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的色彩
来源:《浙江作家》杂志 | 时间:2018年05月17日

  文/摄 邱闳

  沙耆(1914-2005年),名引年,字吉留,乃当代中国最富传奇色彩的油画家。一生坎坷,命途多舛,即使天妒英才,也终不掩其成就卓著、艺术辉煌,他的画展让人惊呼,中国当代美术史必须改写,他被誉为中国之“梵高”。

  沙耆故居“藜斋”由沙孟海题字,位于宁波鄞州区塘溪镇沙村,二间一弄楼房,现为鄞州区文物保护点。

  作为三度访客的我,这个村子里的巷弄算是将我当成故友了。静谧的矮墙上,草色机灵地把斑驳的墙面装缀成一幅幅水墨写意,自由走动的鸡犬,也淡定从容,不避不躲。

  行至沙村高处,巷弄交联,多间民房的墙面赫然地依稀地现出灵动又随性的字画,犹有一只墨色深切的上山虎附墙而啸。村里人说,这就是沙耆的手笔。猛虎眼光如炬,不卑不亢,穿越了几十年的风雨晨昏。

  十年前,我第一次“游历”,无意于探访,只是饭后散步,消遣至此。其时,沙村尚无有今日之名扬遐迩,人们最多知道,这里有名人,沙氏一门六杰。拜谒者往往也是浏览匆匆,更多的则是为一个曾经的艺术“疯子”而感喟。

  五年前,又随友人至此,眼到,身到,却未曾心到。斯年,沙翁已逝。更多地,却是享受了一番典型的江南村落之情致。错落有序的村居背山而建,有清澈溪流沿村静流。徒步悠长坡道,鸡犬相闻,草树横斜,砖木结构的村舍,大多古风留守,墙壁上的青苔似告诉访客相关村子的一些陈年故事。

  而此番“考察”,于我,却实在是顾虑重重。因为沙耆已经声名大振,路人皆知,至少,对本土乡友而言、对画界同仁而言。院落犹在,虽无谓思古,却也可细察。只是,沙翁活着时都无缘交流,离去经年,更何谈索微探幽?

  我要找寻的,是怎样的一个沙耆呢?

  守护藜斋的,是个兼职的故居管理员沙伯,因为他还要守护同为沙氏族人的沙文求故居,他还是一农民,种田时种田,插秧时插秧。

  沙伯引领着我们来到沙耆故居。

  我站在门外,凝视人去楼空、所以常常紧闭的故居宅门,终于只有静默。这扇门,几十年,推开又关上无数次,像极了命运对一个人所做的动作。

  门檐砖砌,檐楣上雕出两个遒劲大字:藜斋。取名和题字皆出自沙孟海先生。相传,孔子门生子路家境贫寒,为母亲能吃到米饭,常跑到百里外去背米,自己则吃的是藜藿之食。待子路做了官,母亲却去世了。沙耆祖上和子路有着相似的身世,因此沙孟海将此宅取名“藜斋”。不过,我倒是更喜欢藜草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因藜草虽属草本,却也是半灌木的植物,嫩叶可以当食物,花叶可以入药,而其茎则可以做成藜杖,生于野地,不娇贵,有强盛的生命力。

  藜斋的门墙为一西南方位的斜筑,这样对路一斜,或许是为风水学上的“避冲”,或许只是为出入方便。

  进得大门,见四方天井,见两间一梯的双层木结构楼屋,视线越过窗棂可见屋后一片三四十平方的傍山花园(或许叫花坡更合适),抬眼望坡,竹林摇绿叠翠,清风徐来。故居总面积约略有150多平米。

  在廊柱边,有一张桌子,桌上有一本签名簿,密密麻麻记录着来自北京杭州上海以及邻村等地的访客,有文人、画家也有游客、村民。

  沙伯说:你就登个记吧。

  作为访客,我当然要遵嘱,也算是向沙耆先生报个到。

  不过,尽管院落齐整,但青灰色墙瓦,暗红色门窗,终归逼仄。再不过,逼仄的时光,有这样相对逼仄的屋舍,还是“配对”的。

  堂壁上,写满汉字和法文,中有一匹斑驳的徐悲鸿画风的骏马。这匹红色飞马是沙耆回国后的“涂鸦”,历经数十年风雨销蚀,“颜面”几乎失尽,但稍事修复,依然能领略笔触之精气。字画外,遮罩了几块厚重玻璃。院门油漆一新,锈蚀的门环也换成新的,堂前的破败也不见了,整座院落却也荡去了曾经“人居”过的气息。

