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挺:我把焦虑加到小说里
来源:钱江晚报 | 时间:2017年09月05日

  文/赵挺

  1988年生于浙江宁波。著有长篇小说《我与世界无关》等,另有《最后的吉他手》、《后排生与江南水怪》、《夔死南方》等若干中短篇小说在各大期刊发表。

  人在无聊的时候就想换一个地方。

  2013年的秋天,我去了老挝首都万象。住在湄公河边的一家小旅馆。我天天捧着笔记本电脑坐在小院子里构思着一部“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小说。老陈跟我说,可以,这样很有作家范,说不定你就是男版的玛格丽特杜拉斯。老陈是摄影师,是我为数不多坚持着所谓“理想与情怀”的朋友。

  我捧着500个字回国和老陈见面。老陈插科打诨地问我,知道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吗?走,我们出去。第二年我跟着四十多岁的老陈,几乎把东南亚的国家都走遍了。老陈一路拍了无数的照片,离他心目中的伟大摄影师又近了很多,然后问我,知道你想要写什么了吗?

  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

  回国之后,老陈和我谈论各种东西,文学、美学、哲学、宗教甚至法律等等。探讨所谓的世间百象,人性幽微。

  有一次,我们站在夜晚的顶楼,老陈说,“你背对我看着灯火辉煌的城市,我给你拍一张照片。”拍完,老陈问我,你觉得什么样的话能配得上这张图片。

  我说,城市悠久辉煌,背影年轻孤独。

  老陈说,是个好句子,但是不足以配这张照片。

  那究竟什么样的句子能配得上这张照片呢?我想了好几天都没想出来。

  2个月以后,我在一家房产的DM杂志上,看到我这张照片被作为封面,上面配的句子是:临江大府,均价35000元。

  与此同时,老陈激动地打电话给我,这照片被作为杂志封面了,付了他5000块稿酬,还让他做杂志的兼职摄影师。老陈开始有点忙了,而我又在家里无所事事地开始写作。

  很多人总问我,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我仔细回想了一下,大概就是1997年我上二年级的时候,我就有那种不想好好待在学校里然后也暂时想不出去干吗的冲动。那天,我第一次逃学了,然后躲在家里用小霸王游戏机把魂斗罗给打通关了,之后我兴奋地写下了那一整天的感受,写完我爸妈破门而入把我暴打了一顿。

  从2015年老陈融入房产大军给他们拍照开始,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写了几个中短篇小说。在写小说和写完小说的时候,我一直在焦虑我写什么而又写了什么。周围亲戚朋友得知我是一个作家,纷纷给我提供诸如“家族破产,赌博被抓,小三上位,婆媳翻脸”等等各种精彩纷呈的故事。

  这种时候,我就会很焦虑,我的写作如何摆脱这些东西。我曾经把这些焦虑加到了我的小说里,突然发现,有了一种自己想要的情绪和感觉。

  

《南方,慢速公路》(节选)

  当我准备去北方的时候,我的车子卡壳了。

  七八点钟的太阳正照耀在这条公路上。我是个晃晃悠悠的人,却富有意味地挑了这个朝气蓬勃的时间点驾车北上,可火花塞或者点火线圈又或者是别的原因,让我的车直接停在了路边。此时,我大概离开家往北只开了一公里……

  在这个夏天我感到久违的凉意,是在凌晨十二点半的时候。这个时候整个世界像被冷却的蒸笼,每个出现在我眼里的人都像被剩下的冷包子,包括我自己。审视完这个世界之后,我审视了一下自己的钱包,一共大概一千五百块的钱。我所在的城市离北京大概一千四百公里,如果一路上无所顾忌地多踩几脚刹车,可能连油费都不够,如果无所顾忌地开上国道,可能长三角都开不出,如果再无所顾忌地开一天停两天,只能绕着这个城市开两圈。我用一天的时间证明,无所顾忌不仅很酷,而且很残酷。

  这个时候我发现自己有所顾忌了,于是挪动了一下屁股,从人行道挪到了旁边的花坛。我坐在花坛边,面朝左右两边无限延伸的马路,此时我身边已经多了阿图和阿蒙两个人。这是我从夕阳西下打电话开始,在他们无数个“再半小时再十分钟马上就到”之后,终于在十二点以后和我一起坐在路边的。

  阿图和阿蒙是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好伙伴,长大以后依旧是我的狐朋狗友……

  我夹着阿图递给我的烟说,我的车子坏了。

  阿图吸了一口烟说,去修啊。

  阿蒙叼着烟说,对,去修啊。

  我继续夹着没点着的烟说,我要去北京。

  阿图吐了一口烟说,去买张机票啊。

  阿蒙将烟蒂踩灭说,对,几百块而已啊。

  所以说,在陈小猫的眼里,阿图阿蒙之类是绝对没有成为哲学家的潜质的。因为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太简单了,他们没有任何的焦虑症。