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说与不说——谈谈三个短篇小说的写作
来源:投稿猎人(微信公众号) | 时间:2018年03月23日

  文/苏童  

  1、马里奥·贝内德蒂《阿内西阿美女皇后》

  简单地说,这是一个关于失忆者的故事。它之所以值得我们谈论,或许是因为在时髦的失忆主题的文本大军里,它显得短小,又非常有趣。

  小说开门见山,“姑娘睁开眼睛,顿时惶恐不安——”平白无故的,一个姑娘便失忆了。对于老练的阅读者来说,这样的一记惊堂木,也吓不了人,所以其效果有待观察。姑娘怎么啦?不知道。也许作者会说,也许根本就不说。

  贝内德蒂在这里采取了不说的策略。

  选择说什么,是所有小说作者必修的功课,选择不说什么,则往往是短篇小说作者的智慧,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后者决定了短篇小说的本质特征。在《阿内西阿美女皇后》中,惊堂木只是一记脆响,作者不愿交代任何姑娘失忆的原因,甚至没有任何暗示,这当然是合法的,利用的是短篇小说特有的豁免权——一个人物,无论是不是核心人物,往往可以没有什么履历,只描摹一个现状。一个核心事件,无论在小说中有多么重要,往往不提前因后果,只择取一个片段,这个片段足够可以形成短篇小说的叙事空间。我们不可以说短篇小说是从长篇小说的大面包上切下来的面包片,但短篇小说确实是要切削的,舍弃的,还要烘焙,放在粮食系统里考量,真的像一片很薄很脆的面包片。在《阿内西阿美女皇后》中,切削与舍弃都是最大化的,只由一个信息(失忆)、一个人物(姑娘)、一个地点(广场)构成叙事坐标,这样迷你的一块面包片,是否足够散发引起我们食欲的香味,烘焙当然很重要。

  马里奥·贝内德蒂

  我们不得不暂时放下条件反射下的追问,只关注那个坐在广场长凳上的姑娘的遭遇。当然,一定是即时性的遭遇——这也往往反映短篇小说作者烘焙的手艺。我们的目光投向一个乌拉圭的不知名的广场,一个不记得自己名字的姑娘,当她的周围有人走过,我们就特别焦虑,是什么样的人会停下来与她说话,那个人会与失忆的姑娘发生什么样的交集?我们的焦虑,其实就是某种香味引发的窥视欲、食欲和好奇心。

  失忆?失忆。一个现代文学常见的精神母题,直指或暗指文明社会人们通常都有的身份焦虑。我是谁?当我不记得我是谁了,所谓的身份当然也彻底丢失了,当人们谈论身份焦虑,有一半是在谈论身份丢失的焦虑。这一套路塞入短篇小说,说起来很深奥,其实也是老生常谈。但这个故事比我们预期的要有趣多了,作者是短篇高手,其实无意在这个身份焦虑上纠缠,我个人觉得,他的创作企图还是利用读者“怎么了”的心理,与其周旋,将“怎么了”的问题有效地发酵、膨胀、发展成更为宽广的人类境遇问题。

  有趣就在于此。作者把失忆的主人公设置为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而不是一个老人,这首先提供了某种莫名其妙的暧昧、古怪与惊险感。为什么是如此年轻的一个姑娘失去记忆?为什么让她坐在广场这么一个公共空间里?姑娘为什么如此享受自己的失忆症状,而且怕被别人认出来?这些疑问提供了读者充分的想象空间,她是谁?在她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但你正要展开“补白”想象的时候,这种想象又被打断了,因为那个名叫罗尔丹的中年男人来了。然后你很快意识到,“我是谁”的问题,远远不如“他是谁”的问题来得重要,失忆的女孩是谁,远远不如这个罗尔丹是谁来得重要!

  有趣就在于此。罗尔丹是谁?我们大家都希望他是一个解救者,就算不是神父,至少是个好人,很可惜,姑娘到了罗尔丹的家里,我们善良的幻想就破灭了。这个罗尔丹即使不是一个中年猥琐男,也是一个危险的侵犯者,与失忆的女孩姓名不详不同,仔细分析这个罗尔丹,他有着一系列的身份以及名字。侵犯者?掠夺者?甚至干脆就是一个强奸未遂者?他让人想到包围失忆女孩的这个世界,人欲横流,处处充满伪装,引诱,色欲,危险,暴力。

