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文学“重器”的形质
——莫言近期短篇小说综论
来源:《杨子江评论》  | 时间:2018年04月24日

文/段崇轩

一、从“传奇”到写实

2017年岁尾和2018年年头,歇笔五年的莫言以新作重现文坛,陆续发表了一批诗歌、短篇小说和戏曲剧本,而五篇短篇小说是其中的重要实绩。不能说莫言的短篇小说就超越了旧作,但近作依然保持了作家的思想艺术高度,且在某些方面有着突出的探索和新变,启迪我们重新认识和反思当下的小说发展。他已然褪去了那种标志性的魔幻、传奇色彩,转变为一种现实的、写实的风格;他更锐利地切入乡村社会和各种人物的深层世界,揭示了更深广的社会人生底蕴;他以一个作家的主体身份进入小说世界,呈现出一个真实而可亲近的作家形象。这些对当下的小说和文学,意味着什么呢?

在所有的文学门类,如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中,小说历来是被称为“重器”的。如梁启超认为小说是“文学之最上乘”;卢卡契指出小说是“这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形式”;鲁迅认定“要改造国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艺”,这里的文艺也指的是小说。历史进入现代以来,小说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功能得到了强化。中国的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始终把小说作为举足轻重的文体,一部文学史几乎就是一部小说史。但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整个文学的边缘化,小说的地位在下降、功能在弱化,“重器”逐渐沦为“轻器”。尽管文学体制和机制仍然把小说当作首要文体,优秀作家和作品不时涌现;但小说在整个文学中已不能“独领风骚”,更难以引导一个时代的精神潮流,已是不争的事实。作家们的小说观念也在发生深刻变化,经典小说的规律和经验逐渐被消解和扬弃,小说滑向了轻、软、小的途径。百年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始终是以乡村小说为主潮的,但从90年代以来,城市小说兴盛而乡村小说衰微,主潮的转换更导致了小说的渐趋疲软,乡村小说面临着深刻危机和诸多问题。

莫言是以多部优秀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等享誉文坛的,但同样是以短篇小说起家,并用短篇、中篇、长篇小说共同构筑他的“高密东北乡”文学世界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说:“如果在世界上给短篇小说排出前五名的话,莫言的应该进去。”[1]同莫言的中长篇小说比较,他的短篇小说有更多的现实主义特色,创作时间集中在80年代,代表作有《民间音乐》《枯河》《白狗秋千架》《木匠和狗》《月光斩》等。他前期的短篇小说创作,表现了如下几个方面的艺术特色。一是创造了一方温暖、壮烈、魔幻的“高密东北乡”天地。二是塑造了一种率真、野性、强悍的乡民形象。三是熔铸了一种兼容并蓄、自成一家的讲故事模式和叙事语言。[2]而近期的短篇小说创作,如《太平天下》《故乡人事》《等待摩西》等,一方面延续了他的创作方法和手法,如荒诞、象征、反讽等等;另一方面又强化、突出了现实主义创作特征,如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对各种人物形象的塑造、对写实手法的加强等等。现实主义运用得炉火纯青,而现代主义表现得不露痕迹。这不能不说是作家创作的重大变化。当然,向写实、理性的回归,也使他的一些作品出现了某种人工斧凿的痕迹,这也是值得警惕的。他继承和发展了经典现实主义文学手法,重构了小说中的重要元素,使小说再次呈现了作为“重器”的形态和质地,使人们看到了经典现实主义文学的永恒魅力。

莫言小说的标志性特征是“魔幻现实主义”,但他更认同“民间传奇”这样的概括。栾梅健说:“在《红高粱》翻译成英文以后,有一些评论家把这部小说理解为一部民间的传奇,莫言感到:‘真是说到我的心坎里去了。’其实,我们觉得,几乎莫言的所有作品,从他的叙事立场、故事、结构、情节乃至语言方面,都一以贯之地坚持了他的民间视角与趣味。”[3]魔幻是一种“变现实为幻想而不失其真实”的艺术形式,传奇则是表现生活中离奇和不寻常情节的创作方法,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前者是西方文学中的概念,后者是中国古典小说中的名称。莫言喜欢“民间传奇”的说法,表现了他古典的和民间的一种“情结”。但在他近期的短篇小说中,人们却看到了他从“传奇”向写实的倾斜。他不再采用更多的虚构、夸张、浪漫等艺术手法,而大量运用了写实、具象、客观的描写手段。在叙事语言上也力求朴实、简练、严谨。除《天下太平》是第三人称叙事方法外,其余诸篇都是第一人称叙事方式。而其中的“我”与作家本人有更多的重合。从“传奇”到写实,从虚构到“非虚构”,标志着作家对社会现实和底层民众的高度关注,标志着作家对小说现实性的深广拓展。

