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抗抗:中国为什么有过八十年代
来源:中华读书报 | 时间:2018年04月02日

文/舒晋瑜

张抗抗:1950年出生于杭州市,祖籍广东江门。1966年杭州市第一中学(现为杭州高级中学)初中毕业。1969年赴北大荒农场上山下乡,在农场劳动、工作八年。1977年考入黑龙江省艺术学校编剧专业,1979年调入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文学创作至今。现为一级作家、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第七、八、九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2009年被聘为国务院参事。现定居北京。已发表小说、散文共计七百余万字,出版各类文学专著近百种。代表作:长篇小说《隐形伴侣》《赤彤丹朱》《情爱画廊》《作女》《张抗抗自选集》五卷等。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优秀中篇小说奖、第二届全国鲁迅文学奖,三次蝉联中国女性文学奖。多次获东北文学奖、黑龙江省文艺大奖、精品工程奖。还曾获黑龙江省德艺双馨奖、第十二届中国人口文化小说金奖、第二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第七届冰心散文奖、第十一届上海文学奖。2015年获第四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保护金奖。多部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日、俄文,并在海外出版。

网上文谈 栏目主持/采写:舒晋瑜

她像一个实力派演员,从本色到演技逐渐成熟。

作为一个新时期的写作者,张抗抗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末的反思与呼唤,经历了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现代主义实验文本,90年代中期以后面对市场大胆尝试,再到近十年来不断反思、沉淀之后的新长篇。尽管在叙述方法上有许多变化,但她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关注一直在延续。

她的写作反差很大,《隐形伴侣》充满实验精神,《赤彤丹朱》严肃悲壮,《情爱画廊》唯爱唯美,《作女》则充满了自我挑战,及至新长篇,其厚重与深刻堪称史书……张抗抗曾在“西湖论剑”论坛上提出“中国文学缺钙”的论点,认为中国的文学创作需要更多批判意识,很多文学作品缺乏硬度和骨气。我想,她是以实战展示文学的勇气和骨气,她对中国社会各层面的敏锐洞察力和秉笔直书,让人感佩。

回想起来,认识张抗抗十几年,最集中的采访是两会期间。她是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每次采访都有意外收获,因为她每年都有七八份提案,十五年间约有百余份提案,内容涉及著作权保护、遏制网络侵权、建议政府扶持传统书店、倡导阅读等诸多方面。她的提案既有生动的案例,又有理性分析和具体措施,像她的文学作品般富有说服力和吸引力。

喜欢张抗抗的文字,爱她的优美灵动,爱她的大气厚重;及至接触,才发现张抗抗的直爽干练和她精致优雅的容貌,和她笔下的文字一样都是有反差的。但因来得自然真实,反而更让人觉得亲近。

“我愿这世上的一切,都是自自然然,诚实坦白,按自己的意愿生长,万不要为了取悦于谁,拗着自己的本意扭曲变形。”张抗抗是这么写的,也是这么做的。

我对网络写作最初的好感,来自它对传统文学体制的反叛。后来它被纳入了商业的轨道,成为大众的热门消费品,对此我颇感遗憾

中华读书报:您是较早关注网络文学发展的作家,如何评价网络文学的现状?“大神”级作家优厚的回报,令传统文学作家望尘莫及。

张抗抗:网络上的连载小说,靠读者点击率计算收入,加上电影、电视连续剧、还有游戏的IP改编,这个商业模式推出后逐渐成熟。这两年,最受欢迎的网络“大神”级作家,总收入确实很惊人。

我认为这个问题需要从三个方面来说,一是全世界的市场经济国家,都是以消费者的实际需求来决定价格的。需求越多越高,供给者所获的酬劳就会水涨船高,这是价格规律。网络小说的读者需求量如此之大,作者每天上传6000字到8000字的“作品”,天天如此常年不断,才积累成那个庞大的“白金”收入数额,还有作者极其丰富的想象力和知识积累,需要付出多大的体力和劳动量?

另一方面,我们当然应该质疑这个文化产业的商业模式,是否有利于滋养国民文化素质。这个模式是怎样“以市场名义”被纵容、培育起来的?如果那么多人都沉迷于武侠、奇幻、言情、玄幻、穿越的网络小说,而对那些优秀的经典文学作品不屑一顾,这个民族大多数人的审美趣味、阅读口味肯定是有问题的。

三是传统作家的写作,如果对自己而言只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活动,对经济利益并无所求(当然能够得到合理报酬、增加收入也很高兴),那么就不必艳羡网络作家的丰厚稿酬。人各有志、文各有才、才各有天。面对黑洞般巨大无限的网络世界,或坚守、或易辙,完全取决于个人选择。

中华读书报:您曾经帮助过一些青年作者加入中国作协,您阅读他们的作品吗?

