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讲过去的事情给你听

来源:文艺报 | 时间:2018年01月02日 11:11:25

  文/李蔚超

  日本侵略者,曾是新中国文艺中再清晰不过的民族公敌形象。然而,上世纪80年代,急于融入世界、追赶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在民族公敌的文化想象之外,平添了“将日本定义为现代/西方文明及日本民族精神及东方文化完满结合的范本”的“日本神话”(戴锦华《昨日之岛》)。

  1999年,戴锦华充满洞见地对“新时期中国文化中的日本想象”展开描述,准确地勾勒了“日本想象”的复杂和多层性:“日本,在新时期中国的文化建构中,占据着一个重要而尴尬的位置——一种极为繁复的情结,一处年代久远却依然作痛的伤口,一个重要的、缺席的在场者的角色。”她分析了上世纪80年代“人道主义的名义”之下,一批文学电影作品出现了“关于昔日日本占领军的深切忏悔,更为典型的则是情感充裕地书写战争浩劫下的个人(中国人和日本人)的苦难”,并且流露出对“同为受害者”的日本人“一份宽宏与歉疚之情”。目的含混的“歉疚”,受侵略方对侵略者的主动宽宥,连带着不时出现的日本右翼的新闻传播,势必牵动着未曾痊愈的民族情感“伤口”,“新时期中国的日本想象”,构造并显影了中国面对日本极端复杂的文化心理。

  时隔20年,中国的日本情结是否解开?民族伤口可有痊愈?中国能否不再以镜中他者的眼光打量自我?来自戴锦华的启示,是我思考当代文学中的日本话题的出发点。

  近几年,重要的儿童文学作家先后推出了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各大出版机构也在促成抗战系列小说的创作,新一轮“抗日战争儿童文学热”值得我们深思。儿童文学的特质——早于任何史笔的针砭与彪炳,儿童天然的弱小和纯美便宣判了一切战争的残酷与不义,“战争儿童文学”在各国的文学中都有荡气回肠、忧伤哀艳的作品存世。浴火重生的中国自不例外,“日本侵华战争”中的中国儿童小说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起自成一脉,绵延至今。而儿童文学携带的大众文化的社会属性——拥有庞大的少儿读者群,肩负着不容推辞的教育伦理,因此,儿童文学所包含的文学观、价值观、意识形态更主流而趋近保守,就是说,它较少冒犯常识或批判通行价值观,其柔曲、亲切的姿态,更易被大多数所接受,因而,儿童文学中更易观察到深潜而游弋的社会文化心理。

  我选择了影响广泛、不同代际的儿童作家的作品为对象:曹文轩《火印》、李东华《少年的荣耀》、史雷《将军胡同》和左昡《纸飞机》,考察今天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如何讲述20世纪关乎民族命运的“那过去的事情”。

  历史、旧时光、故事场?

  侵华战争似乎早已内涵为中国人的社会统识,在几部小说中,从天而降的日本鬼子成为开启时光隧道、将故事嵌入特定历史的叙事节点。

  《火印》的主角是一匹骏马,曹文轩赋予它人格,这匹神骏的白马被掠夺、被暴力驯化、被迫母子分离,遭受了战后心理创伤,终于发愤抗争并实施复仇。故事的走向有些令人始料未及:这匹“马”被赋予了战争中由屈辱到反抗的命运与品格,在结尾处,也正是这匹马而非少年或中国士兵,最终迫使罪魁日本将领坠崖而亡。我说“始料未及”,是源于骏马角色转向的突然。小说伊始,小说的叙事大多从少年坡娃的视角而出,骏马本是少年人情谊深重的对象,一个典型的爱欲客体,小说叙事逻辑原本坐落痛失骏马而体悟侵略的不义、日军的残暴的少年,终于奋起反抗之上。然而,故事行进至中途,骏马忽然被压上不容推卸的“大义”,少年则失去了抗争的主动,沦为复仇的“见证者”,在篇幅不长的小说里,骏马由爱欲客体到主体的转圜,我们的情感认同从少年到骏马的过渡,留下了许多富有意味的、暧昧的、不甚自洽的裂隙与抵牾。也许,《火印》最初的意旨在于以更宽泛的人性的名义示范超越战争、超越人类一己的爱,这本是曹文轩儿童文学中最动人的特质。在我看来,小说不完备的形式并不能恰切地处理那段历史的特殊经验,于是,历史仅仅成为考验人性与爱的空间。然而,当与抗日战争这样的历史时刻相遇时,“那依然作痛的伤口”与无法脱离的民族感情,以更内化而微妙的方式催迫作家做出左支右绌的选择:人物必须要站起来抵抗!可是,爱马的日本军官和为寻找马驹而死的日本少年,远称不上十恶不赦,至多是因人性中的“执念”而“不乏歉意”地掠夺了他人的所有物。作为客体的骏马,忽然便富有了主体性和抗争主动,这种转化的内在动力,作者并没有给予十分有效的交代和铺垫,原本应获得我们全部情感体认的反抗和复仇部分,便显得牵强无力。