二、努力表现乡村社会的“总体性”

小说所以被称为文学的“重器”,就在于它的空间和形式与现实世界有着某种同构性,可以把现实世界的完整性、复杂性充分地表现出来。而这种功能,是其他文学文体难以具有的。因此,匈牙利著名文学理论家卢卡契创造性地提出了小说的“总体性”理论:“对伟大的现实主义者来说……主要的是,他拥有什么样的手段,他思维和塑造的总体性有多么广和多么深。”[4]这里的总体性,是指世界的、社会的、人类的总体。既包括物质世界,也包括精神世界。既涵盖世界的外在形态,也涵盖世界的本质规律。既涉及文学的思想内容,也涉及文学的表现形式。对小说而言,不管是长篇小说,还是中篇小说,或者短篇小说,都应该、都可以表现出生活的这种总体性。莫言把小说比喻为河里的鱼,风趣地说:“我的手伸进故乡,抓出来的是一条小鱼,那就是一篇短篇小说,如果抓出来的是一条不大不小的鱼,那就是一个中篇小说,如果运气好,抓出来的是一条大鱼,那就是一个长篇了。”[5]这番话,不仅反映了莫言的创作源泉,就来自永不枯竭的故乡生活;而且表现了生活素材的多样性,就决定着作家所选择的小说文体。但不管是中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的题材,都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所谓“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

对莫言来讲,故乡“高密东北乡”既是他生活的根据地,又是他观察中国农村的一面“窗口”。他在这里看到了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也看到了种种危机和问题。他在一篇记者访谈中,谈到土地的荒芜、土壤的被污染,认为“人类总有一天要受到逃离土地的惩罚。”谈到科学技术高速、畸形的推进,“是一种商业利润的鞭子抽打着的病态发展。”谈到农村城市化进程太快,出现了种种问题,以为“会受到历史的惩罚。”谈到农村伦理道德的滑坡,指出“将会导致许多轰轰烈烈的闹剧和悲剧。”[6]他是站在审视、揭露的立场上,观察和表现农村、农民问题的。表现了他的赤子之心和忧患意识。

莫言在近期的短篇小说中,把他的锐利之笔,深入到了农村的现实、历史层面,揭示了乡村生活的总体性乃至某些本质规律。《天下太平》以一个农村孩子的一次奇遇,展示了这个村子的种种现实问题。如政治生态,现任村官张二昆,用非正当手段把原村官拉下台,但新村官也不是一个清官,正在借种种机会贪腐。如经济发展,村里没有什么资源、企业,只有一个养猪场不仅没有多少收入,排出的污水反而把土地、水湾也给污染了。如文化道德,新村官带领村民用手机拍摄视频随意转发,成为人们的一种宣传和娱乐。新村官生活作风不正,与女村医关系暧昧。还有留守儿童与老人问题,多数年轻人都外出打工谋生了,留下的老老少少面临着种种生存问题。小说结尾有一个耐人寻味的情节,那只被抓又被放的老鳖,人们突然发现背盖上有“天下太平”四个象形字,与村名正好巧合。人们纷纷赞叹、鼓掌。这是作家的一个神来之笔,一个机智的反讽。还有整个小说的核心情节,是一个孩子的手指被老鳖咬住最后终于获救的过程,这个情节蕴含着人与自然、鱼类的关系,人与环境保护的大主题,带有浓厚的夸张、荒诞色彩。所有这些都显示了作家的艺术匠心。

如果说《天下太平》旨在揭露现实问题的话,那么《等待摩西》就意在探索历史得失。后篇以一位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农民为主人公,描述了他半个世纪的人生历程,折射出中国农村的历史变迁以及农民的悲剧命运。60年代的“文革”,使一个农村青年成为造反者;80年代的农村改革开放,使这位有胆略的农民变身企业家,旋即又沦为逃亡者;新世纪的市场经济时代,归来的农民转变成诈骗者、基督徒。历史在探索、在进步,但中国农民却没有成为有文化、有思想的现代农民,而是在不断地折腾、冒险、沉沦。其中蕴含了多少历史奥秘和教训啊!