  有趣就在于此。罗尔丹的出现,让我们明白了姑娘失忆的第一重意义:一个失忆的美女为什么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因为她在等待别人命名。她的名字,本应是由别人赐予的?罗尔丹们知道她的名字,阿内西阿美女皇后,这命名并不那么贴切,其实,她的名字叫青春,叫美貌,甚至就叫迷途羔羊,当她坐在街心花园,就像是一面镜子放在那里,照射那些有名字的人们,以及他们浑浊的内心。第二重意义似乎是:罗尔丹还会回来,而失忆的姑娘将永远恢复不了记忆,她永远信任一切。因为信任一切,她永远生活在危险之中。

  当然,说到永恒性的险境,这已经不仅是一个失忆者的境遇了。

  另外,这篇小说的结构也确实有趣。小说中罗尔丹两次出场,是明显的两段重复叙述,你不认真读,会以为是印刷错误。这当然是作者有意设计的,也是精密的匠心。一种钟表一样的环形结构,叙事的指针走了一圈,看似时间在重复,人物在重复,场景在重复,实际上失忆的故事进入了一轮新的循环。那个名叫罗尔丹的男人又来了,罗尔丹无法摆脱,失忆的姑娘摆脱了一次危险,但第二次会是什么样的遭遇?谁也不知道。

  “到底怎么了?”

  “谁也不知道!”

  这通常是短篇小说的读者与作者之间最经典的问答游戏,当然,也是最有趣的游戏。

  2、君特·格拉斯《左撇子》

  君特格拉斯大名鼎鼎。读他的作品,总是会勾起我当年看《铁皮鼓》的震撼感受,一个侏儒男孩在尖叫。他发出的尖叫能震碎窗子的玻璃。这个尖叫的侏儒男孩,已经成为君特格拉斯的注册商标,所以读他的作品,你会有一种期待,这次,有没有尖叫?谁来尖叫?

  大家知道君特格拉斯所擅长的并不是短篇小说。但这个短篇小说,有君特格拉斯典型的尖叫声,我有兴趣。所谓“左撇子”,一目了然,基本上是一个带有社会学意义的隐喻。除了左派右派的暗示,在这个短篇的语境下,左撇子大约象征一切非主流的,边缘的,被歧视的少数派。读者很容易被带入,不仅你在生活中可能就是一个左撇子,还因为你的世界观可能是左撇子,政治观,信仰,甚至道德,也都有可能是左撇子。

  在《左撇子》中,我所说的君特格拉斯式的尖叫声,起初是压在两把手枪的枪膛里的。两把手枪被“我”和埃李希同时举起,但小说刚开始,明显还不能开枪。君特格拉斯让读者稍安勿躁,他用反讽的轻松笔调描写了左撇子们的纠结,彷徨,自我宽恕,自我救赎,读起来你会会心一笑,笑完后却觉得笑一定是不得体的,因为那种故作轻松的情绪里,充满了压抑和沉重的味道。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描写左撇子协会这个群体的自我认定,他们的摇摆,他们自己忽左忽右的价值观,很讽刺,很幽默,但是也充满了异端的忧伤。尤其这种异端的忧伤被夸大被戏剧化后,显得尖锐,痛感明显。

  君特·格拉斯

  从“尖叫”的音量来看,分贝并不小。小说从两个左撇子举枪开始,到开枪结束,短短的瞬间里,用夹叙的方式诉说了左撇子们的生存处境,这一次射击,表面看是左撇子中两个极端分子的一次了断,一次荒诞的矫正,其实更像一次歇斯底里的抗议。当埃李希和“我”完成那次互射,矫正完毕了,抗议也完成了。他们用一只左手为自己的痛苦埋单,毫无疑问,所有正确的右手使用者也要为偏见和歧视,从道德上埋单。这一次,我们听到的君特格拉斯的尖叫,是一声“埋单!”,玻璃不会碎,人心不至于碎,但确实是令人警醒的:说谁呢?是让我买单吗?

  这个小说的寓意容易理解,它的优秀之处,在于其抒发愤怒的精确性。精确的愤怒需要超常冷静而自信的力量。读《左撇子》给我的感受是:你看着一座火山冒出滚烫的岩浆,你对火山爆发有心理准备了,你见过火山见过火山爆发,但是火山最后爆发——“我”和艾利希失去左手的一瞬间,你还是被震撼了,你内心也会发出一声迟到的尖叫,别开枪!但是,你细细一想,要想彻底矫正左撇子,要想自然地使用右手,消灭左手不就是最简洁的方法吗?