  资料记载,1927年,沙耆父亲曾将旧宅翻新。而目下所见,无疑是又进行过一次“修旧如旧”。

  其实,沙耆的传奇,落脚点更在于此处以及在此处流转的时光。

  自1949年至1980年,长达三十余年的时间段,一个天才画家就是在此处度过了他安闲又错乱的岁月。1949年前的艺坛辉煌、人生精彩,和1980年后病势轻缓、复出共仰,似乎都与这里无关。

  自然,我最为关注的也是他这段令人百感交集的“疯”时。

  我们总想在一个精神病或者“被精神病”者的世界里找寻他异于常人的视觉感知和灵魂动态。我深知我们只是“常人”,或以正常人自居的人,你不入疯魔,何以知疯魔,你既已入疯魔,何以知疯魔?尤其是想进入一个艺术家的疯魔状态、进入一个疯魔的艺术家的“另类”世界,完全没可能得到正解。

  谁都不了解沙耆。

  也许,在彼时的沙耆眼里,芸芸众生的正常,恰是可悲甚至可鄙的。但他并不嫉恶愤俗,在和村民邻里的相处中,他们的质朴总是让各样不羁的灵魂安静,尽管俗世的思维,总是带有不经思考的闭锁和直白。

  在藜斋的墙上,挂满了照片和文字构成的相框,介绍着沙耆的一生。细细辨识,音容宛在。然而,画家终究不在了。他在这里的身影,就像藜斋墙门上的飞鸟,来了,又飞走了。

  从这里,似乎看不到沙耆当年英气挥斥方遒,走上街头为即将沉沦的中国怒吼的激情澎湃,看不到作为徐悲鸿得意门生的才情恣肆,看不到在比利时研习和绘画被多国艺术家嘉许叹赏的眼光,看不到和毕加索等大师同侪并展的荣耀和快乐,看不到追求圣母华光的虔敬与炽热,也看不到妻儿欢爱的温馨画面,但是,这一切,他毕竟有过,他切实地至深地感受过;这一切,不管他患病还是祛病后,都不曾将离。也许,正是这些,使得他精神恍惚,患得患失。

  一切,虽皆是我的猜测。

  站在故居,我只能依靠想象将之缀连起来。

  沿着逼仄的楼梯而上,因为新修,嘎吱嘎吱的声响也不再闻听,二楼屋檐下的窗台边,摆放着一张四方桌,桌上有煤油灯,仕女般腰身的玻璃灯罩让人想起三四十年前农家的夜晚。

  环视沙耆卧室,俨然是饶有异趣的斑斓画墙。11幅壁上女子,或坐或卧、或跪或站,体态丰腴而不妖,神情灵动却不媚,倒有几分脱俗的圣洁。我所看到的是不匀称的女性身体,大头大眼,丰乳肥臀,壮硕的马予女人的性暗示,抑或只是白马王子与裸女的唯美表达。这样的画风,不能简单判属哪一画派,尽管他更钟情于野兽派和印象派的结合,但对于一个天才画家,我们似乎无力做出精准的评价,因为天性流露之作,灵魂才是至上的,表达的技术和形态倒反而其次了。你大可以视之为欲女,也可以看成玉女,这是观者的理解。

  我们对于艺术,最直接的想法是:我要看懂,要被我看懂,能看懂的就是好的,不能看懂的,除非名家大家。听音乐是,读诗歌是,赏品画作也是。还有一种想法就是:我觉得好看的,好听的,好接受的,就是好的。一切不被“看好”的,除非艺术家的名望大到足以镇住你的无知。