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成为历史,但关于阶级斗争的记忆和影响,却并没有消失。莫言在他的近作中切入了这个领域。《地主的眼神》中描写了五六十年代村干部同地主孙敬贤的尖锐斗争。但八九十年代之后,地主的儿子、孙子成为占有全村五分之一土地的大农户。历史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斗士》里老支书同村里的恶人斗得你死我活,表面上看是一种阶级斗争,实质上是人性之恶的冲突。《左镰》中的几个成分不同的孩子,在阶级斗争时代,竟在无意间酿成惨痛的悲剧。地主家庭出身但品学兼优的田奎,因此造成终身残废,穷困潦倒。莫言揭开了历史和现实中触目的伤疤,让人惊醒、深思!

乡村社会中的文学青年,已是一个被遗忘的群体。莫言在《诗人金希普》和《表弟宁赛叶》中,刻画了两位乡村“文青”形象。他们不再像八九十年代的文青那样,立足乡村、为农民代言。而变成了游手好闲、骗钱骗色、扰乱社会的文痞、骗子。从他们身上,不难看出乡村文化道德的沦丧。

在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中,乡村社会的蜕变是尤为艰难、痛苦、沉重的。莫言近期的短篇小说启迪作家,要从更深广的视野观照农村和表现农村,发现农村的新变化、新矛盾、新问题,这样才能促进农村以及整个国家的变革和进步。

三、在写人物中“讲故事”

在小说创作中,怎样讲述故事?怎样塑造人物?故事与人物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些在经典现实主义理论中早已解决了的问题,今天却被模糊、搅乱了,再次成为新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让小说走进读者,文坛上风行“好故事”主张,但强调过头就导致了对人物形象的冲击。现在很多作家、评论家都在呼唤人物形象的塑造,但由于人物理论的改变和作家特别是年轻作家对生活中人物的不熟悉,小说人物形象乃至典型人物的薄弱,已成为一个严重问题。莫言谈过许多小说创作问题,但让人们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其实关于故事和人物他讲过很多。他说:“我一直强调小说的第一因素是小说应该好看,小说要让读者读得下去。什么样的小说好看?小说应该有一个很好的故事、精彩的故事。因为所谓思想,人物性格的塑造,时代精神的开掘,所有的微言大义,都是通过故事表现出来的。”[7]最近他再次重申和补充了自己的观点:“我曾经说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实际上我是一个观察人、研究人,包括观察我自己、研究我自己的人。只有理解了别人才能理解自己;当然,也只有理解自己,才能更好地理解别人。而小说从根本上说写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不过更错综复杂。”[8]在莫言看来,一部小说有一个精彩的故事十分重要,但讲故事并不是最终目的,讲故事应当为体现主题、塑造人物服务。人物高于故事。然而,莫言小说中的故事,并不是那种离奇曲折、完整有序、循环封闭的故事模式;而是一种零散有趣、巧妙连缀、自由开放的故事形态。他往往是按照人物塑造的需要,来选取和建构故事情节的。

莫言刻画了众多的农民形象。有的寥寥几笔就跃然纸上,但较为单薄。如村官张二昆、青年农民孙雨来、老基督徒柳彼得、铁匠老韩及徒弟们等等。而出色的有如下几类。

塑造具有社会历史内涵的人物形象,是莫言游刃有余的。《斗士》集中刻画了两个人物形象,老支书方明德和老光棍武功。方明德是一个老革命式的人物。1948年入党,参加过抗美援朝,三等残废军人。他长期担任村支书,在历次运动中都是紧跟派,有功劳也有苦劳。但就是这样一个老革命,在村里实行家长制统治,私设公堂,批斗不听话的村民。随意夺取他人所爱之物,占有普通村民的妻子;重用家人亲信,构成一个家族权力阶层。他一生信奉阶级斗争哲学,直到晚年还宣称“我要战斗!”这是漫长的阶级斗争塑造出来的人物,一个具有浓重的农民思想性格的基层党支书形象。武功是另外一类“强人”。他出身不好,家境贫寒,孤身一人,处于社会最底层。他不好劳动,吊儿郎当,嘴臭手贱,又好揭人短处,成为村里的恶人。老支书方明德所以批斗、吊打他,就是因为他不仅不取悦领导,还公开揭露领导的生活作风问题。二人斗来斗去,两败俱伤。在老支书看来,这是一种阶级斗争,实质上是人性中恶的冲突和较量。武功集底层人身上的懒散、无赖、强硬、狠心等性格特征,成为一个独特的人物形象。