  君特格拉斯有枪,他用枪写小说。君特格拉斯的“微暴力”,是某种文学的力量所在,当然也可涉指某种短篇小说的腕力。很少有人倡导短篇小说的力量,但事实上短篇小说只有篇幅受限,力量并不受限。我不认为《左撇子》是多么卓越的短篇小说,但是借用一个比较好的文本,我们可以获得一种另类的阅读经验,让我模拟一次孩子们的说法:有一种短篇小说充满肌肉与青筋,它允许用枪管去写。

  3、爱丽丝·门罗《办公室》

  门罗写了无数优秀的短篇,为何要谈这篇?说来话长。我2001年在爱荷华呆了三个月,闲来无聊去逛小城唯一的书店,发现一个白人美女作家(明显还是严肃作家,而且是短篇小说作家)长时间地占据了书店书架中最重要的位置。我很好奇,不知她是何方神圣,但知道这家大学城书店品味高尚,供奉的一定是一方神圣,所以,虽然是英文版,阅读有心无力,还是掏出美元买了一本《SELECTED STORIES》(VINTAGE出版社),自勉以后学好英文好好拜读。爱丽丝·门罗的这个小说精选后来被我带回家,我确实努力读过其中几篇的开头,终因云里雾里放回我的书架,从此门罗在我的书架上摆了一个漫长而寂寞的pose,她让我想起的其实往往不是短篇小说,而是爱荷华小城。

  2005年我为百花文艺出版社编选一个外国短篇读本,一心想摆脱“老生常谈”,就刻意地寻找一些“新鲜的”,后来我从一个国内选本中找到这篇《办公室》,如获至宝,怀着对门罗莫名的好感读,毫无疑问地读出了诸多好感,当然选入了我的这个选本。当20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门罗时,我莫名其妙地开心,而且欣慰,多半也是这件莫名其妙的往事。

  爱丽丝·门罗

  但我必须说,在2013年之前,我其实不知道门罗究竟写得有多好。后来补看她的作品,发现《办公室》这篇在门罗无数的短篇小说中,应该只是中等水准,但所幸这一篇有代表性,所谓门罗风格,窥此一斑亦可见全豹吧?

  《办公室》是门罗小说一贯的叙事风格,娓娓道来的生活琐事,貌似来自作者散漫的记忆和琐碎的生活经验,其实经过了精心的提炼。我的感受是,一个作家在创作时,在他们思维的背后,其实透露出某些身体语言和动作的,你依稀可以看得见。有的作家的写作感觉是奔跑型的,你总觉得他在奔跑,目的无疑是要追求叙事的高速度和高频率,又或者,他们在奔跑中蹦蹦跳跳,还不时地举起一只手,似乎要去触及故事的天花板,以达到他预想的叙事高度,不能“形而上”,毋宁死。有的作家是散步型,保持均匀的速度,以耐心抵达故事的终点,但是你也很容易看到,他在途中遇到一些岔路口,似乎迷路了,所以你会觉得他在东张西望,犹豫不决,再选择,有可能就错了,走入一条歧途。有的是攀岩型,故事就是那一堵悬岩,他们始终以惊险的方式朝高处攀登,一不小心就会掉下来。有的就很像游水型的,他们心目中的故事成为水,送他们逆流而上,或者顺流而下,当然,游泳的姿势是区别他们的关键,有的泳姿漂亮,可以有效利用水的浮力,有的是勉强的狗刨,让你担心他会被水呛着。

  而在我看来,门罗有一种典型的家庭主妇的身体语言,很像是一直弯着腰,在自己的家里,或者在家门口的街道上,用一把特制的扫帚扫地。这样扫啊扫啊,扫出了她的几百个短篇小说。请不要以为这是我对她的不敬,相反,恰好是我感受到了她的特殊,极其喜爱这种独特的态度。她从来不会刻意拉高自己作为作家的姿态,反而习惯弯着腰,她似乎不认为小说需要强大的故事性来驱动,因此几乎不经营故事(所以爱看故事的读者大概不会太喜欢门罗)。你可以说她扫地扫的是记忆。她信任自己的记忆,信任自己对生活的观察和感受,哪怕生活本身是平淡的,甚至是死气沉沉的,她的习惯,或者说她的写作道德,恰好是向这份平淡这份死气沉沉致敬。她弯腰扫地,当然是有所企求,那很像是从满地的灰尘和垃圾中,索取某种遗落的珍宝。对于别人来说那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对于她,却是本能,是自然而然。而且,她竟然可以做到。