  只是,管理员沙伯说:这些壁画都是复制品。当年以五千块钱连房带画卖给一村民,而后村民又觉着壁画“碍眼”,以四万块钱卖给一台湾的画商。

  不过,我理解这样布局的苦心。只要其心良善,虽真迹无存,不再原汁原味,也算是尊了“国情”。复制品依然保留了几许神韵,作为普通游客,只要感受画家当时的心境即可,至于用笔用色如何,是专家们鉴赏的事了。否则,对于这样的艺术“遗存”,要么人人鄙视漠视,一旦重视,必然虎视。结果还是:历史的旧貌必定被毁成无趣的新颜。

  一个“精神”无羁时依然被色彩和画面牵引着的灵魂。

  沙耆的画笔,并不拘泥于何种表达的材质,什么载体都可以载他的美到灵动的彼岸。当时的村民求画于他,递过来的作画“载体”真是五花八门,但是他总是信手拈来,立等可取。

  他喜欢木板上作画,六岁时,就在木板上画上一只兔子,据说已经是活灵活现。他有“板画”情结,这在以后无纸无油画布的年代,板壁和墙壁,就成了他挥洒颜色和构图的舞台。所以,门板上的裸女,墙壁上的虎画,才成为沙耆的病中杰作。

  他疯了。“他疯了吗?或许只是因为世界抽了”。这是当年我写下的诗句。

  村里人说起沙耆,总有一种未了的意味。说是疯,其实疯得特沉稳,不会撒泼胡言,也未有自残和暴力。假如一个未开化的群落,有一个天性纯真而思虑纯绵的艺术家来此,估计也会将之目为另类。诸多另类的当代人,其实也是疯子。只是人们越来越见多识广,不以为意而已。

  他画马画虎画女人,这都不足以说明他的“疯”姿。在彼年代,女人的裸体固然是罪恶的渊薮,是不可以见人的腌臜,是对天理人伦的作孽,但一个留洋多年受过西洋画派纯粹人文熏陶的画家,是不会轻易将自己的审美趣味和审美观点改易的。

  而且,他只在自己的墙壁上画,类似于涂鸦,类似于屋角的梦呓,类似于视觉的自我调适,他不是传播,不是宣扬,你看见了他的存在,只是证明了你的发现,就像发现了你自己的身体,以及内心的欲望一样,这都不能作为“呈堂证供”。

  在国外生活的习惯和一个天才画家的心性,无疑对于一个小小村落的乡民而言,就是怪诞的,是神经不正常的表现。比如,他喜欢日光浴,这在村民眼中就是不可思议的举动。

  当然,被我们视作疯了的证据还有:在沙耆的藜斋墙门上,写着“浙江省政府主席沙耆”这样的文字。这无疑是疯了。但是,要知道,省主席,这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说法,他没有自称为“浙江省人民政府省长”,所以,他的疯,竟然是有“底线”的。而他的家族里,真有国统时期做过省政府大员的人,也许,他的自称里夹带着自嘲和对当时“形势”的调侃。

  有一种说法,沙耆之疯,源于情爱的失败。那个墙画上的女人,那个在他记忆和恍惚里常常出现的女人,就是他“发作”的诱导体。

  艺术和情爱,这是密不可分的溶剂。她们交织在一起,融会在一起,互相渗透互相改变,互相之后,成为了新的色彩。但是要决绝地拆分开来,那样的痛苦无疑是惨烈的。艺术没有了情爱,情爱逃离出艺术,对一个艺术家而言,这是灭顶的灾难。他的同行、他的学长毕加索,一生有过无数的女人,而每一段姻缘和情爱都成为他创作的动力和光鲜的艺术证明。而同样,沙耆却没有那么好命,他只是爱着那个女人,一个女人,一段纯真的情爱,而他却沉入下去,就像在海底看阳光,迷离而寒冷,他只能用孤郁的思念代替拥抱的热烈,间或用手中的画笔涂抹出(是涂抹,不是描画)他心中的欲念。这是他能够做到的。而大地无纸,只有白色的墙,只有树筋暴露的板壁,才是他可以更持久的欲念和梦呓的保存地。

  在这个山乡僻壤,让一个见过大世面,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壮男子,忍受那么大的无边无沿的寂寞,这不仅仅只是勇气,还是一种人生别样滋味的修炼。他也许做到了,他倚疯装傻地做到了,也许他终于没能做到,他被自己的艺术和情爱炽烈地烧坏了脑子,他对周遭世界绝望又热切的眷恋逼成了真疯真傻。尽管,是在这个儿时熟识的故园,在每一块泥土都散发着童年记忆的沙村族地。