张抗抗:我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在“新浪读书”上读过安妮宝贝和慕容雪村的作品,那是中国最早的网络小说代表作,后来我担任过网易网络小说评奖的评委,也推荐过一些网络作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我对网络写作最初的好感,来自它对传统文学体制的反叛,我欣赏文字中那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纯真气味。网络文学初萌阶段,作者只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内心而写作,只求读者的呼应,很少功利诉求。网络为每一个热爱文学的人发表作品提供了可能,人人都可成为写作者,那是网络写作最具魅力的时期。后来它被纳入了商业的轨道,成为大众的热门消费品,对此我颇感遗憾,此后便很少浏览网络小说了。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的界线是什么?

张抗抗:网络是文化的一种传播手段之一,织网是为打鱼,但人不要被网缠住了。我倒是认为,网络文学与所谓“严肃文学”的边界以后会越来模糊,网络文学只是一种文学产品的运载方式,具有阶段性,而严肃文学越来越多地被互联网系统吸入并传播,未来的趋势是,它们将会在网上二分天下甚至逐渐融合,我们当然应该把好东西送到网上去,而不是相反,读者则可各取所需。

当我在后来的岁月里一次次回头审视那些所谓的“作品”,我仍然会为自己感到羞愧。若是正视自己,我必须承认,除了对成功的向往、对虚荣的渴慕、对孤独的恐惧,还有潜意识中本能的自我保护、趋利避害、平庸愚昧,最后不自觉地用笔说假话……我就是这样丧失了对真假善恶美丑的辨识力

中华读书报:您写过随笔《无法抚慰的岁月》,还有很多小说,您早在九十年代末期就坚决否定了“青春无悔”那种说法。可见知青生活在不同人的记忆中有不同的版本。知青生活对您的写作带来怎样的影响?

张抗抗:上个世纪70年代的知青生活,大多数人都是浑浑噩噩地打发时间,但我全部的业余时间都用在读书和练笔上。我心里揣着一个小秘密,内心有一个与命运抗争的声音:“我要写作!”每天记下一段有趣的对话,或是读到一个好故事,就觉得自己没有浪费青春。那时候知青的前景黯淡,我不可能指望用写作来改变命运,只希望通过写作排遣孤独,为这种看不到前途的生活增加一点亮光。当我沉浸在阅读和写作中,现实的艰苦与荒诞都被文学暂时化解了。我在场部文艺宣传队时开始写长篇提纲,后来三易其稿,“自学成才”,再加上编辑的指导,小说《分界线》1975年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曾让我迷途的文学,果然拯救了我;但我感激涕零地走近它,它在给予我慰藉与温暖的同时,也收回了我的尊严。

那部文字还算流畅、发行量巨大的“知青小说”,为我赢得了文学之路上最初的声名。当时没人能预知几年后中国将会开始一个拨乱反正的新时期。但是,无论我可以有多少种理由为自己辩解,然而,当我在后来的岁月里一次次回头审视那些所谓的“作品”,我仍然会为自己感到羞愧。若是正视自己,我必须承认,除了对成功的向往、对虚荣的渴慕、对孤独的恐惧,还有潜意识中本能的自我保护、趋利避害、平庸愚昧,最后不自觉地用笔说假话……我就是这样丧失了对真假善恶美丑的辨识力。

中华读书报:1976年以后,您有一个沉寂时期,几年没有发表作品。

张抗抗:风起云涌的启蒙新思潮,使我重新认识了文革和知青时代。1979年,我发表了短篇小说《白罂粟》,这是一次重要的人性回归。这篇小说对知青自身的错误和弱点,已有了一点朦胧的警觉。尽管我对“忏悔”意识也有一个认知过程,曾经认为知青拒绝忏悔,因为没有人有资格担任知青的“忏悔神父”,这个想法依然是沿袭了社会批判的指向,而后才逐渐“向内转”,叩问知青自身,寻找那段历史与人性弱点之间的内在联系。

中华读书报:在您的作品中,有一部分是描写知青生活,但比例不算大。相对于梁晓声、叶辛等作家而言,您的“知青题材”有何特点,愿意谈谈吗?