  恰恰是一种低姿态的写作为门罗带来了难以撼动的尊严,那不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妇女的尊严,更不是西方常见的女权主义的尊严,而是门罗式的尊严。这尊严来自何处?值得探讨。与欧陆的女性文学传统比较,门罗的写作与勃朗特姐妹的《简爱》《呼啸山庄》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达洛威夫人》,甚至上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多丽丝·莱辛之间,似乎没有太多的可比性,她写得家常,写得碎片化,更重要的是,她似乎有意无意切割了与这批作家的联系,并无为女性权利发言的任何痕迹。与另一个具有国际声誉的叱咤风云的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相比,门罗明确表示自己不是女权主义者,对政治无感,她只是一个酷爱短篇的家庭主妇,而且坦率地承认,自己不是不想写长篇小说,是不会写长篇小说——这一点很有意思。我们不必计较她这样放低身段,到底是自卑,还是一种傲慢?她对自己作家角色的极其家常化的自我设定,几乎是反传统的,这与她在读者心目中的大师角色是否会产生矛盾?换句话说,如果她是大师,那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不是大师?卡夫卡福克纳还是不是大师?现在看来,这也越来越不是问题了。在文学价值观越来越多元化的时代,门罗,就是个令人意外的个案,以我的感受来说,她就是一个以扫地姿势写作的大师。也许门罗给人以足够的启迪。这个时代大师的使命已经更改,呐喊也许多余了,到广场上去呐喊,不一定能打动人心,大师可以潜伏在厨房里,婴儿床边,可以靠在自己家的门廊上与邻居谈天说地,或许,这个时代的真理,也可以以窃窃私语或者煲电话粥的方法去发现了。

  不呐喊,只是窃窃私语,这是门罗获取尊严的独特路径。与其说门罗诚实,不如说她勇敢。作家为何人,写作为何物,她是不承认任何教条的。绕过了这些教条,她获得了解放,也成全了自己的写作。如果说门罗创造了任何新的教条可以参考,那就只有一句话:我,就是小说!

  我,作为一种尊严的伦理基础,其实已经够强大了。读门罗,读的就是这种尊严——“我”的尊严。门罗写了几百个短篇,在毫无野心的情况下,以一个现代女性对生活细腻的触觉和灵敏的知觉,慢慢征服全世界的读者。读门罗,你恰好需要对现实生活有一个自然的“反文学”的认识,你的生活不是充满珍奇的宝藏的,你的生活往往琐碎无趣,就像一堆垃圾那样躺了一地,关键是用扫帚将其扫开,不停地执着地扫,如果你扫地像门罗扫得那么好,最后一定会扫出一块宝石,交给读者。

  从某种意义上说,门罗的小说不宜复述,复述会觉得索然寡味,你必须读,在阅读中才可以发现,有这么一种小说,以女性的细微和轻柔触及生活的核心,那么微妙,那么打动人心。

  再谈谈《办公室》这篇小说。

  我前面说过,这不是多么出色的门罗小说,但是标准的门罗扫地扫出来的小说,她扫出的那块宝石,主要镌刻着一个人物形象,就是房东马利先生。如果你对门罗小说的人物形象做一个基本概括,会发现,她对好人与坏人一样无兴趣,她特别喜欢并且擅长描写某种中间人物。

  马利先生就是这么一个典型的中间人物。他对“我”的善意的骚扰,依据也许仅仅是“我们都是有爱好的人”。“我”迷恋写作,他喜欢制作船舶模型,被他理解为某种共同语言。他对“我”的殷勤,目的隐晦,并没有流露出多少性的色彩,更多的是流露出一种控制欲,是房东对房客的控制,也是男人对女人的控制。

  马利先生毫无疑问是个加拿大男人,但我们都觉得似曾相识吧?他似乎就是你在一个中产阶级社区的隔壁邻居。一个文明的、自以为是的、伪善的中产阶级男人,他内心的邪恶被教养所掩盖,他永远需要另一种伪善,可以与他的伪善合作,但偏偏“我”是不合作的人。因此,所有披在马利先生身上的文明的面纱被揭开,“我”受到了几乎是阴险而下作的惩罚,被迫离开这间办公室。一个写作的家庭妇女终究又回到家庭去了。

  我想我也许不应该联想到“娜拉”。以门罗的写作理念来看,《办公室》与一百年前的易卜生《玩偶之家》毫无一致,门罗对娜拉为何出走是不敢兴趣的,她通常对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样了,更感兴趣。但这篇《办公室》,与她更著名的那篇《逃离》一样,恰好在一百年后,巧妙应和了“娜拉出走之后”怎么样的悬念。门罗以一个现代的答案,回复一个古典的命题。在这篇小说中,一个为了写作离家租房的“娜拉”,是被她的房东赶回家庭去的,在加拿大这样的国家,女性解放早已不用呼吁,但门罗的一个短篇无意中提出了某种质疑,不一定。解放之后,还有其他问题呢。怎么没有问题呢?仅仅是一个马利先生,就把一个写作的娜拉赶回家了。女人在家通常要面对一个丈夫,但是,女人离家后,或许要面对一千个房东马利先生。如果我们不忌讳过度演绎一个短篇小说,权且做出这么一个额外的注解,是不是也很有意思?!

  门罗的办公室在哪里?或者,女人的办公室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