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玲玲:十年前我着急寻找的答案现在都有了
来源:青年时报 | 时间:2018年02月02日

  见习记者王亚琪

  ●新荷档案

  张玲玲

  女,1986年生,浙江省作协会员。曾获2016年浙江省文学之星优秀作品奖以及浙江省百家内刊精短篇小说奖,并入选2016中国小说学会中篇小说排行。小说散见于《山花》《西湖》《中篇小说选刊》《青年文学》等。

  上海有名的思南路,集中了老上海近乎全部的民居样式。在这里,没有来来往往的公交车,也没有喧闹不息的游人,有的或许只有那百年梧桐悠悠飘落于地的美丽姿态。张玲玲的大学时光便是在此度过,时隔10年,当她为了写作再次回到这条老街时,身边虽然已没了初恋男友,曾经的阿娘面馆也换了店老板。但她还是觉得熟悉——“我不能很准确说出这种亲切的由来,大概就是有一段重要的时间跟它相关。它的气味是没变化的。”

  2004年,张玲玲还是个普通的中文系学生,就读的上海大学就在思南路边上,彼时她最爱的就是开在这条路上的阿娘面馆。踩着金黄的梧桐叶,牵着男友的手,寻找着各种美食,可能是最不能割舍的记忆了。当时的她还未曾预料到未来——她会成为记者、编剧甚至作家。

  “我一直都想写东西,但我不敢去把写作当成一份职业。”与张玲玲毫不犹豫地选择中文系不同,学生年代她听得最多的便是“中文系是我最后的选择”。在那个时代,仅凭写作要养活自己实在太不容易。但当一个人真的想要写些什么的时候,谁又能拦得住她呢,所以即使之后在杭州做了7年记者,即使要与身处杭州的丈夫、女儿分离,她还是会说“于我,写作是最重要的事”。

  她要回去,就算生于江苏、长于浙江,她最割舍不下的还是作为中文系学子在上海度过的那几年。

  “但我也必须承认,曾经做记者的经历让我受益无穷。这个特殊的身份会逼迫你自己跟社会的关系,这跟以前在象牙塔的学生身份是很不一样的。”张玲玲在记者与作家的转换过程中,捕捉到了很多曾经被大多数人视而不见的东西。“比如我的作品《平安里》讲的是拆迁户。这个故事的起源就在于做记者的时候我常会碰到钉子户,作为记者去观察时,关注的往往是外在形式。但成了作家之后,我就能把那些曾经没有表述出来的内心深处的想法,去更好地表达。你会想去看看文明背后的废墟,去问问他们到底想不想搬。这之后你才发现,拆迁户们是急切地想跟上时代,但却被落在后面的一批人。”

  当然也有朋友对她的行为感到不解。“他们会觉得我很奇怪。”当问到父母、朋友、同事对她的看法时,张玲玲几次三番地用上了“奇怪”这个词。“我的身边,真正写小说的人不多,有的更多的是一些记者朋友,而我对赚钱啊,职场竞争这些都不太感兴趣,这大概会显得比较怪异吧。”

  只不过,10年前的张玲玲或许还会因为学业压力、失恋等原因而焦虑不已,10年后的张玲玲已经不再为一些事着急。“大三到大四那一年,我不知道未来会走到哪里,因为我迫切地想知道自己30岁、40岁会是个什么样子,还一度情绪抑郁、厌食。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告诉那个年轻的自己,你不要太焦虑,如果烦躁你可以写东西,写着写着一切也便会有答案了,时间一定会给你最好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