  无须拿《四世同堂》为证,我们即可辨认出,以日军占领北平为背景、小说空间置于北平胡同中的《将军胡同》与我们文化统识的差异。小说中,日据时期的北平胡同,不见战火、饥馁、杀戮,就连占领下的恐慌与焦虑也十分罕见。小说始于“姥爷的六十大寿”,院内搭起幕布,皮影戏正开唱,8岁的主人公“我”急忙去看二舅的鸽子。我一度以为这是“渔阳鼙鼓动地来”般的序幕,然而,自始至终,“霓裳羽衣曲”,迟迟未惊破。斗蛐蛐、养鸽、看猴、玩蝈蝈葫芦……小说叙事迷醉地萦绕于独具北京风情的游戏、饮食、习俗,风俗描摹串联起人物的日常。死亡不可避免地降临(“我”的玩伴秀儿的父亲死于日本制铁所),然而紧随死亡而来的,是颇富有北京民俗风味的放风筝(“雏雀儿”)和探讨《相狗经》的情节。小说有些怪诞地终结于一场华丽、复古意味十足的“大清国三等奉国将军”的葬礼。亦不必对比邓友梅的《那五》,我们即可质疑,历经了中华民国二十载的北平汉族知识家庭,是否会“按照《大清会典》规定”为一位死于日本枪弹下的义士举行葬礼;纵使有,这种情况有多大偶然性。

  小说的附录,题为《〈将军胡同〉名物考》,它部分解答了我对小说的疑问。这份附录详实考证了小说每章中的“物”的历史,这恰好对应了这本书的评价,对其认可大多聚焦在其对北京风物节令的耐心展现上。因而,与其说《将军胡同》“考古癖”式的书写联系着日据北平的历史,不如说这是一场通过讲一段过去的故事、描摹曾经的“风物”而塑造的怀旧情思。上世纪末至今,怀旧始终是城市小资们迷恋、热衷、消费的格调。通过对往昔社会“物”的复制,怀旧勾画着怅然回首的世界,营造着某种未曾存在过的、氤氲迷人气韵的想象的氛围。然而,战争始终是血污泼洒、惨绝人寰的历史,它并不能提供一处静好宁谧的岁月,即便有也是属于少数人的,为何人们可以欣然接受停摆于此的“怀旧”呢?是因为当初的少数变成了今天的多数,怀旧所依托的情感结构更易接受吗?城市中产无疑是今天文化产品的消费者,在我看来,消费期待又反身限定了文化想象。于是,少数人的命运被向往、被选择、被拥抱,被一厢情愿地置换为多数或普遍。在同样包含城市平民与八旗贵族文化的胡同岁月中,以中产家庭为主的读者对象,单单为“将军胡同”的“旧时光”所倾倒,也许这本没什么好稀奇的。

  岁月静好,战争的反面?

  顺着属于中产读者的审美目光,我并不惊诧地在几部历史小说中读到了“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意味。几部小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相近的叙述模式:在日本人进村与进城之前,“那里”是一片古典、优美、农耕文明的乡村或桃源,孩子们由日军占领区域逃至暂时的桃源,那里依然静好而安稳。四部小说隐约发出近似的感慨:如果日本人不来,我们的日子多么好。这与我们对现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本理解显然有出入。几部小说承袭了现代文学中“风俗志”一脉,他们笔下的生活场景风物各具特色,描写的儿童的游戏、乐趣别具一格,由此获得了“中国式童年”的命名和认可,《少年的荣耀》则着墨于乡村劳动,《纸飞机》兴味盎然地写着“舌尖上的重庆”,《将军胡同》考据般再现老北京“玩意儿”,《火印》里有草原少年牧羊跑马的英姿。