  我相信,即使属于他生理上的精神迷乱了,属于他天理上的艺术灵魂却毫不错乱。

  沙耆的晚年境况算是相对圆满,他激情依旧,他的色彩感、构图能力和运笔技术并不因年迈而生涩。他被沙孟海照拂着,被良善的村民悉心呵护着,也同时被中国画界重新关注着。

  他的画笔一直在拯救他。他开始有了新的生存环境。他的画展在全国著名城市举办。他的画作和才情重新展现在惊讶的人们眼前。

  藜斋远离了,那些曾经叽叽喳喳好奇又无忌的小鸟远离了,乡音远离了,他的马他的女人画像他巷子里随性的涂鸦远离了。他开始画山水景观,画植物动物,也画他愿意去画的人物,甚至裸女,可是,他再也画不出藜斋板壁上那丰满的倾注心魂的胴体,或许,他是不想再画了。

  他开始珍视自己的记忆,拾掇着烟云般的往事,在他断断续续记述的人生年表中,可以看到他一直无法忘怀的逝去岁月里的激扬和静好。

  留洋比利时、在战时的比京静心作画,参加进步青年游行那意气风发的呐喊,被巡捕房关押,被杜月笙保释,曾经试图用马克思的哲学原理应用于绘画理论上的努力或冲动,爱他的人和他爱的人,艺术的荣耀和被外国友人“你给中国争光了”的夸赞……..

  记得二度探访沙耆故居时,问道于一村民,村人自豪地说:哦,沙耆的画好啊,他的《向日葵》,可以卖几个亿啊。

  他们很后悔,没有向沙耆多要几幅字画。甚至很少保留他的画作。“要是藏起几张沙耆的画,那就发了。”他们一定是把梵高和沙耆混同了起来。这样的混同,无妨着洋溢的自豪感。这就是村民对艺术和艺术家朴素的理解。这样的理解无疑是庸俗的、市侩的功利的,但至少,我们可以认为:这样直接的曲解,也包含了对“艺术是有价值”的理解,也算得一种进步。或许,村里人用这样的混同说出了对沙耆的神秘的认同和认知:

  沙耆,中国的梵高,家乡的神笔。

  想到这,我并不为沙耆先生当年在这个乡村故居里的岁月感到悲哀。因为在这座由多才多艺的父亲亲手建造的家里,在自己从小生长的村子里,他无疑是自由的,村民淳朴重情,即使有这样那样讶异的眼光,即使那些簇拥的孩子称他为“傻子公公”时,依然毫不介怀,他的内心依然充满了安闲与友好。他随时随地会给村民画上几笔,画什么都鲜活而趣致,若有酬谢,薄酒粗菜即可。有时候他还会跟村民说:这些画很值钱,好好保留着。不过,几无村民相信,他们随手就把画作丢掉了,或者当做买来的年画,随时而殁。

  只因他们知晓的是邻里疯子沙耆,而非天才画家沙耆。

  告别沙耆故居时,我又绕进屋后。

  后园,毕竟有些落拓,经过修整,依然不够齐整。但有芭蕉迎风,杂花在石缝里斜伸出来,不经意的凌乱里,恰好见证了屋主当年的落魄和落寞,也却总有着自然生态的恣意之美。

  再回首墙上照片,排列井然,居多泛黄,画中人尽皆寂寥。一个人,一生,就这么挂在墙上。当然,对天纵神笔的沙耆先生,对一生命途乖张的沙村引年,这样的选择,也并非无奈之结局。枯荣天定,人力三分。身后的荣耀与零落,与逝者无关。

  我们纷至沓来,算作是对大师深怀敬意的凭吊。不过,我想,即使屋主犹在,也未必有这般的热闹,也未必要这么热闹。

  行行摄摄恍惚间,我竟然忘记屋主已然仙逝他方。很想小坐片刻,晒晒沙村的太阳,看墙上的小草在风中摇曳。只觉得,沙耆先生依旧颤巍巍地出入厅堂,他端出茶来,落座,眼神慈和,一同我们聊天谈画、指事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