刻画具有悲剧命运的人物形象,是莫言驾轻就熟的。《地主的眼神》中的孙敬贤,是一个别有意味的人物形象。土改之前,他是一位种庄稼好手,喜欢土地,买了很多薄田被错划为地主;大集体时代,他内心不平,消极抵抗,受到村干部的严厉惩罚。新时期之后,他的儿子孙子成为种田大户,真正成为一个“地主”,并在死后“享受”了儿子们举办的隆重葬礼。这是一个虽然不坏但并不善良,遭受冤枉而值得同情的地主形象。在他的命运中蕴含了复杂的农村历史。《左镰》里的地主子弟田奎,从小学习好、爱劳动、胆子大。但因成分不好,不能继续上学;又因小伙伴们的“诬赖”,被父亲剁掉右手,以致终生坎坷,家业难成。这是一个被时代牺牲了的优秀青年,在农村屡见不鲜。《等待摩西》中的基督教家庭出身的柳卫东,在半个世纪的历史浪潮中沉浮起伏。从背叛家庭的造反者,到财大气粗的农民企业家,到皈依宗教的基督徒。从摩西到柳卫东、又到摩西的改名过程。充分表现出底层农民身上的一种才华、智慧和胆略,同时也折射出一种盲目、冒险和愚昧。

描写富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也是莫言纯熟自如的。《诗人金希普》中的金希普,是一个市场经济时代的乡村“文青”形象,他恃才傲物,流窜在城乡,以诗人为幌子,巴结上层,骗钱骗财骗色,是一个打着诗人旗号的骗子。《表弟宁赛叶》里宁赛叶,与金希普是同类人物,他馋吃懒做,狂妄自大,抱怨亲人,怨恨社会,却对文学始终抱有幻想。是一个叛逆的“文青”形象。借用世界著名诗人的名字,正好表现了他们的无知和狂妄。这两个人物个性鲜明、强烈,但作者过分渲染了他们的外在性格,却忽视了对他们精神、心理的开掘,致使人物缺乏应有的深度和广度。这是现实主义个性人物容易出现的一种缺憾。

四、恪守作家的民间情怀

莫言近期短篇小说中,出现了一个作家“我”的较完整形象,这在他过去的短篇小说中,是从未有过的。

作家“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被政治化了的文学问题,也是一个复杂的学术问题。一个作家,未必会明确表白他为什么人写作,但他的写作必然会忽隐忽现地蕴含着为什么人写作的倾向。为政治写作、为精英知识分子写作、为民众或人民写作,是过去常见的几种写作类型。当然,三者之间会有交叉、融合的现象。莫言明确地讲:“我认为真正的民间写作就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他在写作的时候,没有想到要用小说来揭露什么,来鞭挞什么,来提倡什么,来教化什么,因此他在写作的时候,就可以用一种平等的心态来对待小说中的人物。他不但不认为自己比读者高明,他也不认为自己比作品中的人物高明。”[9]在民间社会体验和观察生活,站在老百姓的立场和利益上进行写作,创造一种能够被普通读者喜爱的讲故事形式和语言。不受社会潮流的影响乃至政治形势的左右。这就是莫言所谓的“作为老百姓写作”的内涵吧?但莫言并不等同于一个普通老百姓,他是一个具有现代思想和文化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坚守民间情怀的当代作家,他的身份、视野是超越普通老百姓的。他继承了鲁迅、赵树理、高晓声等的创作传统和精神,但他的创作更具有纯粹的民间性。他在小说中展示了“高密东北乡”历史上的贫穷、蛮荒以及现实中的种种乱象,坦露了普通乡民的强悍、义气乃至野性、丑陋、愚昧,使很多上流人物难以接受、提出批评。但他是坦然的、大度的,因为他是站在民间和民众一边去写作的,一个“赤子”的批评、揭露、讽刺,是能够被故乡和乡民接受、欢迎的。莫言是“高密东北乡”也是中国农村的“儿子”!

