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郑克鲁出版38卷文集
来源:上海作协(微信公众号)  | 时间:2018年04月13日

  文/施晨露

  被几代“郑门弟子”包围着的郑克鲁时时微笑着,黑西装里的粉色衬衫映衬得他脸色红润、精神奕奕,丝毫看不出已届八十耄耋之年。4月7日,《郑克鲁文集》发布会暨郑克鲁学术与翻译思想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近200名译界、学界专家学者和郑克鲁的学生们都来了,由商务印书馆新近出版的38卷《郑克鲁文集》在会场里被传阅。

  在郑克鲁60年的翻译学术生涯中,完成了1700万字文学翻译,近2000万字著作和编著,再加上其他各类文字工作,已经出版的38卷文集只是总共近4000万字文字量的一部分。

  郑克鲁1939年出生于澳门,其曾祖父是晚清启蒙思想家、曾写过《盛世危言》的郑观应。郑克鲁中学时就酷爱文学,尤其对俄罗斯和法国小说情有独钟。报考大学时,他本打算报考北京大学俄语系,不巧的是1957年俄语专业不招生,他就报考了法语专业,从此与法国文学结下不解之缘。“我的研究与翻译道路是机遇与努力交织的结果,选择学习法语完全是偶然的。”谈起自己的治学与翻译,郑克鲁相当淡然,北大毕业后,他进入中国社科院工作,“在研究所里,研究工作是本行,翻译不算成果,然而我喜欢翻译。”退休之后,郑克鲁更是把大部分精力用在翻译上,“以往的译本不是尽善尽美的,有些译本错误还不少,读者的阅读兴趣也在改变,这就给了我重译经典的机会。我在翻译中找到了乐趣,所以不辞辛劳,一本接一本地翻译。”

  2012年,因为出色翻译法国著名思想家、文学家西蒙·波伏瓦的代表作《第二性》,郑克鲁获傅雷翻译出版奖,这个奖更像是对他半生翻译工作的褒奖。喜爱法国文学的人都对郑译本《悲惨世界》《茶花女》《基督山伯爵》耳熟能详,但若只把郑克鲁定位于翻译家,有失全面。在法国文学翻译家光环的背后,还有他在理论研究和行政管理方面同样出众的成绩——现时国内大学中文系,郑克鲁主编的《面向二十一世纪教材——外国文学史》是学生们普遍使用的教材,其他如《法国文学史》《法国诗歌史》等也有很大影响;而他在上海师范大学出任中文系主任时打造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专业,至今还是国内同类专业中的佼佼者。

  在学生们的记忆中,上郑克鲁的课,就像高度浓缩的鸡汤,在有限的时间里,让学生获得尽可能多的收获。郑克鲁不仅出生名门,研究生拜李健吾门下,在中国社科院工作时,又与卞之琳等共事,学生们总想让他讲些课堂之外的“花边”内容,但在丰富的课堂内容面前,谁也不敢打岔。“郑先生谦卑随和,从未听过他炫耀家世,他的为人处世都是一种平和的心态。”在郑克鲁的博士生、上师大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朱振武的印象里,郑克鲁的办公室总亮着一缕灯光,郑先生就在那里做翻译和研究,只留清茶一杯,青灯一盏,即便退休多年之后,仍然如此。

  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浙江大学终身教授许钧说,郑克鲁的为文、为师、为人,用一个字总结就是“实”,“郑先生有着坚实的学问和厚实的肩膀,他为这个时代树立了一种精益求精、追求真实的精神,他的文字和精神值得人们不断学习、研究和深入挖掘。”

  对郑克鲁来说,翻译是一种“爱的劳作”。谈及翻译与研究的相互促进,他曾说,“研究是我的老本行,我在大学时已经从事文学研究。由于自己喜欢翻译,主动进入这个领域,我编过两本杂志《春风译丛》《漓江译丛》,编过几种作品选,在这方面,国内的翻译家并不多见。翻译对研究是有帮助的,翻译能提高外文。研究则能选中该翻译的作品,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而且,有助于在译本的前面能写出一篇像样的序言。有不少译者认为序言不重要,这是由于他们写不出一篇好序言,只能写出介绍性的文字,而不能对作品进行深入的分析。在国外,序言很重要,经典作品都要请专家来写,指导阅读,这是很有必要的。我喜欢翻译,译书的过程中,我觉得是一种享受;如有自认为译得不错的地方时,便感到一种快乐;译完一本书,我觉得了却自己的一个心愿,完成了一项重要的使命,所以乐此不疲。”

  在38卷《郑克鲁文集》中,收录有郑译《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九三年》《笑面人》等雨果主要作品,“剩下的字数不算太多,我决意全部译出,将来出一套《雨果小说全集》。”这是郑克鲁正在为之耕耘的新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