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短篇小说:
作为载体的困境,与重新开始的可能
来源:文艺报 | 时间:2018年03月28日

文/聂梦

  2017年,小说家们贡献了大量优秀的中短篇小说作品,围绕这些作品所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增加了文学于社会空间的热度和分量。然而,在繁荣气象背后还有一个潜在的主题在悄然运行,那就是困境——写作者对于人们所处困境的指认和描摹,构成了这一年中短篇创作中深具普遍性的光景。

  2017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小说家们贡献了大量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本身,以及围绕它们所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文学于社会空间的热度和分量。然而,在繁荣气象背后还有一个潜在的主题在悄然运行,那就是困境——写作者对于人们所处困境的指认和描摹,构成了这一年中短篇创作中深具普遍性的光景。在小说家眼里,困境从各个方向、自各个层面向我们蔓延而来,作为整体的生活、独一无二的关系以及始终难辨的自我,均因困境的存在而加深了自身色调的晦暗与凝重。但与此同时,困境又是载体,在它身上,一股更为深沉的力量被凸显出来。这力量既包含了现实的向度,又包含了精神的向度,它怀着巨大的哀伤和沉寂,协助小说家完成笔下文字的使命:珍视所有的力有不逮和悲悯与热望,珍视那些不可挣脱的命运和必然性,以及人与自身对话的艰难与可能。

  被劫持的生活

  “被劫持的生活”出自王咸的《去海拉尔》。李朝在MSN的聊天对话框中敲下几个字:感觉整个生活都被劫持了,天聊得很随意,却有种一语成谶的味道。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小说家们在如今这个时代的现实感——这种主观的、观念层面的认知因其存在本身,以及对于主体行为的作用力,已然构成了现实的一种。对于小说家来说,现实本身很重要,如何认识现实和表达现实同样重要。

  自《心灵外史》开始,石一枫逐渐将笔下的现实拉长,并试图让人物命运与时代变迁贴得更紧。《借命而生》中,他以上世纪80年代末一桩不起眼的刑事案件为切口,描绘了一幕附着在小人物身上的时代悲剧。劫持警察杜湘东一生心神的,是他对浪漫、理想和价值的执念,是对不同时代下、不同语境中好与坏定义的反复思忖。主人公“憋闷”的人生遭遇提醒我们,时至今日,理想主义光环仍旧可以将失败者与悲剧式英雄连接在一起。另一位被劫持了一生的女孩,来自田耳的《一天》。不同的是,她的出场形象仅是一具残缺不全的尸体。死亡在这里变成了一个契机,许多人物连同他们的经历、命运一下子被召集在了一起。围绕着赔偿金数额的多番争执,引出了亲人们不同层次的悲痛、几辈庄稼人的故事,以及无法言尽的风俗、世情与人心。作者有意将语调压低,语速放慢,试图在一种平静的气氛里,写出人生的大苦。叶兆言的《滞留于屋檐的雨滴》和乔叶的《四十三年史》同样是写一生。如同记录片一般,前者使用儿子的旁白,画面中却尽是父亲的镜头,后者按下快放键,以“她”从学业到升迁再到清场的奋斗史,写尽了那个极易养活、永远精神矍铄、生机勃勃的穷。

  郭平《在故乡》整理了六则耐人寻味的故人往事,故事与故事之间各自独立却又彼此缠绕。特定年代施加于人身上的压抑、荒诞与喑哑,因作者冲淡自持的叙述而愈发显得割肉见骨。作者以“在故乡”为题颇具深意。可以想见,此去经年,但凡思乡之时,惟有用这些千疮百孔的记忆来驱除异乡感,其中的滋味更是难以言说。类似的钝痛,在樊健军的《穿白衬衫的抹香鲸》中亦有回响,表达方式上却是另外一番形貌。这是一篇深谙繁简之辩的小说,作者以“藏”为义,对童年经验的细微描摹和整个作品不予质判的纯真感伤的基调,激活了小说更加丰富多义的阐释空间。童年独特又模糊的矛盾之处以及何以以沉默的复杂的姿态反抗规训和简化等,从象征的层面进一步强化了小说卓越的品质。有时,动物也会成为记忆的见证者,它们的出现,本身就是岁月的善举,是岁月对于人们“复杂的痛苦”的人格化抚慰(崔曼莉《熊猫》)。