张抗抗:在我几十年的创作中,有关知青题材的作品占比其实并不高,与其他几位知青作家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专事“知青文学”的作家,间断性地写过的那些知青生活的中短篇小说,只是借用了知青生活这块乡间“宅基地”,在上面盖了自己的房子。目前为止我的“知青小说”代表作是短篇小说《无以解忧》《干涸》,中篇小说《沙暴》《永不言悔》《残忍》《请带我走》等。1997年知青“上山下乡”三十年,我写了那篇“著名”的随笔《无法抚慰的岁月》,表述了我对知青运动的看法。我认为老知青所谓“无悔”的豪言壮语,作为个人体验尚可理解,若是成为一代人“追忆往事”的口号,就有些自欺欺人之嫌了。整整一代人牺牲和浪费的青春、时间和生命,不能用“青春无悔”这种空洞和虚假的豪言壮语一笔抹去。我也不太认同“知青作家”这个标签,知青只是我们曾经的一个身份,我们早已融入了社会的知识阶层。当年的知青写作,也早已超越了知青生活,进入更广阔的社会领域。

中华读书报:您是“文革”后文学讲习所的第一批?进入讲习所时,您已是颇有名气的作家了。那个时候文学讲习所,集中了一批知名作家,写作的氛围也很浓吧?

张抗抗:一九八〇年四月中国作协举办的第五期文学讲习所,集中了当时已崭露头脚的多位中青年作家,比如蒋子龙、叶文玲、乔典运、贾大山、韩石山、陈国凯、叶辛、孔捷生等人。严冬刚过,寒意未消,暗流涌动波澜起伏,各种新思潮纷至沓来。讲习所邀请了多位大家崇仰已久、劫后余生的前辈作家和学者为我们授课,讲座内容大多围绕着如何打破桎梏解放思想,重新树立正确的文学观以及文学创作的常识。再晚几年,其中大多数“文学大家”恐怕就见不到了,这也算是“最后的文学盛宴”吧。

整个80年代,我都是在不断学习中度过的,情绪亢奋,惊悸,欢快,慨叹,跌宕起伏

中华读书报:《隐形伴侣》中吸收了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能谈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自觉投入创作上的学习吗?在这一过程中,您受到哪些作家作品的影响?可否谈谈您的写作营养来自哪里?

张抗抗:《隐形伴侣》写于1984到1985年。之前几年已有不少西方新思潮译作陆续问世,从港台带进来的弗洛伊德、尼采繁体字书籍,为我打开了一个从未涉足的潜意识王国,与此同时,我也在“异化”理论中找到了时代变革的思想依据。当时出版的所有先锋文学译作我几乎都读了,除了南美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之外,我尤其喜爱加缪,也对美国的《二十二条军规》如此奇特的文本感到震惊,它们几乎颠覆了以往“小说作法”的全部信条。

我也想试着“颠覆”自己之前的方法,采用意识流、梦境、呓语等荒诞手法,以亦真亦幻、现实与意识流交错的个人化叙事,表现人对自身善恶的辨识,它超越了“知青文学”的苦难和伤痕,进入到对“人”本质的探究。这部长篇小说名为《隐形伴侣》,1986年6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可以说,这部小说是我在新时期重要的代表作,也是我文学道路上的里程碑。

中华读书报:很多人怀念80年代的理想氛围,比如文学界的作家和评论家们。您能谈谈您经历的80年代,写作和生活的状态么,那一时期您的写作有怎样的变化?

张抗抗:80年代中后期,新书译作带来的新思潮、新观念如此密集,犹如一批批轰炸机运来重磅炮弹,落地后掀起的石浪土渣,与文学界的激烈争议释放的烟雾混在一起,沙尘滚滚,令人窒息。在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影响下,一部分作家已经开始了新的创作实践,并取得了极大成功。先锋小说、寻根文学、“文化热”已渐成气候,打破了传统“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绝对性和唯一性,我对此极为关注。

整个80年代,我都是在不断学习中度过的,情绪亢奋,惊悸,欢快,慨叹,跌宕起伏。80年代是我写作的成长期,用“蝉蜕”两个字来形容最为贴切。我犹如在不断地蜕壳,脱去了笨重的冬装,换上了轻凉的夏装,再穿上华美的秋装……更重要的是,我心里的硬茧开始软化,茧子里的蛹开始化蝶,意味着我的作品从形式到内容的双重蜕变。

如果我的写作仅仅满足于讲述一个离奇或平庸的故事、为了炫耀自己的文学技巧、为了获奖或迎合某种潮流,抑或三者合一,我将失去写作的动力

中华读书报:您的很多作品在关注现实、表现当代人困惑的同时,始终在追问历史、挖掘人性的深度,具有将当代性与历史性融为一体的特色。例如长篇小说《赤彤丹朱》、中篇小说《斜厦》《第四世界》《残忍》《请带我走》等,都为我们展现了一种沉重的回望和思考,与当代女作家的写作风格有很大差异。我很好奇,您是怎样成为“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的呢?

