见,哥伦布》就是含着这种“愤怒”的银勺子出生的作品,欧文·豪就看出了其中“极端的准确”。关于什么的准确? ——懂他一辈子的贝娄概括得最好,“对已降临在不计其数的美国犹太中产阶级头上的精神空虚”。贝娄从一开始就鼓励了他,不必去写那种可以降低美国公众“反犹情绪”的公关稿,因为丧失“现实感”是得不偿失的一件事。所以,1962年,《再见,哥伦布》出版三年之后,因为书中美国犹太人的一些不再传统的描述(贝娄可能是对的,他把“那些欢快、健康,可以说愚蠢的郊区居民“看作“犹太历史悲剧的下一章节”),菲利普·罗斯还是会在叶什瓦大学的一次讲座上遭遇这样的指责:“罗斯先生,如果你生活在纳粹德国,你还会写和你之前写的东西一样的故事?”那天他气疯了,在一个餐馆边吃三明治边对朋友们发誓:“我再也不写犹太人了!”

  但我们知道,他怎么可能轻易放弃他比谁都观察深刻的命题。1962年的《放手》是他宣告自己尝试不同(文学)身份的严肃尝试,尽管这本600页的小说在今天看来是太长太屈服于自己的野心了,但主题明显是感伤而严肃的。他想写,“最后一个属于美国的时代”,充满男子气的(犹太)主人公们要进入无情坚固的成人世界,婚姻、孩子和供养他们的工作,这样的设置怎么不让人愤怒,对女性来说当然也可以如此。到了1967年的《当她还是好女人的时候》,是一份更成熟的愤怒的宣告。这本小说有现实的婚姻失败(闹剧)作为铺垫,似乎落实了他无情的厌女症患者的形象,露西·尼尔森是有他第一个妻子的影子,在部分地方被无情地对待和质问,但重点不在于作家让这个女性遭受的悲剧,而是在于露西对登徒子、伪君子、懦夫们、蠢货们、骗子们、说谎者们、父亲们和丈夫们(最后这两者无论如何没有理由被忽视)的愤怒和告别。

  回过头看,《当她是好女人的时候》是你是否能理解罗斯这个作家在接下来的40多年里,不停地在小说里创造自身的分身、代理人、敌人的关键。你在1967年的这种早到的“女权主义愤慨”里,看到的应该是罗斯尝试理解“受苦”的努力——对他而言,“愤怒背后的东西”,其实是“受苦”。

  《波特诺伊的怨诉》

  对这点了解得更深刻,你就会越发理解1969年,《波特诺伊的怨诉》出版所遭受的攻击和冷嘲是多么偏离重点。《波特诺伊的怨诉》令一些人觉得恶心,可能是因为这是“二战”后的美国小说里第一次揭露犹太人的狂暴,尤其是犹太人对上一代父母,或对异教徒的狂怒的作品。尤其是儿子的身体健康和生活习惯对一丝不苟的犹太母亲,对强迫介入关注自己的“消化道两端”的犹太母亲的控诉!母亲不让儿子冲厕所,因为要检验他的消化情况,是这样的犹太母亲。而一个犹太儿子除了能说出“阴茎是我能真正说属于我自己的全部东西”之外,他表达愤怒的方式除了这种远离和诅咒之外,还能有什么呢?

  “因为我们再也没法忍受了!因为你们这些该死的犹太母亲太他妈难以忍受了! ”

  对犹太母亲的攻击,或者说一个永远有阉割焦虑的犹太男性和一个有阳具崇拜的母亲的对立。是罗斯的小说里愤怒的始祖,也是他日后要在小说里不断去升华刻写的原型矛盾。

  欧文·豪曾将移民美国的犹太母亲们描述为某种“感伤的崇拜的对象”,她们缔造的家庭价值和氛围成了犹太人群体在战后最信任、迷信的符号(但也是贝娄这样的不合群者,会从中看到这是犹太人又一次的精神危机)。所以,《波特诺伊的怨诉》遭受各种本能的攻击几乎是必然,有报纸说,罗斯写了“一本所有反犹主义者祷告已久的书,一本甚至可能比《锡安长老会纪要》更具灾难性的书……犹太人民将为此付出代价。”这本书产生的现实伤害,也会是日后祖克曼系列或者凯普什系列或者美国系列背后,最想抚平的伤害——