  面对如此这般的生活,辩驳者与反击者不乏其人,但挥出去的拳头却往往只能打在棉花上,涌动的激烈情绪最终都变成了怅然。驻军的日常并非文艺的新鲜话题,董夏青青的《科恰里特山下》有意绕开此类题材关于坚持、信仰的直抒胸臆,用一种干脆得近乎凛冽的语调,写出了不断闪回的外部世界对于边地驻守军人变动不居却暗流涌动的内心的干扰。尹学芸的《曾经云罗伞盖》于不动声色中再现了时代变迁里曾经的巾帼英雄、如今的钉子户朱玉兰引人唏嘘的曲折人生。肖勤的一手经验和写作智慧在《所有的星星都有秘密》中得到了充分施展,小说写官场倾轧,写得惊心动魄,小小县城中,塌方式的腐败对人的意志、斗志和勇气提出了极大的考验,邪不胜正的结局并不妨碍阅读者进一步发问:世界自有其干净透亮、门神与死士,为何总有人难抵克制背后的贪婪?此外,苏童的《玛多娜生意》、艾玛的《白耳夜鹭》、蒋峰的《海面那儿有个小黑点儿》、徐衎的《肉林执》、钟求是的《街上的耳朵》、章缘的《失物招领》、鲁敏的《火烧云》、张楚的《人人都应该有一口漂亮的牙齿》、徐小斌的《入戏》等,也都在各自的向度上可圈可点。人世的艰难、辛酸和无奈被小说家悉数洞穿。

  在一众心怀怅然的人物当中,黄昱宁《呼叫转移》里的“我”格外显眼。一位代驾,转而兼职电信诈骗,却不知不觉在女文青和男导演的戏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这里,荒诞变得顺理成章,却也滋生出对于另外一个世界的好奇、试探、理解与松动。《呼叫转移》从某种意义上阐明了小说家藏匿于“被劫持”的现实感背后的更深层面的动机:现实感既包括现世的观照,也包括高远的遥望。尽管人们的遥望方向并不一致,但说到底,能摆渡自己的终究还是自己。警察、穷人、孩子、骗子,他们的内心世界究竟有没有可能如此丰富、如此强大,这取决于我们把他当做一枚标签,还是一个人,甚至是人的总和。从这个角度来说,一个时代的文学所能提供的现实感,也完全可以在情感、观念甚至思维层面影响并塑造这个时代的表情。

  此处的痛苦是另一处痛苦的回声

  人与人之间每段关系都是独一无二的,所有人都有权利去创造和不断加深对各种关系的理解,但与此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关系同样构成困境。深陷在关系里,是人们与痛苦为伍的根源之一,而每一段关系所特有的光影明暗,又决定了人们在通往世界获取现实感的途中,每一个瞬间的位置和走向。2017年,一些以女性之间微妙关系为题旨的小说,丰富了文学这一品类中有关“关系”的向度。其中,表现亲缘之下女性关系(母女关系)的几部作品,尤其值得关注。

  不知从何时起,母亲的形象开始走下神坛,母女关系从和谐走向了疏离甚至反叛,母亲的缺失、母女之间的裂隙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当下书写中具有普遍性的认知态度与美学倾向。

  关于痛苦的回声的描述,杨方在《天鹅来到英塔木》中说:“她们中某个人的痛苦也许正是另一个人痛苦的回声,这让她们找到了彼此纠缠不休的理由。”狠心的母亲、不靠谱的双胞胎姐姐,作者极富边地特色的、幽默甚至略带嘲讽的表述,令小说中母女关系的痛苦部分为一种喜乐精神所驯化。“我”与母亲之间,从本质上来说是同构的,而这同构的基础是我们共同持有的“向生而生”的生命观。同样以痛苦为起点,《我不是尹丽川》里的情绪变调则为成长的波折感所填满。一个女人怎么会是另一个女人的妈妈呢?带着相似的身体,我该做她们没做的事吗?庞羽将外婆、妈妈和我三代人命运片段的起伏,容纳在一首诗歌的长度里,同时容纳于其中的,还有一个小小的个体,从自身、自情感发散而出的主体性追问。陈永和在《十三姨》里也写到了“母女”间的误解和疼痛,只是在岁月的安抚下,这些情绪逐渐为感同身受所替代:直到“我”也老了,老到可以看到死,便长出了一双十三姨看我的眼睛。崔君《炽风》里母女关系的发生情境更为特殊,却仍旧落脚在人性的幽微和不忍上。因此,当“我”某天学着母亲的样子把沸水浇在鸡蛋上时,却换来了意想不到的痛斥,母亲只想让与父亲通奸的女人掉头发,却从没想过让她死——如此有力的细节,恐怕只有在极具潜力的小说家的头脑里,才得以迸发。