  无论如何,作家敏锐的历史意识和尝试建立历史感的努力无需置疑。李东华谈到她的创作缘起于对父辈亲族历史遭际的感触,以及据此所做的家族考、地方志调查,呈现在小说中则是真实可感的乡村生活。生于北京的史雷和生于重庆的左昡则尝试通过文献和亲历者访谈,去还原一地一时的人的际遇命运,建立个体与国家民族的关联,他们也有意识地要带动他们的读者走进那一段国族历史。《纸飞机》用一种甜美、温软的腔调,借助扎实的史料与想象,左昡讲述了日军大轰炸下的重庆,那些战争中饱受磨难的中国人,在家庭、邻里、同乡甚至陌生人的支撑下共渡存亡难关的故事。许多对轰炸场面特别是噬人的火焰的描画、对死亡与伤逝的情感呈现,都曾使我动容。苦难与日常的辩证法——这是几位作家的共同的艺术选择,秩序井然的日常生活,控诉着战争与苦难的不义、残忍、反人性。遗憾的是,或许是“现世安好”的经验局限了作家的苦难想象,小说中落笔生活,则兴致勃勃,笔涉苦难,则如隔雾障。苦难与生活,仿佛水与油,似乎无法在小说中彻底交融,更难以产生“辩证”的张力。

  “战争的框架”与故事的价值

  或许问题不在于我们的初衷,而在于我们能否使用新的“框架”去看待那场战争浩劫,能否有一种新的方式,讲“那过去的事情”给今天的孩子听。

  《将军胡同》里,友善、优雅、痴迷东方文化的日本平民老横泽一声慨叹:“如果中国人能把这样的精细劲儿放在经国大业上,那么日本人还能像现在似的吗?”小说中,茶馆里坐着的中国人“都呆住了”,深以为然,久久回味。姑且不必还原到老舍《茶馆》中的场景去想象这一情节的合理性,小说显然将这句意思接近上世纪80年代广泛接受的“落后就要挨打”的警示,视为侵略战争与民族灾难的根源,这是如此典型的现代性的逻辑。曾经落后于世界现代性进程的我们,在焦虑中将他人的逻辑内化于己心,而遗忘了战争正是现代化最激进的灾难形态,灾难的起因不在于资本主义现代性食物链的下层,而在于居于上层者无穷膨胀的需求和野心。

  从“80后”城市一代到今天的儿童,大多成长在日本动漫和游戏创生的“二次元”世界中,经过了小清新、萌态文化的洗礼,有过赴日旅行的经验,孩子们早已领略并亲近着日本的“先进”与“优雅”。在我看来,今天社会文化中的日本想象“作为不曾治愈的伤口”,对于不曾有战争记忆的几代人来说,可能更易催生出简单的“民族主义”或冷漠的“虚无主义”的情感,他们所不知道的恰恰是他人——并不是少数人的痛楚,痛楚背后的深层因由,他们缺少的是理解这些因由在今天与未来可能造成的威胁。

  今天的世界,战争从未停歇。美国学者朱迪斯·巴特勒曾讨论“战争的框架”对人们看待战争的影响,在她看来,今天人们对于战争的讲述、呈现,使得一部分人的死亡变为不可见的,她更加清醒而痛彻地提示我们,信息的选择性传播伴随着传播能力的增强,也有可能会使战争的恶果得到扩散,人们无法意识到战争造成的损失,甚至将恶果认作日常生活的寻常基调。可怕的是,在技术发展的作用下,当前战争大有侵入民众日常生活之势。在中国以及中国与外部关系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日本侵华战争仍然需要我们进行历史的反思。而对待历史的态度,不仅需要审慎、严肃的态度,更需要对早已内化而不自知的情感结构的自反式省思,以及对应现实与未来的讲述方式,这也是今天我们需要继续讲“那过去的故事”给孩子们听的缘由。

  如果说,儿童视角使文学获得一种成人退化了的审美与感知能力的话,那么,我们不得不小心,儿童视角可能提供了回避伦理判断的借口,儿童世界因此成为一处镜花水月般的乌托邦。这番意思是否言过其实,是否是对儿童文学的一种苛责,我自己在思考和写作时,也不曾有过迟疑与犹豫。然而,也许问题不在于苛责与否,问题恰恰在于这种犹豫与迟疑的态度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