张抗抗:“这一个”是由作家自觉或不自觉的选择确定的。有些作家为爱而写,有些作家为美而写;有些作家为追名逐利而写,有些作家为克服恐惧而写;如果一个人心里有痛,就会写出具有痛感的文字。

“我”之所以成为“我”,必有我的伤痛触点和精神缘由。《赤彤丹朱》用不同于传统小说的叙述方式和文体结构,从“女儿”的视角讲述了“我”的父辈,一对“红色恋人”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从参加“革命”到被“革命”拒斥的坎坷经历。那些惨痛而凄楚的记忆,并非是我个人的“家史”写实,正如我在《残忍》和《请带我走》中所写的知青故事,只是对知青素材和人物原型的部分借用,意在揭示一个扭曲的年代中人性的异变。它们早已超越了个体的意义,成为解读当代史的一小块模板。如果我的写作仅仅满足于讲述一个离奇或平庸的故事、为了炫耀自己的文学技巧、为了获奖或迎合某种潮流,抑或三者合一,我将会失去写作的动力。

中华读书报:进入90年代中国改革的市场经济时代,您的中篇小说《银河》《寄居人》《钟点人》和长篇《情爱画廊》等作品,较多地关注了女性地位和命运。作为女性作家,您对于女性是否有格外的体贴?尤其是《情爱画廊》,因在书中对两性关系的描写备受争议,改编成电视剧后引起更广泛的轰动。多年过去,您如何看待当时那些不同的声音?那些声音对您产生过影响吗?

张抗抗:没有什么影响。写作的人都是一贯我行我素的。在一个除旧布新的变革时代,读者或是批评家停留在原有的审美习惯中,误读、短视都很正常,我早已学会了倾听不同的声音。《情爱画廊》在1996年由“布老虎丛书”出版,这部书的写作其实带有某种“突发性”。20世纪90年代商品经济的冲击力,把传统文化中有关情爱的禁忌冲出了一个缺口,出现了一大批涉猎性爱的小说。此前我对爱情小说并没有特别关注,但是受到了当时那种情形的“刺激”,创作冲动活生生被调动起来。我可以容忍精神的萎靡,但不能赞同趣味的低级,我相信世界上总有“劫后余生”的爱情理想主义。

我写《情爱画廊》的另一个原因是,希望探讨我们这些一直被“豢养”的体制内作家,究竟能不能靠版税来养活自己。其实,我自己最“得意”的是,我在这部作品中找到了用色彩和形象,来代替爱情业已陈旧的文字语言,用绘画来连缀故事,刻画人物。多年过去,偶尔会觉得当年那些批评者如此大惊小怪,好像有点“幼稚”。但与此同时,我仍然会被那些有关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争议的认真态度所感动。

半生写作,并无可供分享的经验,只有惭愧和太多教训。作为职业作家,能否保持恒久的创作激情,取决于内心的创作动力

中华读书报:进入21世纪,《作女》《请带我走》《干涸》等作品,表现题材和手法更为丰富。您总是执着地探索新的风格和手法,但这种探索也需要勇气。您担心过不成功的尝试吗?

张抗抗:我的探索与实验已持续了几十年,我很高兴你注意到这一点。20世纪90年代,我已有了文体创新的自觉,不愿意让自己的创作风格停留在80年代或过早定型,更不能容忍内容与形式的重复。我在90年代初期和末期创作的多部中短篇小说,如《因陀罗的网》《沙暴》《斜厦》《残忍》《银河》等,都在寻求叙事方式和语言的变化和创新。年轻时的探索,是因为心里燃烧着不甘平庸的火焰、充满了“实验”的热情,宁可作品写“废”,也要冒险一试,不怕失败。我从来没有把“成功”作为衡量作品的唯一标准,而是听从服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如今回首,我既庆幸其中有些作品获得了较大突破,也为自己写作的仓促抱憾。有些题材假若能想得更透彻、打磨得更精致再发表,想必会更好些吧。我们总是在事后才会恍然大悟,自己为哪一些可有可无的作品浪费了宝贵的时间。我的文学观以及写作方法,晚至21世纪才基本定型。

中华读书报:作为职业作家,如何在创作中持有饱满的激情和动力,您有何经验可以分享?为自己树立过什么目标吗?