  谈到关系,总是难以避开爱。这一年,作家们围绕着决定人类生存和命运的基始性情感,反复用文字印证那条早已不再是新发现的拓扑学原理,此处一次不经意的振翅,在另一处看来或许就是海啸山崩、世界末日。张天翼的《重逢的三个昼夜》写同性间的深重感情。在这篇反对复述的小说里,战争、军队、失意、重逢,共同组成了一段近乎绝望的、极度纯粹且不辜负任何人的完满爱情。作者在展示其描绘人心中大江大海和每一波微澜的卓越能力的同时也告诉我们,那些已经被小说家成千上万次拥抱过的主题和故事,仍然可以在新的语境下生发出新的光景。畀愚说,《氰化钾》中的乱世之爱,只是谍战者的片段人生,而在离乱人生表象下微不足道却又深入骨髓的情愫,则可以发生在那个时代里任何一个人的身上。张翎《都市猫语》里的猫是可通人语的猫,是非人的观察和叙述媒介。两只猫的难舍难分,使得同一个屋檐下,洁身自好的出租车司机与迫于生计的卖身女之间,产生了相依和怜悯的可能。

  在文字中照见更清晰的自己

  关于自我的探询如同一枚磁石,紧紧吸附着人们。这也是为什么在张悦然《阿拉伯婆婆纳》中,会有一个无处不在又几乎已经死亡了的作家,写下一部不愿出版的作品;为什么姚丽《带刀刺猬》里的“我”明明可以发声,却拒绝与任何人交谈。因为在她们看来,一个人的首要交流对象,有且只有自己。

  小说家们或许早已达成了这样的共识,人是有限与无限、暂时与永恒、自由与必然的综合。因此,在有限、暂时和自由中寻找无限、永恒与必然,于此在的困境中确证自身的意义与价值,便成为自我对谈中赢得自我、获得自我的旨归和终点。荒芜的校园、一望无际的枯败杂草,所有人分散在其中,这是胡迁在《大裂》里呈现的困境和荒原。每个人都试图寻找出口,而藏宝图和金子,则是独属于“我”的意义空间。《花与镜》的荒原,寄生在一个机械人的世界里。在父亲彼得身上,张天翼写出了个体在地狱之中、于绝对孤独状态下的善好与自救。她让我们看到,一个已经毫无退路的人,如何对信与真保持强大的信念,并高贵地活。复杂境地中的绝对单纯,以及由此生发出的崇高的、带有悲剧色彩的人性的力量,是两位年轻的写作者贡献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确证意义与价值,并不意味着回避孤独者自我对谈中另一重充满悖论的困境。远赴澳洲体验牛仔生活的经理人,在回味自己“顿悟”的一刻依然受到善意的嘲笑:富人要进天堂,比骆驼钻过针眼还难(禹风《穿针之旅》)。比如在与特权阶层的交往中,“我”只有以大篇幅的动物学文献为保护色,才能确保内心的强盛并全身而退(牛健哲《猛兽尚未相遇》)。比如在情感结构的创面里,女孩将苗条的身体视为自我确认的对象,一旦幻象消失,暴露的则是于价值离散语境中自我信赖感的彻底崩塌(马小淘《失重》)。比如在极端的异化状态下,完全迥异的人生仍能够见缝插针地错差、置换,极度扭曲的仿象,同样可以将自我的惟一性稀释(范小青《王曼曾经来过》)。计文君讲述《化城》缘起时所用到的譬喻,或许可以看作对困境中遭遇悖论的另一种阐释:我们此刻所栖息并从中得到鼓舞的,并非真正的宝地。接下来行进的方向,取决于我们再次抬眼看向世界与自我的目光。

  在时下“无力青年”、“无为青年”甚至“失败青年”的人物群像里,《故事星球》中的阿信是少数愿意把窃窃私语转化为热切行动的人。他同小伙伴一道,在千帆竞技的资本大航海时代组队打怪,为的是让正在长高的中国抬头看一看星空。彭扬将青年人所特有的、寓于奔跑——急停——再奔跑之间的速度感和心理节奏,寄托在一个关于梦想的故事里。从阿信身上,我们可以辨认出一种处于成形过程中的“新人”的可能以及一种新的姿态,这姿态中,蕴藏着青年写作的新的路向。

  在这一年小说家为我们描绘的重重困境里,生活的走向和人物的自主性越清晰,人与世界的关系反而越繁复;人性寻绎着更丰富的藏身之地,情绪和风习更自如地参与着人的韧性和价值的支撑;新人遇到新时代水土,层出不穷,只是作品中的新人形象尚有些形单影只。但这些并不妨碍小说家们持续性的探询。在他们眼中,文学意味着不断地重新开始。就像包慧怡在《僧侣镇》里所印证的那样,文学之于人类的终极关怀,是让我们拥有无上的自由,得以携带着“死亡的苦“和”遗忘的甘”,回到之前人生的任意一点,重新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