  他第二重要的传记作者在《被释放的罗斯》(Roth Unbound)里透露过,在《波特诺伊的怨诉》出版前不久,罗斯就警告他父母他们也许会被记者骚扰,这超乎他们的理解,就送他们去欧洲旅行。他母亲还哭了,因为她害怕这本书的反响会让他被蒙骗,继而令他感到失望。(他真实的犹太母亲!)他现实里的父母一直很自豪于他的作品,不能理解《波特诺伊的怨诉》招致的剧烈攻击,也不会明白波特诺伊对母亲的那种充满性焦虑的愤怒。在邮轮上,罗斯的父亲还骄傲地问所有人,“你想要一本我儿子的书吗”。然后回到客舱在《波特诺伊的怨诉》上签下自己的名字:“菲利普·罗斯的父亲,赫尔曼·罗斯”。

  《被释放的祖克曼》

  我们只有到“祖克曼系列”的第二本《被释放的祖克曼》(1981),才能看到罗斯从未逃避过文学对自己、对自己的家人造成的伤害。他甚至虚构了一个“不赞成他的作品的父亲”(这和现实里永远友善的赫尔曼·罗斯相去甚远)。《被释放的祖克曼》里,祖克曼写出了自己的第四本书《卡诺夫斯基》(有趣的巧合,《波特诺伊的怨诉》是罗斯的第四本书),小说里的父亲接连中风了几次,作家祖克曼以为父亲再也没有机会读到这本在别人眼里显得亵渎的小说,但一个好事的邻居会定期去疗养院,并且热心地把这本麻烦不断的书读给老祖克曼听,结果是导致他突发心脏病。临终的老祖克曼先生盯着他的长子的眼睛,说出了自己的临终遗言:“杂种” 。

  极端恐慌的祖克曼无法停止揣测,父亲的那句“杂种”(bastard),有没有可能是“快点”(faster)、“大点”(vaster)或者是“好点”(better)。

  “杂种”的诅咒在《被释放的祖克曼》中被颁布,并贯穿了罗斯之后几乎所有的作品,像一面耻辱的旗帜,悬挂在他的书中,在他在美国受到的不尽公平的对待里。我个人一直有一个不成熟的猜想,这种虚构的父亲的敌意,既是一个作家对全部外部敌意的努力消化,即他要面对文学和现实在虚构这一领域的伦理困境,同时又是他对文学赋予的叙事特权的一种带着羞愧的回应。

  我们会在罗斯之后的所有作品中,和他一起体味这种诅咒带来的羞耻、愤怒和疑问——这几乎是他的诸多文学分身们在每一本里都要面对的母题,而在这一点上,罗斯的小说也完成了1960年代他接受的精神分析无法替他完成的部分,当他在分析师的躺椅上无法得到的答案,关于为什么会幻想老师就是他母亲的分身,为什么他会对朋友小说的成功感到嫉妒,为什么第一次婚姻给他带来那么大的愤怒,为什么“欲望”对男性而言充斥着否定,和愤怒。

  之后的二十多部小说,都是和弗洛伊德的理论旗鼓相当的精神分析的杰作。他的一个评论者总结得好,“那个悄然被围攻的父亲,还有控制狂的可怕的母亲,以及那个备受折磨的(勉强)幸存下来、讲述这个故事的儿子”,是我们理解罗斯小说的一个堪称稳定的结构。对文学抱有公正看法的人,会看到,罗斯在每一本小说的那些嘲讽、俚语、即兴的笑话、混乱的白日呓语中间,屹立的其实是这样令人感伤的支柱。这个结构里的父母,显然不完全是他的父母;他的愤怒,也显然不只是他的愤怒。

  从令人惊叹、炉火纯青的《鬼作家》开始的祖克曼系列,是罗斯对贝娄的那句鼓励的完美回应,他让美国小说从责任和所谓的严肃性的负担中间挣脱出来,让文学变成了对政治闹剧(令人厌恶的尼克松!伪善的约翰逊!),以及对愤怒的主人公(无论男女)“受苦”的理解,以及对美国和全世界犹太人生存危机从未消歇的关注。

  只是,文学的苦役将他带得太远,在一个渴望作家提供“单纯”和“希望”的新世代,人们其实是无法承受,他将“自我”抵押,和虚构性进行的那种严肃的博弈。成为美国人,或成为犹太人,这两种选择对他而言,其实都是无法忍受的,这两者的对立,是他写作出发的起点,然后在31部小说里,他折磨着自己的主人公和自己,如困兽,和那些看似温柔的规训的铁笼子搏斗。

  到老年时,更是陷入被轻佻误读的尴尬境地,甚至写信给维基百科解释小说的人物设定和他妈的现实巧合完全不是一回事。契诃夫如果还活着,肯定也会替他辩护,从什么时候开始世风如此堕落,会认为小说家就是小说家试图反映的问题本身。就一种深入的理解而言,我们其实亏欠他和他的作品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