张抗抗:我的写作从未设定目标,径直往前走,前面永远是地平线,没有目标也就无所谓到达,那个无法到达的远方就是艺术女神的应许之地。半生写作,并无可供分享的经验,只有惭愧和太多教训。作为职业作家,能否保持恒久的创作激情,取决于内心的创作动力。动力也可补给,源头是对世上一切生命的怜爱和悲悯之情。

也许再过些年,那些人和事就将被岁月的尘埃又一次掩埋了。我只能以写作来对抗遗忘、对抗现实

中华读书报:毫无疑问,您的新长篇是一部厚重的大书。其中所展现所呈现的中国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群像以及20世纪80年代当代历史,都显示出大气象。为了这三卷本著作的写作,您作了怎样的准备?对于这三卷本著作,您抱有怎样的期望?

张抗抗:20世纪80年代已经成为历史,当年发生的一切,在我的记忆中依然鲜活如初。那些石破天惊的事件和人物,对于中国的变革有着无可估量的意义,目前已有不少文学作品进行了局部的记述。而我的目光聚焦在知识分子群体,在那场未完成的“启蒙”中,老一辈知识分子微弱的思想光芒,究竟是怎样冲破一道道藩篱,牵引着夜行寻路的人们?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在纷繁的世相中,怎样接续有关“人”的主题并完成自己?

进入21世纪后,我越来越强烈地渴望“重回”80年代,研究解读这段历史并以文学的形式加以保存,需要以我的后半生倾力而为。我从2006年进入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准备,看了大半年的书、补充采访搜集资料,构思安排故事情节、设计小说人物,真正开始写作已经是2007年了。初稿是一个单卷的构想,并没有那么大的“野心”,写了三四十万字,不满意,放一放再改第二稿,还是觉得不行。我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无限大”的历史空间,我不仅需要描述八十年代是怎样的,还需要解决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八十年代?这样就回溯到七十年代、六十年代、五十年代,甚至更早更远……

这些问题困扰我,超过了我已有的知识积累,我不得不花费巨大的力气进行“补课”,再读书,再思考,小说的结构也随之延伸扩大。就在这样一稿一稿修改直到第六稿,十年时间过去,这部长篇才成为我企盼的那个样子。它耗尽了我所有的力气,写完后我觉得自己整个人都“空”了。如今,这三卷本一百万字的大长篇,注定了是一部“小众”作品,只要少数人能够喜欢并懂得我的良苦用心就好。

中华读书报:在阅读过程中,我不时停下来查找那些相对陌生的词汇,了解那个年代曾经经历的事件,越来越觉得您书写正直勇敢犀利。您如何评价这次创作?您如何看待这部新长篇在自己创作中的意义和价值?

张抗抗:这也许正是我写作的初衷之一。你的年龄比我小很多,书中发生的故事,你这样的读书人都已经很陌生了,何况更年轻的读者?历史就是这样被有意或无意地模糊、涣散、拆解,直至被遗忘。也许再过些年,那些人和事就将被岁月的尘埃又一次掩埋了。我只能以写作来对抗遗忘、对抗现实。在我一生中,这十年是最艰难、最辛苦,也是最认真的一次创作过程。这部长篇也是我所有作品中最重要、最成熟的作品。我从五十多岁的年龄一直写到六十多岁,伴随岁月的消逝,这部作品成为一次不可再生的生命体验。一个作家如果“舍得”用十年时间来写一部书,那一定是非常值得做的事情。

中华读书报:感觉您是一位热衷于公益事业,“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作家,这种关心,不仅仅是读书看报,也不仅仅是以作品反映现实生活,而是亲历亲为。比如您不惜时间和精力多次为“全民阅读”,为维护作家权益跑前跑后,多次调研并在不同场发表言论和文章。当您冲在前沿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否依然有一种激情或理想主义的情结?

张抗抗:我早年的那些理想主义浪漫主义情结和激情,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快要变成一个事务主义者了。这些年我为实体书店为遏制盗版为作家版税的种种呼吁,都是因为“履职”之需,是我应尽的公民之责,这是实实在在的话。也许我身上还残留着一些传统观念,认为自己应该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我在作品中倡导的那些价值观,应当身体力行。我没有办法,我做不到坐视不管。有时候我觉得这些事情并不是为“他人”做的,而是为我自己的良心做的。我因此觉得心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