莫言前期短篇小说和近期短篇小说中,都有“我”的形象出现。但前期中的“我”,是一个又黑又瘦、贫穷孤独,在大自然中自由生长的黑孩子,是作家童年的原型。在近期的五篇小说中,只有《天下太平》中有一个视角人物——留守儿童小奥的形象,与前期作品中那个黑孩子有相通之处。小奥父母亲进城打工,与爷爷相依为命留在村里,他孤独、敏感,听话、懂事,知道亲大人、喜欢大自然,但他面对的是乱糟糟的农村,经受了一场被老鳖咬手的险情。而在其余四篇小说中,都是以现在的作家“我”为视角和叙事人的。

小说本质上是虚构的,因此不能把莫言近期小说中的“我”与作家本人混为一谈,但二者确有许多共同和重合之处。这种写作方法大大强化了小说的写实性、逼真感。小说中的“我”,是一位身居京城、功成名就的中年作家。“我”出生在山东高密农村,从小家庭贫困,又逢乱世,小学没读完就回乡劳动,但却不是一位好劳力。“我”去桥梁建筑工地上干过活,到棉花加工厂做过工。二十余年的乡村生活,使“我”认识了农村和农民,亲历了时代的变迁。当“我”成为一个作家、名人之后,依然心系故乡,把故乡作为终生的“根据地”。那里有“我”年迈的父亲以及亲人、乡亲、朋友,每年总会回去几趟;那里有“我”梦牵魂绕的故土,“我”需要知晓那里的发展变化,滋养自己的写作。只有这样,“我”才有可能实现自己“作为老百姓写作”的文学追求。《天下太平》是以留守儿童小奥作为视角人物的,但在小奥的眼睛后面,还有一双作家的眼睛。

小说中的作家“我”,是一位真诚忠厚、谦虚低调的人。“我”与小学同学柳卫东是朋友,这种友情终生不渝。当柳在顺境时,“我”鼓励帮助他;当柳在逆境时,“我”同情关怀他包括他的妻子女儿。地主孙敬贤的孙子孙来雨,成为农业大户,“我”很喜欢这位胸怀坦荡、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决心帮他到县领导那儿说情,包下原县农场那八百亩土地,实现他做一个农场主的梦想。“我”常常想起童年的生活和经历,为当时的一些幼稚和错误而后悔。上小学时,“我”写了一篇作文《地主的眼神》,把孙敬贤当阶级敌人去丑化,导致老人受了很多苦,现在“我”认识到:“作文确实也写得过分”,“这是我至今内疚的。”比“我”大五岁的地主子弟田奎,本来是很有前途的苗子,但“我”与二哥为逃避责任,把哄打傻子的过错推到了他的头上,导致田奎被父亲剁掉右手,毁掉了他的一生。这更让“我”终生不安,用忏悔的心情写下《左镰》这篇小说。

小说中的作家“我”,也常常会遇到一些作难、尴尬的事情。狂傲自大的诗人金希普,“我”不仅不想帮助他,还在一些场合揭露他的真相,导致他对“我”怀恨在心,用“依然为名煞费心”、“到底还是一俗人”的诗句来讽刺“我”。让“我”如鲠在喉。表弟宁赛叶,怀揣文学梦想,但“我”知道他在文学上路子不正,因此没有给他“走后门”荐稿荐人,但却在就业和经济上给予他很多帮助。使得表弟与“我”反目成仇,公开叫骂,“我”也无可奈何。这里又显示了一个作家在故乡、在家里的懦弱、无奈。就这样,在这些作品中,一位忧国忧民、扎根民间、重情重义、达观风趣的作家“我”的形象,一点一点地站立起来。也许莫言无意写出自己的形象,只是把自己当做一个贯穿故事情节的线索人物;但在不经意间,人物脱离作家,渐渐羽翼丰满,成为小说世界中一个独立的人物形象。

【注释】

[1]莫言:《白狗秋千架》封底引言,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2]段崇轩:《中国当代短篇小说演变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37页。

[3]栾梅健:《民间的传奇》,《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1期。

[4][匈]卢卡契《卢卡契文学论文选》(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86页。

[5]童庆炳:《莫言的硕士论文与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6]莫言:《莫言对你说》,《新民周刊》2012年第40期。

[7]莫言:《用自己的情感同化生活——与〈文艺报〉记者刘颋对谈》,《说吧,莫言》(中卷),海天出版社2007年版,第84页。

[8]莫言:《一切来自土地的都将回归土地》,《小说选刊》2017年第12期。

[9]莫言:《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